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山水畫至宋代興旺的景象為****,他嚮著多方嚮發展,錶現形式與錶現方法也更為多樣。而宋代畫論反過來從理論上使院體畫與文人畫更加完善。《宋畫鑒賞(1):大石帶你讀宋畫》作者通過解讀宋代繪畫作品,讓美術愛好者可以更加深入的瞭解當時畫傢作畫的筆法、構圖和創作思路與意境,闡述宋代繪畫對現代繪畫的巨大影響。因作品數量較多,一冊難以闡述清晰,因此分為兩冊齣版。
《宋畫鑒賞(1):大石帶你讀宋畫》由石進旺著,收錄作品80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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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隱於內心——宋代士人詩意人生的高蹈與愴然
宋代是中華文化成就最為璀璨的時期,其書畫等藝術作品則猶如棱鏡,摺射齣文人士大夫七彩般絢麗的精神世界。孔子說,“士誌於道”(《論語·裏仁》),是說文化和價值的傳承與創造始終是士人使命。士大夫,有“起而行之”之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三國何晏《論語集解》引包成語解釋這段話:“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成為文人士大夫執著追求修齊治平理想的一種集體行為,貫穿於南北兩宋曆史。有宋一代實行皇權“與士大夫治天下”。宋代士人的政治、文化以及物質待遇在中國曆史堪稱尊崇。不像魏晉文人須依附強權且命在旦夕的憂生憂世,也不似亂離的唐末五代須仰武人鼻息的斯文掃地,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因動輒文字獄、血光之災而悸憂。陳寅恪先生認為“六朝及天水(指趙宋)一代思想最為自由”(陳寅恪《論再生緣》)。這使宋代士人成為文化修養最為淵博、深厚、全麵的一代文人。立言傳世、成聖成賢是宋代理學傢的共有理想。二程十四五歲便學做聖人,立誌成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聖賢氣象。硃熹一生以聖人自期,陸九淵更提齣驚世駭俗的“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論……宋人在思想、學術上狂傲自信、勇於創新的進取精神,被張載錶述為“為天地立誌,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獨治學有狂者,從政者亦然。範仲淹作《靈烏賦》,以靈烏“寜鳴而死,不默而生”明誌,其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和“有犯無隱”、狂直敢諫的作風,影響瞭兩宋士風。《宋史》本傳說“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然而,宋廷為防止文官專權,又采用三省分權製衡的體製和颱諫監督彈劾製度。官吏們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彈劾而被免職、貶官、流放。高度的中央集權、嚴苛的颱諫製度鉗製著士大夫人格的獨立與自由。宋代士人在儒傢傳統的救時行道、名節相高之外,隻好追求一種灑落自得、閑適安樂的精神境界,其人生態度可用“適意”二字概之。乾道四年,辛稼軒登建康賞心亭後嘆詠道:“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季鷹,即西晉有“江東阮步兵”之譽的張翰。“張季鷹闢齊王東曹掾,在洛見鞦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日: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韆裏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世說新語·識鑒》)……“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晉書·文苑傳·張翰》)其人其事顯示齣一種始自竹林遺風的士大夫優雅、適意、曠達的人生哲學。魏晉名士長期處在滿懷憂禍的境地,便隻有放懷山水,縱情詩酒,這種內心悲劇性的行為釋放就是放浪形骸、瀟灑不群、超然自得。魏晉流風遺韻深得遊心於翰墨的宋代士人的激賞,不自覺中流露齣對魏晉士人不著形跡、瀟灑齣塵的人生態度與“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緻”(《題筆陣圖》,載《蘇軾全集》捲六十九)的神往。一種普遍存在於宋人的生命憂患意識,使“適意”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多維精神品格的一個維度。陸放翁《飲酒》詩雲:“人生適意即為之,醉死愁生君自擇。”這種對生命主體的智性認識,包含人生價值的終極選擇。於宋代士人而言,若想保持人格獨立與自由,則隻能脫離官場,或歸園田居,或棲隱山林,但沒有瞭官傢俸祿,其遭際也就有可能像唐末五代的隱士那樣窘迫。這種矛盾使宋代文人産生瞭隱於官場、隱於內心的摺衷。或在禪定中潛心體驗生生不息、圓明活潑的生命本質,消解一切世俗的煩纍;或在遊山玩水、漁獵躬耕、營園藝蔬、品茗飲酒、吟詩作文、濡墨揮毫、撫琴嘯歌中肆意享受生活樂趣。對於受到朝廷嚴格控製,又承擔著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來說,這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放翁在<煙艇記》中記道:“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於韆裏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宋代已然國勢孱弱,又麵臨遼、金、濛欺淩,是以其時人心靜弱而不雄強,嚮內收斂而不嚮外擴發,喜深微而不喜廣闊。因此宋代士人率性灑脫,其人生富有詩意,生活中錶現齣一種對空漠、淡泊情趣的追求,他們與道教、老莊所蘊含的人生哲理及所宣揚的清明虛靜、恬然自適的心態一道,凸現齣士人人生觀與藝術觀的優雅、超拔、淡泊之極的一麵。在藝術創作與品鑒中所追求的是個人思想感情適意暢神的錶達,是對一種清淡深遠的尚意藝術境界的嚮往。“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宣和畫譜》引範寬語)。黃山榖所謂“無功之功”,即佛傢“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通過排除一切外在乾擾的直覺觀照和體驗達到瞬間的“頓悟”,達到超脫一切獲得解脫的自由的精神境界。“由理學,可以見宋人思想之精微,嚮內收斂;由詞,可以見宋人心情之婉約幽雋;由古文及書法,可以見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態而不在形貌,貴澄清而不貴華麗。”(繆鉞《論宋詩》)劉熙載也說:“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謂“意”,是一種超越於物質世界的內心體驗與言約意豐、得意忘言的藝術追求。《東坡題跋》雲:“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若乃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取其意氣所到,也就是說藝術之美不僅在於外在形態,更在於內在神韻,即其所傳達的情趣、學養、品性、胸襟、抱負等精神內涵。“適意”,這種無可無不可、悠然自得的生命哲學,被宋人灌注於詩畫藝術活動之中,進而使詩意人生成為宋之士人集體性精神狂歡的盛宴,也使其雅緻、超拔、通達的精神品格成為中華民族心靈慰藉的永恒美酒。對宋代士人來說,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尊重文化、尊重士人的時代,也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巨人時代,生活在與蘇子同行的時代,生活在山榖、放翁、稼軒、範仲淹、王安石、硃晦庵的時代。然而,他們又是不幸的,專製終歸是士人個性自由的鴆酒。最終,宋代士人詩意人生與修齊治平的人世誌嚮之間縱橫交錯的糾結,又無可奈何地透露齣一種去意彷徨的愴然。與同時代遠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已悄然孕育的人文主義思潮的際遇不同,宋代文人雖能像魏晉名士那樣做齣思想學術自由必需的人格獨立的嘗試,卻不能像那個時期歐洲思想傢、藝術傢一樣,躲避到方興未艾的、與絕對主義王權相對獨立的大學象牙塔成就古典文化之復興,更多隻能在仕與不仕、大隱或小隱、抗爭還是屈服之間做齣以精神品格為參照的選擇。蘇東坡在結束瞭海南三年的貶謫生涯之後固然可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的超邁為詩意人生作結,秦少遊也可以在貶無可貶之後如杜鵑啼血般詠齣“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之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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