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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功先生不但工于书画，在诗词、学问、教育等诸领域也堪为一代大师，而先生的为人也足垂范后世。
　　陈垣：“写、作俱佳。”“他是专家嘛！”
　　叶恭绰：“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钟敬文：“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黄苗子：“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刘乃和：“真是奇人。”

内容简介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三部曲启功》传其生平，第二章《坚净翁启功》叙其人品，第三章《书画家启功》、第四章《鉴定家启功》、第五章《诗词家启功》、第六章《学问家启功》、第七章《教育家启功》，分别评其在书画艺术、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学术研究、教书育人诸方面的成就及特点。其目的是为读者展现一个全的启功、活的启功、真的启功，进而揭示他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当今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

　　赵仁珪，男，1942年生于北京。启功先生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师从启先生研习古典文学。后致力于“启功研究”。曾出版《启功研究丛稿》，协助启先生整理、注释、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与人合作）《启功韵语集（注释本）》《论书绝句一百首（注释本）》《启功讲学录》（与人合作）《启功隽语》（与人合作）《启功诗文选赏析》等著作，并主编《启功悼挽录》《启功追思录》等纪念文集。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三部曲启功
第一节 早岁已识世事艰
一、幼时孤露
二、求学投师
三、三进辅仁
第二节 中年益觉行路难
一、“反右”风波
二、遭遇“文革”
三、“书局”校史
第三节 晚来逢春天下知
一、重回讲堂
二、服务社会
第二章 坚净翁启功
第一节 坚与净
第二节 仁与爱
第三节 才与智
第四节 谐与达
第三章 书画家启功
第一节 绘画创作
一、绘画生涯及代表作品
二、风格定位与总体成就
第二节 书法创作
一、转益多师与自成一家
二、基本特点及作品赏析
三、总体风格与诗意借喻
第三节 书法理论
一、理论建构的基本点
二、书法技艺的辩证法
三、破除迷信的自觉性
四、书法文化的价值观
五、《论书绝句》的创新体
第四节 历史地位
第四章 鉴定家启功
第一节 渊源与生涯
第二节 论文与成就
一、书画鉴定论文的代表作
二、书画鉴定文章的总成就
第三节 实例与经验
一、鉴定实例举隅
二、鉴定经验总结
第五章 诗词家启功
第一节 “ 三分人事七分天”：天赋与学力
一、启先生背诗
二、启先生论诗
三、启先生作诗
四、启先生解诗
第二节 “ 生面果然开一代”：探索与创新
一、谐谑风趣，自成一家
二、语言创新，自如表达
第三节 “ 为有源头活水来”：继往与传承
一、雅语数典，对仗工巧
二、格调神韵，意在言外
第四节 “ 独向毫端抉性情”：境界与情智
一、融合与互补
二、性情与智慧
第五节 “ 诗笔常因画笔开”：题画与艺论
一、诗画关系的精见
二、传神达意的体认
三、独到深刻的品评
第六章 学问家启功
第一节 几部代表性单行论著
一、《古代字体论稿》
二、《诗文声律论稿》
三、《汉语现象论丛》
第二节 《 说八股》、论《红楼》、子弟书
一、《说八股》
二、论《红楼》
三、子弟书
第三节 《 启功讲学录》内容概述
一、论历代诗歌
二、论古籍整理
三、论学术思想
第四节 艺术学术的融通互化
一、艺术的学术化
二、学术的艺术化
第七章 教育家启功
第一节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启先生教学风范点滴
一、师道的传承
二、生动的教法
三、因材的施教
四、通识的培养
第二节 师范事业之光大者
—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教师节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二、校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启先生早年曾收藏过一方康熙用过的端砚，上有康熙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图2-1，康熙御用砚及铭）启先生取砚铭中“坚净”二字，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坚净居”，又取谐音为“简靖堂”。启先生既然取“坚净”二字颜所居，可见他对此二字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确，“坚净”二字正是启先生一生以及其个人品格的最好写照之一：坚者，坚韧刚直；净者，清白纯净。二者合一，即将水净之纯洁与石坚之风骨铸成一种崇高的人格。启先生幼年孤露、中年坎坷，但他以坚韧弘毅的精神，不仅担当起家庭重任，而且锲而不舍地追求艺术与学问之道，终成一代大家，这是“坚”字的最好体现；启先生身处逆境时，一方面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不怨天尤人、旷达乐观，则是“净”字的最好体现。因此，综观启先生一生，其行事为人均无愧于“坚净”二字。
　　除此之外，启先生性格中与人为善的仁爱、过人的才智以及诙谐旷达等，无不给跟他有过交往或读过他文字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启先生在《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中说齐白石“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20。]，其实启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以高尚的品格、宝贵的性情，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人间世不可多得的一部传奇。
　　第一节坚与净
　　改革开放以后，启先生的一些同族要举办一个书画展，标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想约请他一起参展。为此，他写了《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婉言谢绝了邀请，诗曰：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53。]
　　这两首诗透露着一股自信、孤傲之气，启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这样阐述其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4－5。]
