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
目录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冈千仞游华及其所作游记
整理说明
观光纪游
自序
例言
卷一航沪日记
序
序
航沪日记
卷二苏杭日记卷上
序
序
苏杭日记卷上
卷三苏杭日记卷下
卷四沪上日记
序
序
沪上日记
卷五燕京日记卷上
序
序
燕京日记卷上
卷六燕京日记卷下
卷七沪上再记
序
序
沪上再记
卷八粤南日记卷上
序
序
粤南日记卷上
卷九粤南日记卷中
卷十粤南日记卷下
后序
观光续纪
卷一
文学
国子监
岁科试
乡试
会试
殿试
宗教
兵制
长江水师
海军
爱新觉罗氏
卷二
地理
尺度
制造局
制盐
物产
贸易
欧国东通
政体
取人法
风俗
家屋
衣服
大川
风水
鸦片
度量衡
量衡
卷三
货币
铜钱
票
洋银
上海开市
兵勇
厘税
招商局
观光游草
序
序
引
观光游草卷上
观光游草卷下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冈千仞游华及其所作游记
王韬在《扶桑游记》中曾记述:“日国人才,聚于东京,所见多不凡之士,而鹿门尤其佼佼者。”这位东瀛不凡之士中的佼佼者“鹿门”,即本游记的作者冈千仞。他是日本明治时代颇为活跃的汉学家,与黄遵宪等驻日使者交往甚密。1884年6月来华,以上海为据点,历时三百余日,漫游各地,《观光纪游》及其续纪等即此次中国游历之所获。这些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社会,尤其是中法战争之际中国官民与知识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观等,可谓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生平
冈千仞(1833~1914),生于江户幕府末期,经明治,直至大正三年去世,整个生涯均处于日本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作为生存于其间的儒学者,他的一生也充满了波折。
冈千仞,幼名庆辅或启辅,字天爵,鹿门为其雅号,出生于东北仙台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就读于藩校养贤堂,习四书五经,后游学江户(今东京),改名为修,人幕府直辖的学问所昌平黉,师事安积艮斋等,修经史。昌平黉为当时日本汉学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知名学者和政治家。鹿门于昌平黉前后长达九年,并曾任书生寮舍长,同窗中有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南摩羽峰、松本奎堂和松林饭山等,其中与尊王攘夷的志士松本和松林二人交往尤契,后来三人曾于大阪开设私塾“双松冈”(塾名取自三人之姓),培养学子。在幕藩体制行将解体的幕末,日本诸藩及地方势力有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和主张尊王攘夷的讨幕派之分,前者以会津藩、仙台藩等为主,后者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代表。鹿门虽身为佐幕派仙台藩的藩士,但却始终倡勤王大义,尤其是在以仙台藩为主的东北诸藩结成“奥羽越列藩同盟”以抗拒王师时,毅然挺身而出加以劝阻和反对,结果被藩主下狱,险些丧命。明治初年,改名为千仞,字振衣。这显然由来于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之诗句。而且他还给收于自己门下的兄长台辅的儿子起名为濯,字万里。
明治维新后,冈千仞曾出任大学教官、文部省职员、修史馆编修等职,但均时间不长,因学校或机关调整而失去职位。1878年初,受聘于东京府书籍馆,翌年担任该馆干事(实际相当于馆长),但一年后因书籍馆归属文部省,他借此机会以眼疾为由辞职,其实作为深层原因与他对藩阀政治不满大有关系。其后他绝念仕途,潜心办塾,授业著述或漫游各地,以一在野文人之身终其一生。他先后于故乡仙台和东京开办过麟经堂、绥猷堂、鹿门书院等私塾,号称弟子三千,片山潜、馆森鸿、吴秀三、小越平陆等即其知名弟子。
冈千仞志向高远,性情豪放,为人耿直,平生尤好论时事。学问以经史为主,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宗,其文明显优于其诗。对此,黄遵宪在信中曾有中肯评价:“仆来大国,阅人多矣。然于文最爱吾子……于诗最爱龟谷省轩。虽不敢谓天下公论,然私意如此,不能随他人为转移也。”另外冈千仞还对世界舆地、历史颇感兴趣,长于修史编志。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尊攘纪事》、《藏名山房杂著》、《砚癖斋诗钞》、《涉史偶笔》、《仙台史料》、《藏名山房文初集》等,另有《法兰西志》、《美利坚志》、《纳尔逊传》等与人合编或加以润色的译作。据笔者调查,现在仅收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征购文库”中的冈千仞著述(含未刊)就多达近五十种,二百九十八册。
……
前言/序言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13个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1905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会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227种,其中晚清的148种,民国时期的79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227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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