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个体农民逐渐从原来的亲属关系、社区隶属、村庄认同等地方性共同体脱嵌出来,传统时期的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公共规则、宗教信仰对农民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越来越小,中国乡村社会开启了别样的个体化进程。
《社会学丛书: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分析了个体化对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治理、农村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认为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一方面给农民带来了私人领域的自由、权利,激发了个体的积极性、独立性、能动性;另一方面,个体化也带来了社会风险的独自承受、权利与义务失衡、共同体归属感的逐渐丧失、村庄公共规范的日趋解体、互惠合作的目渐减少等。个体化的这些消极方面为乡村社会整合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将农民个体追求自由权利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寻求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均衡统一成为个体化乡村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为此,《社会学丛书: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提出以公共性的视角,从乡村公共空间、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公共服务、公共交往五个层面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应对个体化的消极方面。
作者简介
张良,男,汉族,1982年出生,山东栖霞人,政治学博士。2014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后入职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目前已经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
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缘起
二 研究综述
三 研究框架
第二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
一 现代化与个体化
二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
三 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建之路
第三章 个体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关系变迁
一 代际关系
二 婚姻关系
三 亲属关系
四 乡村社会关系
第四章 个体化与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
一 个体农民的崛起
二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体制
三 个体化与乡村治理的去公共性
四 讨论
第五章 个体化与农村文化变迁
一 公共文化的衰弱
二 道德规范的解体
三 价值信仰的缺失
四 市场经济、威权体制与文化个体化
五 专题讨论:乡村社会个体化与基督教文化发展——以豫南Z村为例
第六章 个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整合如何可能?——公共性的分析进路
一 个体化与社会整合
二 公共性与乡村公共性
三 国家权力介入与乡村公共性生长
四 专题讨论:公共性建构视域下的农村基督教文化发展——兼论民间组织发展与公共性建构
第七章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建构
一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
二 乡村公共规则:混乱与重建
三 乡村公共精神的衰弱与重建
第八章 进一步讨论: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
一 乡村社会关系变迁
二 乡村社会的个体化
三 “无公德的个人”抑或结构化的个体主义?
四 乡村公共性的建构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社会学丛书: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
首先,生育的类宗教意义趋于解体。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比之前好做多了(华南等宗族意识强烈的地区除外),年轻一代父母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更加倾向于一个孩子,最多两个,至于男孩女孩都一样。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导致的政策积累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形塑之下开始习惯于节制生育,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年轻夫妻,他们的父母经历了计划生育,他们的兄弟姐妹也就一两个,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这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所有背后却折射出传统生育文化意义的解体。
在传统中国农村,如果说农民有什么普遍共同信仰的话,那无疑就是祖先崇拜、传宗接代。这种思想意识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因为它是渗入骨髓和血液的,是自先人身体和精神中继承和遗传下来的。祖先崇拜,上对得起祖宗;传宗接代,下对得起子孙。农民就是要从这样一种历史感和传承之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尽管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血脉是可以延续的。与西方社会把人死后的彼岸引向天堂和来世不同,中国人把人死后的寄托指向后代和子孙,希冀在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的事业之中获得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②
生育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因为人们将之视为天经地义,因此人们不问缘由、不计得失,哪怕付出再多的身体痛苦与精神代价。传宗接代也与人惧怕死亡有很大关系,人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下去,自己未完成的人生事业和理想能够通过后代得以继承和实现。这种宗教般的情感,促使父母不是从短期的经济成本或者身体痛苦来看待生育,而是将其放置于生命的整个过程进行长远规划。即使生儿育女再辛苦、抚养孩子再艰难、帮儿子娶妻生子再不容易,这个过程、这种负担也是快乐的、值得的。
但是,当前生育所承载的传宗接代的意义正在趋于解体。在个体化进程中,有三个时期对传宗接代的意义进行了解构:一是人民公社时期对宗族势力的摧毁,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观念遭受到很大打击;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的惯性力量对“80后”“90后”年轻一代夫妻具有很大影响,他们很多人被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观念型塑之后,对于传宗接代的意义已经不再那么看重;三是21世纪以来城镇化的推进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生育所承载的类宗教意义。在城镇化、市场化和工业化的牵引下,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家族:村落、社区等地方性传统性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从传统语境的社会形式和义务责任中抽离出来。与此同时,地方性规则、传统文化对个体的约束越来越少,解放出来的人们无法再从传统信仰和指导规则之中寻求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在这种个体化过程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的类宗教意义正在不断趋于解体。年轻一代的夫妻开始质疑生育的意义,认为传宗接代是封建迷信,是愚昧的观念,她们不再为传统观念而活,而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生几个孩子、生男孩还是女孩、什么时候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因为身体是自己的,跟别人没有多大关系,自己拥有对身体的自主权。“生育的需要当然有一部分是文化强加给他们的,一旦削弱文化的强制性,那么这种需要就会随之减弱。随着妇女本身思想意识的不断提高,社会也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妇女还有其他的优先权。”①在解除了传统规则的禁锢之后,她们豁然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方式,于是传宗接代背后的神圣光环开始逐渐暗淡,生育的宗教意义不再那么重要。这种观点费孝通早有提及,他认为生育本身就是损己利人的事情,只是社会煞费苦心地运用文化手段而设计出一整套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让人们领会生育的意义,以保障人类延续和社会运转。
……
前言/序言
当前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个体化是这场变革一项最深刻的内容。中国乡村个体化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乡村个体化将何去何从?如何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作为学者,有必要去做学术性解释。
作为我们研究团队的一员,张良博士一直努力做这项工作。早在10年前,他就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做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尤其是其公共性的衰落与乡村社会个体化有着内在的关联。于是,我们开始关注中国乡村个体化变革。随后,他又在我的指导下继续深造,将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中国乡村个体化研究。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便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加工、完善的研究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对中国乡村个体化变革本身作了系统的分析,而且从乡村个体化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诸问题,以便开出更加有效的诊断疗方,重新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抑制个体化对乡村发展及乡村治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个体化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变革,而是现代化的一个后果。诚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Beck)所言:“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祛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①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之中,也出现了个体化变革,“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所有这些西欧个体化特征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②。
但是,中国乡村个体化目前仍然看不到贝克所言的第三重个体化(即“重新植入”社会)的一丝曙光。到现今为止,它主要经历了两波个体化:第一波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义国家中脱嵌出来;第二波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越来越多的人从地方性共同体、家族、家庭乃至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把日常性生产和生活关系转变为即时性交易关系。③这些日益崛起的个体,其中不乏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人”④,他们“已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自我主义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间的交往中。⑤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些“自我主义”的个体农民进行道德评判,并且我们也并不占有这样道德高度去评判他们,因为这样的“自我主义”标签并非当下农民所独享。
相对于过去,这些个体的确拥有更多的自由或自主性.但吊诡的是,这些自由、自主性又具有一定的自反性,也就是说,这些自由、自主性同时对自身产生对抗、冲突或消解作用——现代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但同时又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发展出一个自反性的自我。⑥身处个体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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