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思维：国家智商VS个体智商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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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重新定义了互联时代的“智商”，对于无数个处于互联、社交、移动的个体而言，“智商”不只是个体智力水平与认知技能的测量，而是对群体的交互和复杂协同能力的深度分析。

　　“蜂巢思维”——社群时代的生存法则。每个国家的“工蜂”们创造了其实力超强的“蜂巢思维”。一旦该“蜂巢”建立起来后，个体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很小。本书揭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论：你的智商不能预知你的成功与否，我们身边的高智商同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更聪明的团队更具协作精神，协作引爆更大的共享红利。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的社交化业务模式，“蜂巢思维”是“社交化业务”必备的思维模式。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个体智商的问题。但研究表明，国家智商比个人智商更加重要，而且一个国家平均智商的差异比个人智商的差异更能说明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集结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国家智商的差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国家间的不平等。个人智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工资、信息处理能力和脑容量上；而国家的智商水平则是其整体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且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加雷特?琼斯通过研究还发现，统一测试中的高分者应对目前社会的挑战更加轻松自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身边的高智商同伴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琼斯形象地指出，每个国家的“工蜂”们创造了其实力超强的“蜂巢思维”。一旦该“蜂巢”建立起来后，个体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很小。琼斯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通过更好的营养和学校教育，我们可以提升智商水平。如果全球范围内都按此去做，那么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会逐渐消失。

作者简介

　　加雷特琼斯(Garett Jones)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经济学副教授。在《纽约时报》《福布斯》《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者。

　　郑常青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拥有多年互联网工作经验。关注创新、互联网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话题。译著：《决战第三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与营销新规则》《创新的扩散》等。

精彩书评

　　《蜂巢思维》揭露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同伴的智商水平的影响比你想象的大得多！我们的世界被这简单的事实影响着，但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人讨论过它。

　　——泰勒·柯文（TylerCowen）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大师

　　边际革命博主、《大停滞》（TheGreatStagnation）作者

　　很多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总会认为是他们的才智与天赋成就了自己的成功。但如果我们的才智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呢？《蜂巢思维》一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同时为如何构建更加和谐繁荣的社会指明道路。

　　——雷汉·萨拉姆（ReihanSalam）

　　《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执行编辑

　　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交化业务”。“蜂巢思维”恰恰是“社交化业务”必须具备的思维模式。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智囊传媒总裁傅强

　　《蜂巢思维》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国家的平均智商。智商领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个人智商领域，而对于镶嵌在特定的国家、地域或者组织的社群智商的研究一直有待探索。加雷特·琼斯娓娓道来国家平均智商在国家的竞争力、国民团队的协作性、国民理智和创新等方面的洞察和思考。我一直推崇“提出好问题，带着读者一起去探寻答案”的写作风格。加雷特·琼斯正是通过《蜂巢思维》引导我们去认识国家的平均智商，将其融入生活和工作的。

　　——互联网社会学领域知名专家唐兴通

　　智商测试在过去100多年来，既吸引眼球，又充满争议。对于无数个处于互联、社交、移动的个体而言，“智商”不只是个体智力水平与认知技能的测量，而是对群体的交互和复杂协同能力的深度分析。加雷特·琼斯的这本《蜂巢思维》，为互联时代重新理解“智商”提供了新的视角。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问段永朝

目录

第一章 智商测试仅仅是一个分数吗？
第二章 国家层面的达芬奇效应
第三章 詹姆斯．弗林及智商增长的问题
第四章 高智商者将统治地球吗？
第五章 更聪明的团队更具协作精神
第六章 毅力与合作是政治开明的基础
第七章 理智的选民及智者治国
第八章 团队的O环理论
第九章 对替代品及移民经济效益的探索
第十章 诗歌与结语
附录

精彩书摘

　　从之前的互动中看清对方，并记住其相关的特点，是维系合作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

　　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互相依赖，以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不管是制造一辆汽车，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或是举办教堂的百乐餐，生活中的各种大成功，均离不开我们与别人的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学教授保罗·西布赖特（PaulSeabright）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陌生人的公司》中说过这一点：

　　“自然界再无其他地方能像人类一样，如此多毫不相干的相同物种——出于本能和历史原因而相互争斗的基因对手——在如此复杂和要求如此之高的信任度的项目上一起合作。”

