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9
荒腔野调说鬼事,嬉笑怒骂论人情。
以侦探般的眼光爬梳典籍,搜罗异事,揪出那些可悲可笑、可怕可爱又可叹的鬼!
“其实有些虚妄的东西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某些供于庙堂、昭示天下的一本正
经的东西本来就是虚妄一样。”
活着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穿滚滚红尘,死了,就一定能释然于人间的温情冷暖、名利欲望吗?由文字和故事筑就的鬼世界到底是何种景象?冥界的生死薄籍由谁掌管,鬼的户口如何解决……鬼的世界,依然是人的世界。作者用幽默的笔触和旁征博引的考据,令读者洞窥中国传统民间传说中光怪陆离的幽冥世界!
栾保群,读过中文,聊识之无,改学历史,粗知汉魏。本职冬烘先生,忝充出版编辑。为人做嫁之馀,尚有边角废料,垂老投闲,补缀成衲,虽捉襟而见肘,却宁短而不斜。无虱可扪,有鬼可谈,凑成一编,共庆升平。
作者博闻强识,对于古书中的各种鬼故事颇有研究,典故信手拈来,很令人佩服。虽然这鬼的知识看起来毫无用处,但无用之用,未尝不是zui有用的呢?这看似禅理的话,其实毫无深意,不过是对作者的佩服和感谢,让我得以一窥古代中国的鬼事。虽则说的是故鬼,作者笔锋一转,也常带到今事,读起来辛辣有趣,并非学究文章。
——魏小河(独立书评人、青年作家)
这些篇章里,处处都有对人性黑暗的体会,对世道不公的认识,而zui重要的是,这里面有被郁闷情绪逼迫而出的绚烂神奇的文笔,还有上天入地随心所欲的想象力。
——墨愚玩(豆瓣网友)
其实作者对自己的每个论点,都下了很大的考证功夫,言必有据,语不妄发。从这些简明扼要的考证中,可以看出作者读书广博,用心细,识见高,很可钦佩。
——段学俭
小序 / 01
也谈“水里的东西” / 001
(夹带一章·梁上的东西)
说 僵 / 017
避煞之谜 / 034
哀 伥 / 055
那一边的吃饭问题 / 068
阴山八景 / 091
鬼门关 / 奈河桥 / 剥衣亭 / 望乡台
恶狗村 / 破钱山 / 血污池 / 孟婆店
恩仇二鬼 / 128
髑髅的幽默 / 151
(外一章·髑髅与巫术)
鬼的死亡 / 165
新鬼大,故鬼小 / 鬼死为聻
无债不成父子 / 178
纸灰飞作白蝴蝶 / 193
罗酆山的沉没 / 212
野调荒腔说冥簿(上) / 234
野调荒腔说冥簿(中) / 254
野调荒腔说冥簿(下) / 270
尸变——续《说僵》 / 290
黄泉无旅店 / 309
入土也不安 / 326
修订版后记 / 341
尸体发生异变,好好的一个绅士或淑女也许一下子就成了厉鬼,甚至酿成严重的后果,这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虽然平时人们都是信神信鬼的,到了此时却认定“死者无知”,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了。那么像对待精神病患者那样指责死者家属看管不严吧,也说不过去,人家本来在那里乖乖地躺着,总不能再用绳子捆上几道吧。(虽然这种办法也不是绝对不可行,旧时北方有些地方丧葬礼俗有“绊脚绳”,就是把刚死停在灵床上的尸首用绳子捆住双脚,而现在则流于形式,只是在脚腕处搭上两条红丝绳。)所以一旦闹出了事,就要找些缘由,既要为死者摆脱责任,更要维护死者声誉,中国一向不缺这方面的人才,于是而造
出数说,其中最有影响的则是“鬼物凭尸”说。
尸变中的走尸,一般来说那尸体本身是无意识地追人,但也有一些例外,竟闹出些别样的事端,比如风流韵事来。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就记载了这样一种走尸:汝南郡汝阳县西门的驿舍常闹鬼,旅人在此住宿多有死亡,就是不死,也要被割去头发,然后成了精神病。郡中有个小官员叫郑奇的,乘车出外公干,行至距驿亭六七里的地方,就遇到一个美妇人请求搭车。郑奇装模作样地推托了一下,就让她上了车。行至驿亭,他带着妇人要上楼住宿。值守的吏卒说楼上太凶,不能上。郑奇哪里肯听,硬是上了楼,当晚就和那美妇人成就了一夜情。天还未明,郑奇就上路了,等到亭卒上楼打扫,只见一具女尸横在那里,便赶忙报告亭长。亭长召集手下,一打听,原来在亭西北八里有家姓吴的人家,太太刚死,夜间临入殡时灯火灭了,再点上灯,尸首就不见了。吴家把尸首领去不提,却说那位郑先生上路走了几里,就觉得肚子痛,及至到达南顿的利阳亭,病痛加剧,竟一命呜呼了。
与大量幽媾故事不同的是,这奔妇不是鬼魂,而是尸体,家人把她抬回去之后,除了为丢了面子而懊恼之外,估计也不会对她采取过激行动。郑奇的死与这女尸肯定有关系,但那驿亭的楼上本来就不清静,说是楼上的鬼魅趁机害人,也未必无理,甚至可以根据文字的暗示来猜想,这女尸的脱离本位、求人寄载、与人苟合这一系列行为,其实都是楼上鬼物操纵的结果。
