內容簡介
基督教與古典文化是思想史上的一個永恒話題。基督教和希臘哲學的相遇在4世紀達到瞭高峰。這種相遇*主要體現在巴西爾、納西昂的格列高利、尼撒的格列高利和瑪格裏娜這四位卡帕多西亞基督教思想傢的著作中。他們的思想對後世的基督教神學産生瞭巨大的影響。
《曆史與思想研究譯叢 基督教與古典文化:基督教與希臘主義相遇中自然神學的轉化》作者耶羅斯拉夫·帕利坎考查瞭他們著作中基督教與希臘主義的碰撞與融閤。從作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對於希臘古典文化的重塑。
作者簡介
耶羅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耶魯大學曆史學教授,著名的曆史神學傢。其他著作包括《大學理念重審》《基督教傳統:教義發展史》《曆代耶穌形象》等。
目錄
前言
縮略語
第一部分 作為護教學的自然神學
一 古典文化與基督教神學
二 作為護教學的自然神學
三 否定的語言
四 上帝與認知方式
五 一與多
六 作為有序整體的世界
七 空間、時間與神明
八 上帝的形像
九 眾善之源
十 從命運到目的
第二部分 作為前提的自然神學
十一 基督教神學與古典文化
十二 作為前提的自然神學
十三 超越性的語言
十四 作為理性之成全的信仰
十五 一與三
十六 作為偶然創造的宇宙
十七 救贖的經世
十八 人性的轉化
十九 理性造物的敬拜
二十 來世的生活
古代和現代資料中希臘專業術語錶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曆史與思想研究譯叢 基督教與古典文化:基督教與希臘主義相遇中自然神學的轉化》:
某些古典思想學派,甚至某些基督教思想學派想當然地認為人能夠認識神聖事物的本質。當否定語言被用來反對這種妄想時,它的破壞性可能就在於拒斥一切認知方式,因為人們期望能夠通過認知方式獲得某種自然神學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僅是“人的聲音所無法錶達的”,也是“人的理性所無法理解的”。從卡帕多西亞教父否定神學的這種論證法,似乎可以輕易地得齣這樣的結論:在他們看來,認識論的事業——事實上,正是信和望,以及所包含的愛這三樣事——注定是要失敗的,因而不值得去嘗試。人們很容易得齣這個結論,但應該是錯誤的。因為否定神學不僅可以解釋為思維的一種界限,同時也可以理解為心靈的一種解放,使人的理性——它是上帝的形象——在為它設定的界限之內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思考。事實上,卡帕多西亞教父的認識論體係是對認知方式的一種大膽而雄心勃勃的探索,將這些認知方式推到各自的界限之處(有時或許還超越它們的界限),並將它們與自然神學整體上聯係起來,雖然對否定語言並非完全沒有修正。他們不僅在護教作品中這樣做,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如此。納西盎的格列高利引用並贊同他對手關於“不同類型的生活和愛好”的話,這些不同“按著信心的程度”引導人走嚮“不同的地方”,因而被稱為“方式”,認知的方式。
於是,尼撒的格列高利先是警告任何過於膽大妄為的探求者,不可在口頭上甚或在思想中自以為擁有關於“那個神聖而不可言喻之世界”的知識,聲稱能夠理解那個世界,那是狂妄,然後他詳盡列舉瞭四種認知方式‘9],這些方式閤起來,囊括瞭“所有真實地進入我們理解範圍的個體事物”。它們是:“沉思存在於廣延(距離的延伸)中的對象;沉思提供空間上的容量觀念的對象,在這個空間內考察它的細節;沉思在視覺領域內呈現的對象,這對象被某個本原(arche)或者目的因(telos)限製,在各個方嚮受到非存在的包圍;沉思那通過性質的某種聯係,結閤死亡、忍耐力、變化和變遷被領會的現象。”然而,就歐諾米而言,是否可以從這樣的一個目錄得齣結論說,在思考“那些我們從上麵知道的事物”時也仍然“保存自然秩序”,因而能夠宣稱對上帝本體的認識就如上帝本身那樣多?在某種層次上,似乎確實有一種“自然秩序”,這些認識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與認識上帝的方式之間有某種可識彆的對應性,因而分類研究認識造物的一般方法作為討論多少有點類似的認識造物主的方式的前奏,是有益的。但在更深的層次上,由於否定神學,人們會認為這樣的對應和類似不隻是為認識終極實在提供綫索,而指望它們提供更多的信息。尼撒列齣這樣的目錄,其本意不過是給齣知識分類的一種便捷方法,他並沒有打算將它作為獲得知識的途徑,尤其不想作為獲得關於上帝的知識的途徑。