　　为什么合作如此困难？因为合作通常有违于你的最佳利益选择。例如你要参加一个百乐餐，聪明的做法是你只带一袋简单的薯条去，而分享其他人带来的丰盛菜肴。也许在去之前你会想，“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百乐餐就有二十袋薯条了”。的确如此，但是你无法决定其他十九个人是带薯条还是带菜肴，那么为何不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呢——带薯条！

　　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的例子，指个人的贪念导致糟糕的团队结果。囚徒困境无处不在，并且跟亚当·斯密那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个人的贪念导致积极的团队结果——正好相反。“囚徒困境”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存在。有时候，正如戈登·盖柯在电影《华尔街》里所说的，“贪心好事”，有时候贪欲能够创造奇迹。在本章及下一章，我们来探讨一下贪欲如何创造奇迹，以及一个智商更高的团队如何会稍微更容易找到协作的方法、也稍易于规避“囚徒困境”。

　　真正的囚徒困境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名词的来源——贪念导致不好结果的经典经济学范例。你和同伙抢了银行，数小时后你们都被捕了，并且被单独关到不同的审讯室。警察告诉你，如果你和警方合作，指证你的同伙，而他却保持沉默的话，你就可以获释，而他将入狱十年。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他招供，你沉默，他会获释而你将入狱十年。如果你们都招供了，将会有充分的证据让你们均被判五年。但是，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警察只能因持有枪械控告你们入狱一年。

　　那么，你该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呢？如果你认为同伙会招供，你将面临两个选择：你保持沉默则十年牢狱，你也坦白则五年牢狱。五年比十年短暂，所以你应该告发你的同伙。如果你觉得同伙对你很忠诚，会缄口不言，那么你可以告发他然后获得自由，或者你守口如瓶而只需入狱一年。不用坐牢好过入狱一年，所以你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无论你觉得同伙会怎么做，出于理性和私心，你都应该招供。很容易对吗？但别忘了，你的同伙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也会有同样的选择，你们都将招供、然后都将被判五年，结果很残酷。

　　我们回到前面说的教堂百乐餐问题，其本质上跟“囚徒困境”是一样的。不管其他人怎么做，我该做的是使我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最终将得到糟糕的结果。学生和公司职员看待团队项目时也是如此：他们都寄望于别人会努力。他们都知道任务艰巨，并且任何个人的努力对最终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人们在面临选择、每个人的牺牲只是让别人得益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囚徒困境”。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生活中很普遍，不是吗？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政治学的例子。一个政客将政府资金用于他的支持者：如何可以更理性？或者一个政客频繁曝光于有线新闻中，致力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建立一个激进的改革分子的形象，而不是默默地支持一项可能要发生的务实改革。两个例子都是个人利益驱动的结果。追求个人利益、哪怕不利于社会，正是导致一个原本可以公平公正的政治结果扑朔迷离的原因。短视地追求个人利益自然导致糟糕的结果，我们能看到好的政治事件结果的话真是个奇迹。

　　关于大部分政治上的暗示，我将留到下一章再讨论。现在我们来看看，一对夫妻在忠贞问题上如何选择。注意，我将它看成团队决策——“一对夫妻”是一个团队。但是，团队本身不会进行决策，个人才会。我们传统一点，将这对夫妻看成异性夫妻，因为这样接下来我们的人称代词不容易混淆。男方在试图决定他要忠诚还是背叛，同样地，女方也面临同样的抉择。现在，我们将它看成是一生一次的选择：将是否选择背叛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对男方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自己可以出轨而妻子却忠于自己。反过来，女方的最好结果是，自己可以时而在外放纵一下，而丈夫却每晚待在家里打游戏。现在我们看看，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会选择背叛呢？首先，妻子忠诚而自己出轨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如果妻子到处勾引异性、就像歌曲里的负心人一样，出轨对男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此无论妻子是否忠贞不渝，对男方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出轨——我们又回到了“囚徒困境”。

　　在是否对配偶忠贞不渝这个一生一次的问题的选择上，最好的策略明显是“出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出轨并没有那么常见。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已婚夫妇都只有彼此一个伴侣——也许一半的夫妇在一起厮守数十年后会出轨。但那也意味着半数的婚姻是忠诚的——甚至就算是出现外遇，那也只是短暂的，事实远远不像你认为“囚徒困境”所显示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出轨。

