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作者约翰·希克斯是当代西方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著述很多,他的经济理论自成体系,有一定影响。我馆曾出版过他的《价值与资本》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两本著作。
希克斯早期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数量分析的研究,后期研究方向有所变化,着重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史的考察。这本《经济史理论》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196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再版。全书共十章。内容包括市场的兴起,货币、法规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农业的商业化过程,劳工市场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历史等。作者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自由放任或集中干涉,这种看法具体体现在上述各个专题的阐述之中。
迄今我们已出版了不少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史的著述。但论述经济史理论的著作还属少见。
译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经济史理论,了解希克斯在结构分析和经济史理论方面的具体主张,研究他的整个经济思想,颇具参考价值。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理论和历史
第二章 习俗和指令
第三章 市场的兴起
第四章 城邦和殖民地
第五章 货币、法律和信用
第六章 君主的财源
第七章 农业的商业化
第八章 劳动力市场
第九章 工业革命
第十章 结论
附录 李嘉图论机器
精彩书摘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
可能仅仅由于存心不良(蓄意欺诈)使承诺得不到遵行;但即便没有欺诈行为,承诺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当事的双方可能对承诺的事有所误解;结果货在交付时,虽然它是卖方所打算和预计要交付的东西,却不是买方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另外也可能买主由于某种意外事故不能履行诺言,比如他亡故了、或是他打算交付的商品被毁坏了、或是被盗了,等等。这些可能性(在各种贸易中会有形形式式的种种可能性出现)不能完全排除。虽然可以签订一些合同并在合同上订明许许多多这种不测事件,但在频繁的交易中,不值得为每笔达成的交易都在合同中订明种种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像一方或双方最初谅解的那样,对于将发生的事有某种一般的理解,如果证明对于执行合同存在着一些障碍的话,那么交易就会大大地方便——实际上这是持续而频繁的贸易所必需的条件。
在商人和非商人之间绝不容易建立那种谅解,这是在商业经济(我们将这样称它)的边缘何以经常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这种摩擦贯穿于商业发展自其初始直至当代的全过程。商人之间(一个商人与另一个商人)的交易,从原则上说建立这种谅解就容易得多。如果协议的双方正在做同一种生意,那便有理由希望双方能按同样的观念和同样的含义来理解;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即使商人之间的交易也可能发生误解,也可能有欺诈,也可能发生种种猝不及防的变故。因此,就会发生争端,就必须有调解争端以使合同可靠的办法。于是就需要有法律的(或至少是准法律的)机构和制度。①
现在一般认为习俗制度或指令——习俗制度(商业团体正尽力从中发展起来)有其调解争端的办法;但那种过时的法律制度的特点(虽然在许多方面它们残留在较近时期的一些法律制度中)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当然更不能完全轻易地满足这些需要。古老的按习俗权利和义务进行调解的原则完全不是现在所要求的那种原则。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由合同中产生的权利的性质。有一些合同(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为嘲笑争端把它模仿得令人看了觉得滑稽而用的那种荒唐的合同)显然可以置诸不论;但有许多例子不那么极端,在那些场合下该做什么事完全不明显。从商业经济顺利运行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事情是,即使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上也应做出明确的决定。因此,虽然一个合同可能无效,但是更多的合同却不会无效;签订合同的人能知道什么可以强制执行、什么不可以。然而,根据以习惯法为背景的判断很容易作出的决定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
前言/序言
这是我在1967年11月在威尔士大学所做的格雷诺格讲演的一个改写本(有较大的扩充)。应这次邀请而做的讲演促使我把一些酝酿已久的想法整理出来。
我不是经济史学家,但我对经济史早就怀有兴趣;而且这方面有些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我正是亲自从他们那里受到教益的。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是科尔;我在“借调”到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之后不久就根据艾琳·鲍威尔借给我的讲课笔记讲授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在她的帮助下,我挑起了当时落在我肩头的这副沉重担子。当时我不得不把她的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叙述变成自己的语言。由于有那段经历,一颗种子播下去了,到最后可能会萌生出芽来。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和波斯坦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那时我们都是伦敦大学的讲师;我相信他会从以下叙述中认出我从他那里所学到的某些东西。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后我没有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然而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如今我又回到了这个领域。我相信,若不是埃思顿的敦促我是不会重操旧业的。在曼彻斯特的七年当中,我们是至为密切的同事,他退休以后我又与他比邻而居。我通过他得以与经济史学家们保持联系;他鼓励我坚持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的见解,因为我可以同他一起来讨论它。他甚至鼓励我把自己的看法加以发挥,因为我可以跟他一道讨论这些见解。他没有活到看见我的工业革命那一章的最后的面貌,因此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同意该章的看法,但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不同阶段同他讨论过的。
我在写作期间还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帮助。我不仅在阿伯里斯特威思大学还在别的地方讲授过经济史;每次我都获得我能利用的一些有益的批评、事例和思想。当我仅写完两章时我就把它们作为论文交给堪培拉大学的一个研究班;在牛津大学我又把在阿伯里斯特威思大学讲的内容重讲了一遍。当本书快要完成时,我用它在维也纳大学讲课,而每次讲授后进行的讨论都使我有所裨益。
在这些方面帮助我的人,大部分都是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并不限于这一类的学者。如同我要说明的那样,我试图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至少在我看来,我没有超越经济史的界限,但我试图直接到达这些界限;要做到这一点,我就不能不注意经济史以外的情况。我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特别是由于我在牛津大学工作并且是在万灵学院工作;这里集中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渊博的法学家),我几乎天天和他们见面,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向他们求教。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帮助过我,有时在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有时在一些很小的论点上,有时我猜想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帮助我。很难划出一条界线来。因此我只好不逐一致谢了。(只有个别情况是例外,在那种场合,读者可能会奇怪,我是怎么抓住一家与我一贯的看法显然无关的杂志的。)不进行冒有一定风险的概括,如同我将要尝试的,就得不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我必须为此负起全部责任。
索引注释。还有一点这里提一下也许有好处。我在写作过程中曾以几种类型的读者为念。我以前写的一些书许多国家的研究经济学的学生都读过;但愿本书也能如此,而且不以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为限。我所谈到的许多问题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是一目了然,甚至是相当熟悉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就不完全十分熟悉了。我将怎样帮助后一种读者而又不致使前一种读者感到乏味呢?我曾试图通过扩大索引的功能来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说本书的索引比一般可望在一部这样大小的书中看到的索引要大一些,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索引,还是一部词典,特别是一部关于历史年代的词典。这样,如果读者感到文中某处另有所指,他希望得到这方面稍多一点的知识,那么他或许能在索引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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