这就为人探讨走尸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实例”,不是尸体本身作怪,而是其他鬼物利用这尸体来为祟,也就是“附尸为厉”。这实在是解释尸变的绝好理由,以后便被人采用,而最早揭出的似是南宋的洪迈。
《夷坚丁志》卷五有“句容人”一条,建康府的一个衙役出外差,急于赶回,乘夜赶路。时正寒冬,行至句容地面,见山脚下一园屋有火光,便走过去取暖。进屋后,见七八个村民守着地上的一个死尸,原来是缢死于此室,地方把他放下来,正等着官府来人验尸。衙役见村民或睡或坐,便稍坐了一下,又继续赶路。可是刚出门,就觉得屋里有个人跟了上来。衙役走得快,后面那位也紧跟着。这样一前一后走了有二里多地,遇到前面有条沟,衙役一跃而过,而后面那位却咕咚一声,一头栽进沟里。衙役下沟把他搀出,竟然没气了。原来跟上来的是那个缢死的尸首!于是洪迈解释道:“盖强魂附尸欲为厉。”所谓“强魂”乃指另一个鬼魂,而不是尸体的原主。
洪迈对走尸的这一见解,在另一则故事中继续印证,见于《夷坚支志·丁集》卷六“证果寺习业”。明州士人王某,在证果寺租了间静室,为准备应试读书。寺里只有三四个和尚,这天夜里到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做法事超度亡魂去了。到了半夜,王某便吹灯就寢。忽然有人敲门,王某一问,竟是老朋友,赶紧开门延入。老朋友说:“也是我图赶路,错过宿店,想借住一夜。”王某就留他同卧一榻,畅述别情。聊了一会儿,朋友笑道:“有一事不得不实言相告,请你别怕。我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今晚前来,实因有事相托。”王某登时吓得冰凉,可是也没办法,只好听他说下去。朋友道:“我死后,妻子就改嫁了,撇下幼儿,无以为生。我活着的时候积攒下二百两束脩,埋于某处,请你告诉我儿子。”说罢,便起身长揖而别。王某正庆幸鬼友离去,可是暗中隐隐觉得旁边还睡着一人。他胆战心惊,吓得一夜不能入
睡,好容易熬到天明,赶快拉开门跑了出去。正好和尚们也回来了,说起一件怪事:十遍经念过,要抬尸入殓了,可是一摸,布单下面是空的,尸首不知跑哪儿去了。王某领他们到自己的屋,再看床上挺着的,正是新死的那位爷。
有朋自远方来,哪怕是借人躯壳而来,欢若平生,也正应了“死友”之名。但嘱托完毕,径自离去,把借来的尸首扔在那里不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幸好尸体本身很乖,否则王某真要“不亦乐乎”了。而这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嵊县山庵”,见于《夷坚志补》卷十六,那尸体可就不那么安分了。那位朋友嘱托完毕,也不打招呼就悄悄走了,不料留下的尸体却还有灵气,于是大惹麻烦:主人打盹发出微鼾,那访客也打起鼾;主人倦极倚墙而坐,访客也半坐半卧;主人揭起帐子往外吐唾,访客也跟着吐了一口。真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主人这才觉出不大对劲,悄悄溜下床急跑,那物也就追了上来。幸亏这位知道僵尸不能曲折而行,便绕了个弯子,僵尸踉跄直前,抱着屋柱不动了。结论是:“盖旧鬼欲有所凭,借新尸以来。语竟,魂魄却还,新鬼伥伥无依,故致此怪。”
小序
虱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扪虱”写到字面上却被人视为一件雅事,那起因自然在于王景略的“扪虱而谈,旁若无人”,此时用到本书做了书名的一部分,便有些让人感到酒鬼自附于李白似的。
但细想此生,也不是完全与虱公无缘。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随着串联大军北返时,身上起码拥有江浙皖三省的虱公,如果加上从外省学生身上串联过来的,那么除台湾以外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可能就齐聚一堂了。但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骚扰,或许是济济于藐尔一身的诸虱们此时开始争王争霸,正忙于内斗而无暇顾及活人,但更可能是那时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时刻准备被“触及”的灵魂极为敏感,于是皮肉躯壳就高度麻木了。可是一进家门,母亲便让立刻把衣服脱下,然后煮了几大盆开水,狠狠地把衣服烫了几遍,此时只见浮虱千百,顺流而下,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就这样“聚而歼旃”了。——记得当时就有些怅惘,而现在想起,则更多了一层遗憾:虽然与虱公有了肌肤之亲,竟连那一扪之缘也错过了!