　　谈起家世，启先生常说：“我姓启名功，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占祖宗一分钱的光，不当八旗子弟。”他还非常欣赏袁枚这两句诗：“万选皆凭词赋力，半文不受祖宗恩。”启先生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样的志向与骨气。他虽然出身皇族，但一辈子没沾过、也从不想沾“爱新觉罗”任何光。启先生之所以能有所作为，除了天赋的聪明才智，主要靠的是性格上的坚韧刚毅。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启先生拥有像传统士人那样坚定不移、虽九死犹不悔的品格。他最终从一个肄业的“中学生”，成为大学的“副教授”，以至举世公认的文化大师，靠的就是坚毅的志向和出众的才华。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社会就是他的大学，故宫、琉璃厂、荣宝斋、私塾附学、雅集笔会、三进辅仁的经历就是他的大学，他称它们是自己的艺术导师、学术导师和艺术博物馆、开架图书馆。后来启先生在谈到这些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上这个大学，没有年限，没有文凭，但也可以说有的，这张文凭，奇怪的是我自己用笔写出来的。”（启功《上大学》）[启功：《启功全集》（修订版）第四卷《随笔杂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90。]而当人们请教他怎样能以中学生的学历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时，他曾这样坚定地回答道：“自强不息！”其坚毅的品格溢于言表。
　　让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启先生的一生：他虽为天潢贵胄，祖父以前都作过高官，但到他这一代已家道中衰。启先生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少年时，祖父又故去，家里就靠寡母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姑苦苦操持，外面只得靠曾祖和祖父的门生周济，生活十分贫寒。启先生读汇文中学时，虽有世交长辈表示愿意供他一直读到大学，甚至出国留洋，但启先生想到的却是母亲和姑姑怎么办，因此中学未卒业，就决心辍学，毅然背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其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当陈垣老校长伸出援手时，启先生激动之下想到的那句“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的戏词，恰恰说明此前启先生的生活犹如王宝钏在寒窑里苦熬的十八年。
　　之后，启先生又遭遇了诸如“反右”、“文革”等更多磨难。即使如此，也没能把启先生压垮打倒，他知道在那个时代，自己根本成不了左派，就只能当右派，所以他有时索性自嘲：“瘫趋左，派曾右”（《自撰墓志铭》）[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1－82。]，“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成极右派。”（《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2。]但他从来没对自己丧失信心，他凭着过人的天赋与刻苦的钻研，潜心治学，在多个领域取得卓异成就。虽然一路走来坎坷不平处居多，但启先生一直坚定地相信：凭着自己的坚韧与才学，终有一天会获得世人的认可。启先生始终把这种顽强的信念藏之于内心，而以自嘲的口吻形之于外：“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沁园春·自叙》）[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48。]除了政治上的坎坷，启先生还自幼体弱多病，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也压不垮他。他仍以自嘲的口吻调侃道：“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渔家傲·就医》）[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61。]读这些表面自嘲的诗句，我们总能感受到包藏其中的另一种力量在暗中涌动。对此刘石先生有这样一段深刻精彩的评价：
　　在这样的身世经历中，形成了开朗、乐观的性格，固然如别人、甚至他自己所说，与其有意的排遣有关，但我始终感觉着，这绝非是一种强自掩饰的行为，而是基于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成的充实感带来的自信与超然。不用分辨，这哪里是什么自轻与自嘲，分明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自信与自得！启先生读到这段，朗声大笑起来：“哈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真是这样呢！”[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收入《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71。]
　　所以北师大中文系有这样一种说法：X先生是“卑而不亢”，Y先生是“亢而不卑”，而启先生则是“不卑不亢”。这种“不卑不亢”正是“启式”之“坚”的生动写照。
　　面对压力、面对权势，启先生总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种态度在对待索字时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对一般的求字者几乎是有求必应，但倘若有谁要以势压人，以钱诱人，启先生也会让他碰一鼻子灰。如：
　　一次，敲门声起。开门，一军人自我介绍，说是空军司令部的，某首长派他来，请启老写字。启老满脸堆笑地说：“好的，好的，一定写，写什么，怎么写，把信件放我这儿，过几天写好就送过去。”军人说：“首长希望现在就写。”启老说：“这两天实在不得空，容我过一两天吧。”军人说：“首长说了，有急用。”启老敛了笑容，说：“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军人说：“当然可以。”启老说：“如果我今天不写，今后也不写，你们首长会派飞机轰炸我吗？”军人怔着了，说：“您您您，哪能呢？您老真会开玩笑！”启老说：“不会炸我吧？那您就告诉你们首长三个字：我不写。”[刘石亲见并提供，参见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4。]
　　又如，有一省长想见启先生，启先生没答应。该省长的秘书说：“我们省长轻易不见人。”启先生听了，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也不轻易会见别人！”[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17。]还有一次，一位香港人来求启先生的字，笑眯眯地说：“我可以给你米（美）金。”启先生也笑眯眯答道：“米金我也有，所以我不写。”又有一次，一位日本人前来求字，说：“我可以付给你十次东京到北京的往返机票。”启先生笑对道：“我给你写字，还得不辞辛苦，跑十次东京不成？”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对于声誉不好的人，启先生也多所拒绝：