……
前言/序言
當我受阿伯丁大學校長和評議委員會邀請,於1992-1993年作關於自然神學的吉福德演講時,我就知道我會利用這次演講機會,直接而詳盡地闡述基督教與希臘主義相遇這個永恒話題,因為那一直是“自然神學”這個觀念的曆史基體。我在準備和寫作基督教教義史的四十年中,一直專注於這個問題,尤其因為這個領域最偉大的前輩阿道夫·馮·哈納剋(Adolfvon Harnack)已經使“基督教的希臘化”成為他自己闡釋的核心。我這裏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通過考察4世紀——吉爾伯特·海特(GilbertHighet)認為這是“希臘化一羅馬哲學和基督教思想融閤的關鍵時期”——的這種相遇,因為相遇和融閤都體現在世稱三大卡帕多西亞教父,即納西盎的格列高利、凱撒利亞的巴西爾以及尼撒的格列高利的思想中,也體現在“第四位卡帕多西亞教父”,即後兩人的姐姐瑪格裏娜的思想中。
本書采用這樣一個題目,乃是嚮以前用過該標題的兩部學術著作(Cochrane 1944;Nock 1972,2:676-681)緻敬。不過,我或許應當一開始就說明一下,這些吉福德講座是在什麼意義上討論構成這個題目之一部分的“古典文化”的;或許更重要的是,說明這些討論不是在什麼意義上討論“古典文化”的。在準備這些演講時,始終有這樣一種誘惑:先去追索從卡帕多西亞教父經普羅提諾到亞裏士多德、柏拉圖以及前蘇格拉底思想傢的發展路綫,五十年之後再開始撰寫自己的作品,要與維爾納·耶格爾(Werner Jaeger)那頗受爭議的三捲本作品《教化》(Paideia)完全不同,並且篇幅要超過三捲。然而,我頂住瞭這種誘惑,不隻是因為它遠遠超齣我的學術能力,而且因為我這裏隻是根據副標題“基督教與希臘主義的相遇”來思考古典文化,而不是討論古典文化本身,當然,就它本身來說,首要的問題是應當如何思考它。
就此而論,我也要抵製另一種誘惑,我不能用同樣的學術能力為自己開脫,這種誘惑就是將“相遇”的曆程和卡帕多西亞教父的觀念迴溯到他們的希臘基督教前輩,尤其是查士丁(Justin)、亞曆山大的剋萊門(Clement of Alexandria)、奧利金(Origen)和阿塔那修(Athanasius)。因為我已經在《基督教傳統》(The Christian Tradition)的第一捲以及其他著作裏討論過這個問題,至少討論瞭一部分,我不希望本書又擴展成另一部五捲本的著作。不過,為瞭信基督的希臘人,也為瞭古典(非基督徒)的希臘人,我這裏基本上隻有當卡帕多西亞教父自己的作品和思想中齣現思想的淵源問題時,纔會引入這個問題的討論。卡帕多西亞教父更多也更明確地傾嚮於認同亞裏士多德,尤其是柏拉圖,而不是普羅提諾(Plotinus)或者坡菲利(Porphyry).盡管後兩人在時間上距他們更近,在思想上也往往如此,在這方麵我聽從他們的指引。然而,參考書目——我把大量以前的吉福德講座放在裏麵——確實提到我賴以討論這些問題的其他學者的一些作品,讀者也可以拿它們作指南,瞭解希臘思想從荷馬、赫希奧德和最早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傢到卡帕多西亞教父的發展曆程——必須記住,這是經曆瞭一韆年的發展。
對於有些聖經段落(尤其是羅12:1,林前13:12,腓4:8),雖然其他英譯本似乎更受人喜愛,但是就基督教聖經來說,我通常盡可能嚴格地采用1989年的修訂版英文聖經。當然我的作者們有完全不同解釋的那些段落除外,他們的理解之所以不同,有時是因為新約裏的異文(比如約1:18,提前3:16),但更多的時候是因為七十士譯本(LXX),即他們的舊約,翻譯不一樣。因此,我在《詩篇》裏也一以貫之地遵守七十士譯本裏獨特的章節編號,所有的七十士譯本的用法都采用阿爾弗雷德·拉爾夫的最新版本(雅典和斯圖加特,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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