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有学者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内容简介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自第一辑创刊以来,得到学界肯定,并受到不少学者关注和支持。本书为第二辑,主要收录了和上海法租界有关的专题论文、史料和口述等。研究主题包括法文报刊、道路开发、交通管制、电影院分布、学校教育等。有些史料为首次披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还收录了追忆倪静兰老师的文章。倪老师翻译的《上海法租界史》是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翻译水平历来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和赞扬。但是,长期以来,倪老师的个人生活非常低调。本书收录了马军和罗苏文两位学者的回忆文章,追思了倪老师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
马军,1969年11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中华民国史、中外近现代军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合著,1999年)、《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合译,1999年)、《泰西新史揽要》(点校,2002年)、《1948年:上海舞潮案》(著作,2005年)、《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建寅传略》(编著,2005年)、《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编纂,2006年)、《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著作,2006年)、《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合译,2009年)、《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著作,2010年)。
目录
目录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马军
专题论文
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宝库——《法文上海日报》(1927—1945)赵怡
上海租界电影院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探析(1919—1943)赵伟清
上海法租界交通管理情况概述(1908—1943)——以治理有轨电车交通事故为中心谭欣欣
法租界会审公廨、警务处与薛华立路的开发(1900—1939)蒋杰
从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到私立中法高工——上海法租界内一所校园的风雨弦歌王细荣
两次淞沪抗战中的震旦大学与难民救助任轶
上海法租界广播审查制度述论(1923—1943)郑潇
中美学界关于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之研究综述杨涛羽
口述历史
我在中法学堂的学习经历琐记董鸿毅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中法学堂董鸿毅口述曹炽康整理
新史料
有关“法电”罢工的翻译资料(一)佚名译劲草整理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员录》陆烨整理
上海首次轨道交通规划史料编译王争宵编译岳钦韬校
书评·会讯
延续与创新:法文史料视阈下的上海法租界研究——“法租界与上海城市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玉铭
书评:《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东西艺术融合交汇的剧场空间》刘喆
学林往事
倪静兰老师的晚年罗苏文
读史杂记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邵贻正
文献目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译校《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篇目汇编马军编
征稿启事
精彩书摘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
邵贻正
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先由上海道台宫慕久拟订,再请英方管事官译出,由宫慕久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以官方告示形式加以公布。后来,1853年9月7日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攻占了上海衙门。上海初建的英国领事馆因1870年12月24日深夜的一场大火被烧毁。上海经历了这两次突发事件,导致大批珍贵资料被毁,《上海土地章程》中文原件亦告失传。长期以来,人们所能依据的只是刊载于1852年1月27日《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上的英译本及其中文回译。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中英学者通力合作,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份抄本(档号PRO.F.O.233/96,pp.155)。原件共11面,每页直栏9行,以毛笔正楷抄写,无修改痕迹。此文本的最后一页有英文附注:TrueCopy,W.H.MedhurstInterpreter,ShanghaiCousulate,意为准确的抄本,为可信之物。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全文经《档案与史学》编辑部重新标点后发表,发表在该刊1995年第1期第3至6页上。上书:
查照条约,就上海地势民情,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兹将所宜遵行者,由本道会同贵管事官酌议数条开列于后
……
20世纪70年代后,第一个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并全文抄录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的学者是台湾的王尔敏。他将该章程全文录入他的论文《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1842—1942年)》(台湾《中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75年7月,第129—166页)。王尔敏的主要贡献是他发现《上海土地章程》的原始中文抄本并没有失传,而是完好地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在论文中,《上海土地章程》涉及的北界址,他按照抄本,正确地抄录为“李家厂”,从而纠正了民国时期学者从英文回译中文时产生的“李家庄”或“李家场”之误。但该论文中,也有一个易被人忽视的瑕疵,是他将《土地章程》的南界址“杨泾浜”错写成“杨泾滨”。查国内出版的汉译词典,“浜”的繁体字仍是“浜”,然王尔敏却误认为“浜”的繁体字是“滨”。
30多年后,他又推出了一本专著《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虽然该书资料丰富、学术价值颇高,而且很有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在第314页和311页上仍分别将“洋泾浜”写成了“洋泾滨”,将“泥城浜”写成了“泥城滨”笔者更注意的是,当初宫慕久在拟定《上海土地章程》时,所划定的南界址,在当时上海县地图上已明确标记为“洋泾浜”,其地理位置在今延安东路上。笔者上寻二百多年,直至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各时期的上海县地图亦均将该水道标为“洋泾浜”(例如康熙《松江府志》、崇祯《松江府志》、万历《上海县志》)。然而,宫道台却将南界址写成是“杨泾浜”而非“洋泾浜”。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宫道台犯了错,或者是找到了某种出典?