　　一位画商到启功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人一件墨宝。但此商人誉甚不佳，启老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启老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有些尴尬，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老人幽默地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物吗？”
　　有一次，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启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启先生脸一沉，道：“你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往里跳啊？”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6－157。]
　　如果说“坚”主要是坚韧，有原则，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有所必为，那么“净”则是清白为人，坚守操行，有所不为。“清白为人，正直传家”“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图2-2，“清白、正直”联，图2-3最后的手泽“岂能、但求”联，图2-4“行文、做事”联）是他最喜爱的联语，经常书写出来与人共勉，直到临终前，还以“但求无愧我心”自勉，而这一联语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净”的境界。
　　启先生一生视富贵如浮云，视名利如敝屣。启先生之所以不愿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的光，也与这一态度有关；而抗战胜利后，他面临人生抉择时跟陈老校长说的那句“我少无宦情”，则是这一态度的明白宣示。除此之外，还有更典型的例子。
　　1999年6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贵仁到启先生家，说中央统战部通过教育部来征求启先生意见，拟请启先生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可启先生听后，却真诚地说他还是愿意担任原来的副馆长，而推荐袁行霈任馆长[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16。]。禄利使人争，而启先生面对唾手可得的职位，却真正做到了“君子不争”，极其淡然。后来，中央统战部还是安排启先生任馆长，一些重视职务级别的人便向启先生贺喜说：“这可是副部级。”可面对别人眼里的高升，启先生却说：“不急（与‘部级’谐音），不急，我从来不急。”有时启先生则说：“馆长，馆长，我顶多做个饭馆的馆长，也许还做不好。”[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0。]幽默话语的背后，流露的是启先生对功名富贵的淡泊。
　　对于权势，启先生既不趋附，也不会特意拒人千里之外以示清高。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郑仁甲翻译了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一本书，金泳三仰慕启先生，想要求启先生一幅字，启先生写了之后，替郑仁甲落款，以郑的名义作为礼品送给金泳三。金泳三又通过中华书局的人提出要邀请启先生访韩，启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大夫无境外之交”，“我不能以私人的名义去访问，金泳三当选总统了，更不能以私人名义送他字”[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35。]，因此，启先生让来人转告韩方，应该直接与北京师范大学联系。
　　启先生大半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所谓“一家数米担忧惯”[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35。]是常态，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有钱，尽早摆脱这种生活，这就是他在诗里所说的“半生原未尽忘财，计拙心疏亦可哀”（《失眠三首》其三）[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34。]。晚年的启先生终于不再为钱发愁了，可当年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的母亲与姑姑、与他共贫贱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看着自己挣来的钱他心中百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也不能用这些钱来过更好的日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当年跟他一起过苦日子的家人。实际上，启先生晚年有钱之后，也确实一直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一碗麻酱面，是他最喜爱的家常便饭。他将卖字画所得之钱，大量用来周济身边亲人、朋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们。设立励耘奖助基金自然是最典型、最广为人知的事例，除此之外，前文还述及启先生多次在国家、社会遇上危机时慷慨解囊，踊跃捐款。这里再举一个较少人知道的例子，启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1978年，启先生将他收藏的一方康熙自用御砚、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端砚及其他书画藏品共计二十件捐给辽宁省博物馆。张中行后来跟人说：“我喜欢收藏砚台，几十年好砚台见过许多，唯独启先生的两方御砚，一方康熙自用的，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的，可谓是无上神品，没见过那么好的。后来启先生，捐给也算他老家的辽宁博物馆了。”由此，张先生下评语道：“启先生可真不把东西当东西。”[陆昕：《静谧的河流·启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页53。]捐献过程中一个小细节尤能看出启先生“不把东西当东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来启先生住处接收捐献物品时，看见启先生案头留有一件《溥心畬山水小卷》，遂要求一并带走，启先生当即答应了[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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