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内容简介

　　训导制既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政府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实施的一项关键措施，又是训政时期广义的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20世纪40年代末期，训导制不但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学人之间造成了隔阂与断裂。竺可桢与张其昀这样亦师亦友的学人最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本书以训导制为切入点，考察政党派系在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抗衡运动与学人政治认同危机。

作者简介

　　何方昱，1975年生，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史。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抗日战争研究》、《史林》、《求是学刊》、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学术刊物上以中文和英文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社课题各一项。专著《“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2008）获第六届上海历史学会学会奖（2009）。

目录

摘 要 1
绪 论 5
一 学术史梳理 5
二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9
三　资料说明 12
第一章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导师制的兴衰 16
一 战前“军训强而训育弱”之窘境 16
二 郭任远管理浙大的失败 19
三 训育委员会与竺可桢首创导师制 24
四 导师制的困局 30
小 结 33
第二章 训导处的成立与训导长身份认同危机 35
一 训导处的设置 35
二 训导长的遴选 37
三 为“党国负责”的首任训导长姜琦 42
四 “为学生请命”的训导长费巩 46
小　结 53
第三章 国立大学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颉颃 55
一 浙大内迁及其与贵州地方党部的抵牾 56
二　“倒孔运动”中浙大与湄潭县党部矛盾再起 65
三　蒋介石下达手令与黔特会拘捕学生 71
四 重组训导处与浙大区党部的建立 77
小 结 85
第四章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大学校园中的党派之争 88
一 三青团浙大直属分团部的筹建 88
二 遵义游行中的三青团与马列主义小组 93
三 “面粉事件”与“费巩案” 98
四 夏令营与话剧团：三青团的运作模式 105
小 结 109
第五章 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 111
一 《生活壁报》的创办与“训”、“导”失效 111
二 壁报危机与《学生壁报审查办法》的颁行 113
三 “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与战后壁报风潮 119
四 战后训导长与训导处的维系 123
小 结 137
第六章 知识、权力与浙大史地学系的合分 139
一 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140
二 课程设置与通才教育 147
三 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152
小 结 156
第七章 鼎革之际的抉择：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158
一、地理知识与人脉初结 158
二、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初涉政界的顿挫 162
三、“为学问而努力”与地略学研究 166
四、“驱张运动”与渐趋政治中枢 172
小 结 177
第八章 训导制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 179
一 被迫入党与认同危机的产生 179
二 几次辞职与不堪重负 182
三 军警特务系统与学人的政治抉择 186
小　结 191
结 语 193
征引文献 198

前言/序言

　　训导制既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实施的一项关键措施，又是国民党训政时期广义的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该制度的无效和失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昭示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在民国末年的混乱与无序，也是其政权走向败殁的又一显例。以训导制为切入点，考察政党派系在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抗衡运动与学人政治认同危机，乃本项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教育部倡导的训导制正式实施于1939年，主要内容为在各级学校成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管理训育事务。在此之前，竺可桢于1936年4月接掌浙大后，首创“导师制”。浙江大学的导师制不仅实行较早，且一以贯之，乃校方相当重视的一项行政制度。但是，浙大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逢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致使其经历了从“自治”到“党化”的发展过程，效果也因此逐渐削弱。训导长作为大学校园中训导制的主要负责人与执行者，担负“向上对中央负责”、“向下训导学生”的双重职责，成为协助校长维护大学秩序的核心人物，而其党派背景与教授身份更令这一角色呈现多重面相。“为党国负责”的姜琦和“为学生请命”的费巩这两类完全不同的训导长角色，为我们呈现出学人对待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1940年初，浙江大学各部迁往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之争，引发与地方党部势力的矛盾，双方的冲突在1942年爆发的“倒孔运动”中达到高潮。地方党部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国立大学内迁时遭遇的困境与难题，无论是训导处，抑或浙大区党部及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均对此无能无力。从另一个层面看，作为国民党的派系组织，三青团的政党色彩不容否认，一旦它倾入大学校园，就会带来无法化解的党派矛盾，由此引发的各种争端也渐渐溢出大学所能掌控的范围，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在权力场域的斗争中，浙大学生自治会权力的日渐扩张，最终成为与校务会议抗衡的另一大权力机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大学正常的运转秩序亦遭到威胁。学人处境困顿，但仍勉力发展学术，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就是竺可桢、张其昀“史地合一”观念的积极实践。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训导制不但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学人之间造成了隔阂与断裂，确为事实。竺可桢与张其昀这样亦师亦友的学人最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在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1940年代中国学界不存在共有的认知已是昭然若揭，其所呈现出的不完整的政治文化形态，更昭显了国民党政权的崩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