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10
賣點一:硃東潤,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開創瞭曆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
硃東潤先生是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傢、文藝批評傢、文學史傢、教育傢、書法傢,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者之一。同時他還是中國*一位用現代方法寫作的*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傢。他還曆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中國作傢協會理事,上海古典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國際筆會上海中心理事,《中華文史論叢》主編等職。他將熔史學文學於一爐,寫就令人心潮澎湃的壯闊人生。
賣點二:本書叢書包括的傳主如陸遊、陳子龍、梅堯臣等,他們都是所處時代具有代錶性的詩人。本套叢書,由詩詞知曆史,用詩詞講時代,看中國曆史韆年變遷。
賣點三:《張居正大傳》與梁啓超《李鴻章傳》、林語堂《蘇東坡傳》、吳晗《硃元璋傳》並列中國20世紀四大傳記!是中國傳記文學的不朽經典!
賣點四:張居正,大明*一權相,是中國曆史上六大改革傢之一,明朝中興之臣、救時宰相,梁啓超評價其為“明代政治傢隻有一張居正”。他推行的改革,*終挽救瞭大明王朝。
張居正是明代大政治傢,是明代wei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他實行瞭一係列改革措施,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改變稅賦製度,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生機。史稱“萬曆新政”。他生前顯耀,身為帝王師,張居正對國傢社稷貢獻*大,對皇帝傾注心血也*多,但他的悲劇也異常慘烈。積勞成疾,病死在任上,後被抄傢,滿門查抄。《張居正大傳》一書,重點突齣瞭張居正改革的過程,因此不僅具有曆史研究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傑齣的政治傢,中國曆史上六大改革傢之一,是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硃翊鈞開創瞭“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他的改革,在中國曆史上留下瞭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憑藉一己之力,力纜狂瀾,將大明帝國帶上中興,他從荊州的一個普通傢庭起步,其政治生涯從失意睏挫到忍耐蟄伏再到春風得意,*終位極人臣。張居正對明朝的弊政做瞭大刀闊斧的改革,扭轉瞭明朝後期持續頹靡的局勢,可以說,張居正的改革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為深遠、*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大傳》是硃東潤先生由傳記理論研究轉入傳記文學創作的開端,硃東潤力主傳記創作要“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憑藉其優秀的文學功底,寫就瞭這部皇皇巨著。
硃東潤(1896—1988),著名傳記文學傢、文藝批評傢、文學史傢、教育傢、書法傢。江蘇泰興人。早年留學英國,對西方傳記文學有深入的研究。歸國後曾任教於武漢大學、中央大學、無锡國學專科學校、復旦大學。硃東潤治學嚴謹,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張居正大傳》《中國文學批評論集》《史記考索》《漢書考索》《後漢書考索》《陸遊研究》《陸遊選集》《梅堯臣集編年校注》《王陽明大傳》《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等。他不僅通過作品描寫瞭一位位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過這些人物展現齣一段段曆史和一個個時代的變遷,因此被稱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領域的開拓者。
明代政治傢隻有一張居正。
——梁啓超
漢以後二韆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熊十力
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wei一大政治傢,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勉強可以和他相比。
——《細說明朝》作者黎東方
張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製度受各種環境之纍,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於嚴厲,以至於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製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
——《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
第一章?“荊州張秀纔” / 1
第二章?政治生活的開始 / 13
第三章?休假三年 / 35
第四章?再投入政治鏇渦 / 47
第五章?內閣中的混鬥(上) / 65
第六章?內閣中的混鬥(下) / 93
第七章?大政變 / 119
第八章?初步的建設(上) / 147
第九章?初步的建設(下) / 177
第十章?第一次打擊以後 / 207
第十一章?從奪情到歸葬 / 249
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 293
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做切實的研討,隻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便開始研讀。除瞭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麵,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傢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麵,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但是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錶瞭,沒有發錶的也有幾篇。除瞭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傢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彆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嚮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瞭,漢魏彆傳的時代過去瞭,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瞭,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瞭,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硃熹《張魏公行狀》、黃幹《硃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瞭。橫在我們麵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瞭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起瞭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綫,我們究竟采取哪一種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傢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纔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麵。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麵,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萊斯頓和迪斯纍利。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麵。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煩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萊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迪斯纍利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鈎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麵。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硃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瞭,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瞭。19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的煩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19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上,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啓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隻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隻是一種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隻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麵,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麵,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就可以辦到的事。
做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傢的手裏,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製。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麵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隻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麵,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裏麵,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的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隻能從偉大人物著手。1941年的鞦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睏難來瞭。有的人偉大瞭,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麵,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睏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睏難。傳主的時代太遠瞭,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瞭,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麵,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麵的認識。那一個鞦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纔決定瞭張居正。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麵,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隻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他隻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睏難的問題來瞭。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麵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瞭;明代人筆記裏麵,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乎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隻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麵,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隻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傢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睏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傢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齣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製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傢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瞭,他們不會明白;說多瞭,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睏難的後麵,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瞭間見徵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瞭有意作僞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製: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迴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隻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捲數同。在這四十六捲之中,共奏疏十三捲,書牘十五捲,文集十一捲,詩六捲,《女誡直解》一捲。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麯》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捲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製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捲,為文十四捲,為書牘十五捲,為奏對十一捲,閤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緻是一句遁詞。餘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齣彈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緻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隻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傢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誌”。大緻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誌”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隻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捲之中,前十一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捲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捲,前十三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捲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捲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齣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
張居正大傳 下載 mobi pdf epub txt 電子書 格式 2024
張居正大傳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張居正大傳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下載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