所以“扪虱”一词在这里只是借了二十个世纪一位自称“扪虱谈虎客”先生的冠冕,做装点门面语,其实完全是吹嘘的。
真实的则是“谈鬼”。但鬼又“谈何容易”!苏东坡谪于黄州,最喜与人谈鬼,那是厌闻人事,更是怕说人事。文与可曾与东坡诗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郭功父赠诗更好:“莫向江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诗不能吟,月不能赏,形势如此,不说鬼还干什么!但那时竟无说鬼之禁,没有搞出一个“乌台鬼案”,也是舒亶之流失于疏忽吧。这“疏忽”拖了近千年,终于到了二十世纪补上了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禁鬼戏,是简单的破除迷信,并没有更深刻的用心,往好处想,是颇有“爱民如子”的美意的。我记得小时候看奚啸伯的《九更天》,吓得我一夜没有睡好,只要一闭眼,就见无头鬼跑来告状。所以禁了这些戏,也是考虑到老百姓智如孩提,不要吓出个好歹甚至中了邪吧。但后来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舞台上出现了《聊斋》里的《画皮》,多少剧种一齐上阵,各剧场中几乎全是这出戏(剩下的就是不那么叫座儿的《百丑图》了)。看了之后,夜里再闭眼就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扑上来,比无头的鬼魂更可怕。但那是用披着美女人皮的恶鬼来影射“右派分子”,大约老百姓被吓上几吓就更能体会“右派分子”生吃人心的凶残吧。
但用鬼来“说事儿”从此就成了那时的“《春秋》笔法”,于是而用心深刻了:既然我用鬼来骂人,那么别人倘若谈鬼,怎么知道不是在变着法儿骂我呢?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反击国内外反动派,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便奉旨而编了出来。但同时却“不慎”给一些“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开了天窗,于是《李慧娘》《谢瑶环》之类的大毒草也趁机冒出来了,因为李慧娘大骂贾似道,正如海瑞的骂皇帝,而这位半闲堂中的贾平章据说就是影射着什么。更不能容忍的是,“有鬼无害”的歪腔邪调也唱起来了,这不是公然提倡用鬼来“反党”吗?原来鬼是只能奉旨而谈的。于是“旗手”初露峥嵘,一篇署名“梁璧辉”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鬼禁”便正式地开始,时在一九六三年。有人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轫之作,批《海瑞罢官》的先声。如此说来,“鬼”在政治斗争史中能占据
这么重要的位置,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吧。
及至那“起于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风“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鬼的禁令自然更形于严厉了。但好像那禁令并不大有效,因为即使是至高的革命权威,实际上对草民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也起不了消灭或扭转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以后我在农村,白天搞大批判,夜间说鬼故事,两不相干,也是大革命中的乡村一景。但老百姓绝对没有用鬼魂反“文革”的意思,(他们并不是怕什么,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轻蔑,一种新“精神”下来,说起来就是“又扯××蛋了”。)以我的浅薄之见,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需求”。自然也不是不说鬼就活不下去,更不是说了鬼就可以填饱肚皮,只是学了一天大寨,与天与地斗过,再搞一阵大批判,与人也算斗了,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其乐无穷”的感觉,于是就到鬼这里找感觉,不仅有趣、刺激,而且比现实还多些人味儿,让人总算有些短暂的快乐。可是也不知不觉地把中国的幽冥文化传承下来,其中也难免有让“四人帮”一流不愉快甚至恐惧的成分,比如冤魂的复仇之类。
“鬼禁”的开放,当然是在“文革”之后了,虽然四凶既歼,百废待举,但要想公开地说鬼,却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被束缚多年,血液已经僵滞了的头脑,一时半会是不好舒展开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过了将近十年,冯骥才先生才在一篇随笔中试探性地提出,应该研究“鬼的文化”,然后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鬼文化》的翻译小书,虽然书里谈的西方的“鬼文化”与中国的“幽冥文化”并不是一样的概念,但从此封闭的大门总算悄悄地打开。时至今日,鬼的禁令已经荡然无存,只要看一下网络上的“莲蓬鬼话”,就可以知道开放到何种程度了。
我是自小就喜欢听鬼故事的,听了怕,怕了还要听,到了识得一些字的时候,就要自己找来看。现在能勉强读一些文言文,也正是少年时硬啃《聊斋》的结果。鬼故事看多了,便对中国的幽冥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多少能看出,哪些故事较能代表俗民的幽冥观念,哪些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创作,在纷纭众说中,也或许摸索到一些共通的东西;而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觉得曾经可怕的鬼故事其实并不比人世中的东西更可怕,认真琢磨起来,往往能得到会心的趣味。于是到了赋闲无聊的年纪,忽然就萌生了自己也谈谈鬼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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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第二天就收到了,一本“鬼”知识的百科指南,很有意思。
评分从清晨之幕里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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