笔者由此猜测,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之前,这条流向黄浦江的水道,不称为“洋泾浜”,而称为“杨泾浜”。经向上追溯,笔者果然在陈威、顾清纂修的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卷二页二十六上找到了“南杨泾北杨泾”的记载,比对其附近河流的记载,它和后来“洋泾浜”的位置是吻合的。
或许这就是宫慕久在《上海土地章程》中写下“杨泾浜”的原因,或许洋泾浜最早的称呼真是叫杨泾浜。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
前言/序言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
马军
关于《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倪静兰女士,已经有一些文章谈及了她的生平和事迹,例如章克生撰《深切悼念倪静兰同志》(《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1辑》)、罗苏文撰《倪静兰老师的晚年》(见本书后文)等。但她留给我们的形象,依然是线条的、隐约的。这位对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学者、译者,引起我莫大的好奇。
久违的真容:三张照片
作为一个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史比较熟悉的人,我翻遍院所各种各样的纪念册,却始终找不到倪静兰的照片,甚至连一份简历也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倪在1983年7月去世时,尽管劳苦功高,《上海法租界史》的中译本又出版在即,但她竟连个副译审(副高职称)的申请也未获得上级部门的允准。所以,既非离休干部,又非高级职称的她,自然就在各种人为设定的“线条”之外了。
此外,倪的丈夫吴乾兑先生亦在2008年去世,他俩又没有子女,两人的遗物早已无存,有的遗稿甚至流落民间,在网上被拍卖。
我还曾询问过若干当年和倪氏共事的老同人,是否保存有她的照片,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一张20世纪50年代末倪静兰为加入上海历史学会而填写的表格,上面只有最简单的信息,也没有照片。《上海历史学会会员登记表301—350》,C43—2—295,第10—1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
百般无奈之中,我突然想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档案室或许保存有倪的个人档案,其中应该有她的照片。不料按照现有规定,我这样一个一般的研究人员是无权查阅此类档案的,只能请所办公室主任金颖华先生代劳。金主任一出马,竟轻易地拍摄到了三张报名照,并很快传给了我。
打开电脑页面,我终于能够一睹久违的真容了。这三张照片,第一张青涩、腼腆,大概摄于初高中时代;第二张清秀、俊朗,应该是大学时代或者是工作之初;第三张则明显步入了中年,或许是超负荷的工作和疾病的折磨,已使她的笑容显露疲态……
我打开照片时,本所同人吴健熙先生恰在身边,他迅速起立,向倪的遗照深深鞠躬,口中还念念有词:“上海史老前辈,老前辈啊……”
“多面手”
倪静兰女士以《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而闻名,但她的成绩当然远不止于这本书。历史所老一辈的翻译家、倪静兰的领导和同事章克生先生曾称赞她是一个“多面手”。据笔者查阅所史档案,自1957年末从上海外语学院调入历史研究所至“文革”前的9年间,她参加了所内许多重大的资料编纂、翻译和研究项目,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非基督教运动(1923—1927)史料选辑》《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专题资料选辑》《国棉二厂厂史》《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卅运动资料汇编》《江南传教史》等。由于她是少有的法文专才,所以常在其中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起,她又应邀参加了上海外语学院主持的《法汉词典》编写项目。该项目组人员最多时达到63人,最少时也有24人,倪静兰是其中最重要的21名编者之一。这是一项繁重而仔细的任务,编者对于每一词条的释义、例证、用法等都得反复琢磨推敲,精益求精。为得到一个正确的释义,往往需要查阅大量的原版辞书。为了保证质量,从选词到定稿,前后有十几道工序。可以说,词典中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符号,都凝聚着编者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由于词典内容广博,正确度要求又高,故要完成、编写,需投入的人力物力特别多,耗时也特别长,直至1979年10月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录6.2万个词条。(此前在1977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收录2.6万个词条的《袖珍法汉词典》)现在推算起来,也就是在倪静兰为这部中大型辞书尽心竭力之时,可怕、可恨、可误的癌魔找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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