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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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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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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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9966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54937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452

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主题，以党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以党代会重大决策（包括理论创新、政策走向、机构变迁和《党章》修改等）为重点，对党的一大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有详有略的记述，特别是对党的六大以后历届中央委员会各次全会作了简要介绍，较好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96年来鲜明、独特的历史发展画卷。同时，书稿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充分体现了用党的历史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和警示人的总要求，使党史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服务于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顾问：

龙新民，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百事拾零》《感悟宣传》。

主编：

张士义：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家教材委历史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和党的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著译作七部。先后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支教，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赴德国考察政党制度和运作方式。

王祖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当代浙江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当代史学会会长，副研究员。从1987年起从事党史工作，参加《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等党史著作撰写，主编《红船扬帆远航——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纪事》等党史读物，发表党史文章数十篇。

沈传宝：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及多个马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精彩书摘

中共一大：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 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对此，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说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

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就率先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1919 年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队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大量出现，全国共有 200 多种报刊不同程度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920 年前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被翻译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 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产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到 1921 年建党前夕，全国产业工人约有 261 万人，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工人阶级还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受到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它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坚决和彻底，是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据统计，1919 年工人罢工 66 次，参加人数 91520 人；1920 年工人罢工 46 次，参加人数 46140 人；1921 年罢工 49 次，参加人数 108025 人。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规模的日益扩大，就迫切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善于指导工人斗争的政党产生。

●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1920 年 8 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稍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也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到 1921 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重庆等大城市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中相继建立。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吸引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去办工人夜校、办工会，向他们作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了初步的结合。1920 年 8 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毛泽东则复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

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共产国际曾对中国建党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并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指导帮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上的帮助，共产国际的代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和建党原则，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从筹建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二是派员来华对中共的创建给予组织帮助，直接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始终指导会议的进程。三是在经费上对中共的创建给予帮助，不但提供了会务的开支，还给各位代表发送了路费。这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物质保证。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即使共产国际不派代表来华，中国共产党或迟或早都会诞生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党的早期组织已在酝酿和准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他们的到来和提议促成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实现。

二、上海召开，嘉兴闭幕

● 会前准备

1920 年夏秋已开始酝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由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主持召开的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中就提到：“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A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也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

1921 年 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代表中，最年长者是何叔衡，时年 45 岁，最年轻者是刘仁静，时年 19 岁，平均年龄为 28岁。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外地代表中，到会最早的人是张国焘，他在 6 月中下旬到达上海；到会最晚的人是陈公博，他直到 7 月 22 日才到上海。为了做好保密工作，确保中共一大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九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身份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私立博文女校，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同住，李达和李汉俊都住在上海自己的家中，张国焘在上海另有住处，陈公博因为带着太太，住在大东旅社。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们的吃饭问题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7 月 23 日，各地代表到齐后，先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来自各个专区的建党骨干，有些是结识较久的熟人，有些则是从未见面的初交，大家在一起互致问候，并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应当立即举行。

会议召开之前，陈独秀给出席会议的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即注意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 会议开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上正式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在一楼 18 平方米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四周。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接着，马林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概况，以及其本人在爪哇建党活动的经验，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是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太少，建议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克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在开幕会议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述内容将分别安排在以后的各次会议中逐项进行。

● 会议进程与讨论的重点

党的一大是建党大会，当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所以，会议议程和议题都比较简单，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分别讲话；各地代表汇报党组织开展工作情况；会议起草、讨论、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

7 月 24 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苏共中央 1957 年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资料关于一大的文件中，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从内容上看是这两个地方代表在一大的汇报稿。

7 月 25 日和 26 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初稿，供到会代表讨论。

7 月 27 日、28 日和 29 日，连续三天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在这几次会议上，代表们集中精力对起草委员会提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认真详细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商讨，既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据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指出：“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