　　出轨之所以没那么常见，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离婚成本太高，又或者很多人寻求外遇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里大量的相互合作，可以看到很多人帮外出度假的邻居收取信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将美味的炖菜带到教堂的百乐餐去——都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经典的解释就是，生活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重复博弈。当相同的两个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多次之后，无论是在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在国会大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博弈者通常学会了合作。虽然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都有用，但很多人确实决定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态度并“冒险”去相信别人，比如这周将炖菜带过去，今年继续保持忠诚。有时候往往就奏效了。

　　选择相信别人并不代表天真，信任也可以很精明。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将和同样的人每周（在教堂的百乐餐上）或者每年（在年度销售会议上）都要进行一次“囚徒困境”博弈的话，那么这个游戏看上去就会很不同了。就这样，你和你的同伴突然有机会惩罚对方了：如果这次你对我很苛刻，下一次我也可以对你很刻薄。你付出了，所以你收获，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礼尚往来”。因此，你洗碗，我倒垃圾；如果你不洗碗，我就让垃圾堆积成山；如果你肯洗碗了，我就迅速将垃圾清走。这种默契的合作随处可见，无论是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工作关系中，还是在社区里，并且我们都很心安理得。很多时候，我们行善是因为周围的每个人让行善变成自然而然的事。

　　在博弈论的领域里，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如果你将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变成重复博弈的话，可能自私的玩家就会理性地相互合作了，这并不是出于慷慨，而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这一结果——重复能把柠檬变成柠檬水——就是人们所知的“无名氏定理”。因为人们一旦开始认真思考，那样的结果是很自然而然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将这一定理归功于自己。

　　学者、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Axelrod）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看到重复的“囚徒困境”在政治、社会中随处可见，并且他认为如果他能找到促使人们相互合作的办法而不是放任他们相互背叛，他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听起来好像有点天真——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合作的进化》里，一直被和平谈判人士、劳工纠纷调解员以及核武器裁减专家广泛引用3。他的研究已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而这一切，源自他决定用心去对待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以至于他决定要组织很多社会学家一起来玩一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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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智囊传媒总裁傅强

　　“自然界再无其他地方能像人类一样，如此多毫不相干的相同物种——出于本能和历史原因而相互争斗的基因对手——在如此复杂和对信任度的要求如此之高的项目上一起合作。”

　　——经济学教授保罗·西布赖特《陌生人的公司》

　　前不久，我们智囊机构和优客工场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书观象——互联网下半场的突破创新”的主题论坛。在论坛上，我们提出：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了“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模式！我们把这个转变称为“从社会化媒体到社交化业务的演变”。

　　《蜂巢思维》中的很多观点与我们的观点非常契合。本书作者加雷特·琼斯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经济学的副教授。在他看来，所谓“蜂巢思维”就是“群体思维”，蜂巢就像是一个整体，汇集了每个个体的思维。而这一切，都需要“更聪明的团队”以及“更具协作精神的人”来实现……总之，蜂巢思维与当下融合、协作、跨界思维以及共赢思维等备受推崇的互联网思维相吻合。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新”，但在所谓的“互联网上半场”，大家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缺少把这些观点付诸行动的内在动力。其原因也很简单——互联网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所谓构成互联网生态的关键词也只有“流量”和“交易”两个而已。在中国，BAT们的成功恰恰是对这个时期的最好诠释。好在无论技术的发展还是商业环境的演变都没有停下脚步，“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说法当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其中一个最线性化的佐证就是进入2013年后，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用户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按照CNNIC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6年的3年间，网民数量才增加了1亿人，成为从互联网在中国诞生至今的20多年间用户增速最缓慢的一段时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速一直停留在个位数，中国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与此同时，“网民”这个词已经不是什么身份的识别，原因很简单——国民都成网民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BAT们在互联网上半场已经成功把住互联网的信息以及交易入口后，企业在互联网上的“获客成本”也随之居高不下，使得寻求新的突破成为了很多企业内在的需求和动力。

　　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我们都有一个共识：以客户为中心的时代真的来了！对互联网时代而言，企业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是“客户即上帝”——客户体验成为了核心！由此，也演变出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法则：

　　1.功能成为标配，情感成为强需

　　2.中间成本趋零，价值链被重构

　　3.个人异端化，组织社群化

　　近期，有不少专家对“社群”的核心功能做了总结——兴趣聚集、沟通协作与商业变现。具体来说，就是在聚集、沉淀用户的基础上，通过沟通模式和协作模式的创新，不断激活用户的参与度、连接度和信任感。盘活粉丝经济和分享经济，是社群实现变现的基本模式。而这一切，都与《蜂巢思维》一书所反映出的内容高度吻合。

　　在《蜂巢思维》的作者加雷特·琼斯看来，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互相依赖，以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无论是制造一辆汽车，还是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成功均离不开我们与别人的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作者对此并没有给读者“心灵鸡汤”般正能量的描述，而是举了著名的“囚徒困境”的例子。他想告诉我们，当相同的两个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多次之后，无论是在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在国会大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博弈者通常学会了合作。虽然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都有用，但很多人确实决定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态度并“冒险”去相信别人。

　　在作者看来，选择信任别人并不代表天真，信任也可以很精明。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和同样的人每周在教堂的百乐餐上或者在年度销售会议上都要进行一次“囚徒困境”的博弈，那么这个游戏看上去就会很不同了。就这样，你和你的同伴突然有机会惩罚对方了：如果这次你对我很苛刻，下一次我也可以对你很刻薄。你付出，所以你收获，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礼尚往来”。因此，如果你不洗碗，我就让垃圾堆积成山；如果你洗碗，我就迅速将垃圾清走。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工作关系中，还是在社区里，这种默契的合作随处可见，并且我们都很心安理得。很多时候，我们行善是源于周围的人已经让行善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博弈论的领域里，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如果你将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变成重复博弈，那么自私的玩家可能就会理性地相互合作了。这并不是出于慷慨，而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有意思的是，在社群组织中，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下半场，基于信任与协作的模式往往成为挖掘新的利润区域的开端。一句话，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交化业务”。而“蜂巢思维”恰恰是“社交化业务”必须具备的思维模式。

　　正如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所揭示的，社交化业务的迅速兴起和持续高潮得益于其三个核心的特点：分享、协作和选择。

　　分享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需求之一。社交化业务推动了分享的兴趣、乐趣和效率。在社交化业务中，人们基于兴趣自发地组成不同团体或社区，进行分享、交流和互动。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鼓励实名制，使人们将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转移到网络上。通过社交化业务，人们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拥有更多的朋友和视野，为人生增添更多的乐趣。社交化业务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交互的效率。在社交化业务中，通过朋友或志趣相投的人的分享，人们可以更快速地知晓和获取所需信息，避免了通过门户网站或搜索网站查找的漫长筛选工作，提高了分享的效率。

　　社交化业务也推动了从小到大的各类协作的产生和效率。各类组织和个体基于自身兴趣和利益参与社交化业务，形成协作参与的基础。他们基于自我需求和兴趣，在社交环境下提出协作需求，而分享则使协作需求迅速传播和快速响应，使协作发生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大大提高。协作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参与社交化业务的兴趣和热情，使社交化业务有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社交化业务的第三个核心特点是提高选择效率，降低选择成本。社交化业务参与的普遍性和积极性为各种创意的实施提供了海量的尝试机会，而尝试成功或失败的记录被记载、分享和累计又为以后的选择提供了资料和基础，从而提高了选择的效率。由于人们的协作和尝试很多是基于兴趣和自发的参与，尝试的机会海量增加，尝试的方法和路径的重要性降低，尝试的成本大大降低，也推动了之后选择成本的持续降低。

　　以上这一切，无不与所谓的“蜂巢思维”密切相关！于是，《蜂巢思维》的作者提醒我们：

　　1.有耐心：关注合作的长期利益，不要只是着眼于短期的快乐。

　　2.友善：始于友善，笑要露齿。在接下来的博弈里，你可以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方法，另外也要不时地尝试合作，即便事情已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一段时间。

　　3.有洞察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解游戏规则，并且清楚合作的收益和代价。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蜂巢思维》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一句话，与广大读者共勉：

　　从之前的互动中看清对方，并记住其相关的特点，是维系合作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