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史学大师经典之作,独特视角解读中国史
梳理中华文化的源流,解读历史政教之得失
通俗好懂且影响深远的史学入门经典读物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著作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曾被顾颉刚先生誉为“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版本。全书共60篇,由史前写至清代,是一部持论公允、史料丰富、详略得当的中国通史著作,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繁复演变做了清晰梳理和深刻分析,是了解我国历史的经典之作。此次做精装出版,具有实用意义和收藏价值。
作者简介
陈恭禄(1900—196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1900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16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由化学而农科,后又入历史系学习。1928年开始任金陵大学历史系助教。1933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6年重回金陵大学任教,由助教晋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日本简史》《中国近百年史》等。
精彩书评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
——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
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
陈著既不搞思想先行、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有叙有论。
——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我国地理及其影响
地理之重要—疆域之逐渐开拓—谬误之实例—自然区域—河流—土壤与气候—矿产—治乱之一解释—耕地之估计—地理与职业—地理与政治—对外观念—经济情状—建设路径
第二篇 史前社会
史前之说明—老北京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新石器人之体质—推定年代之标准—新石器人之生活—苗人—蒙古人等
第三篇 商
商名之由来—先祖—汤之故事—大甲—祖乙—盘庚—武丁—商季诸王—纣之故事—王之威权—传位制—官制—疆域—邻国—生活情状之一斑—迷信之深痼—文字—年代
第四篇 西周
周之先祖—文王—周强之原因—武王伐商—周公东征—封建制度—诸王—西周之覆亡—王之地位—疆域—东方—东南夷—社会情状
第五篇 东周
王之地位—五国疆域—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楚之争—晋悼公—弭兵之会—小国担负之一斑
第六篇 东周(续前)
大夫专政—公孙侨—楚灵王—晋宋诸国—吴之兴亡—越之崛兴—文化区域之扩大—封建之破坏—享受之不平—战争情状之一斑—农民之苦—工商—社会之不安—家庭生活
第七篇 战国
战国—三国之疆域—变法之趋势—魏文侯—韩昭侯—吴起相楚—商鞅之变法—田氏篡齐—燕之形势—中央集权—称王—臣下之地位—土地之开拓
第八篇 战国(续前)
秦惠王—齐之强大—合从—连横—秦昭王—养客之风气—列国之情状—秦灭六国—文化区域—武备之进步—人民之生活—家庭生活
第九篇 先秦学艺
学艺之发达—孔子略传—孔子学说—子思—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法家—文学
第十篇 秦
始皇为人—皇帝之尊严—官制—疆域—关中之经营—驰道—法令制度—文字—思想—安宁人民—北筑长城—南征—兴土木—始皇死—秦之覆亡—覆亡之主因
第十一篇 汉高祖
刘邦入秦—项王之威权—祸乱之复起—社会制度之变更—汉郡—诸侯王—列侯—天子之尊严—三公—九卿等官—法令—南方诸国—匈奴
第十二篇 惠帝至景帝
政治现状—吕后专政—诸吕之乱—文帝与大臣—重农业—减刑罚—礼遇大臣—短丧—七国之乱—政治上之改革—封建制度之失败—户口之激增—游侠之风—对外之关系
第十三篇 武帝
养士风气之丕变—取士之方—汉与匈奴之关系—西域之经营—通西南夷—灭南越—徙越人—并朝鲜—十三州—农民生活之一斑—财政之困难—政府之收入—刑罚与叛乱—晚年之境遇
第十四篇 昭帝至平帝
昭帝—废立之变—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政治现状之一斑—人民之疾苦—祸乱之主因—匈奴之降服—西域之归顺—羌乱之平定—乌桓之臣服—向外经营之影响
精彩书摘
第二篇 史前社会
史前之说明—老北京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新石器人之体质—推定年代之标准—新石器人之生活—苗人—蒙古人等
史前之说明史指文字记录而言。我国信史起于商代,其前未有文字记录,所谓史前也。史前之材料,一为地下发掘之古物;一为社会学者调查或研究原始社会所得之结论。二者皆为专门学问,学者以毕生之精力时间为之。吾人研究历史者,叙述史前社会,不过据其发表之报告,或接受其意见,自不易有新贡献。历史家或认为非其范围,置而不论。著者言之,乃欲读者明知现时知识之进步,而改变其对于古史之观念也。二十年前,中外学者一致以为我国未有石器时代。好事者创为中国民族来自西方,或言埃及,或言巴比伦,或言印度,或言印度支那半岛。识者斥为人类无知与科学未备所发生痴愚之罕见实例。兹据报告,分言我国史前社会于下。
老北京人?人类同祖,或言其始祖住于亚洲,或言住于非洲,皆无确证。地质学者见得化石,有谓最早人类住于中国者。然其根据薄弱,不为学术界所接受。后石器时代之遗物继续发现,乐观者以为最早人住于中国之可能性益大。民国十五年,瑞典地质学专家安特生,发表周口店发现之二齿,为最早人所遗之报告。周口店在河北房山县,距北平一百二十里,有丰富之石化动物,掘获之古物,送往瑞典研究。其中二齿,专家定为最早人之臼齿,安特生乃宣布其结论。后复采掘,获有一齿,剖解学专家步达生研究报告盛称臼齿之重要,以为人类始于亚洲。其地发掘继续进行,又获人齿及破碎头骨。十八年冬,发现二洞,于深洞中得一人猿头骨,送往北平,科学家称为“老北京人”。步达生审其形状,疑为少年女子之头骨,脑部颇为发达,视欧洲所发现之原始人骨为早,此其初步研究之报告。后继续发掘,有重要之收获,尤以二十五年所得之人头骨为重要。二十六年春,世界生物学学者于美国费城开会,我国代表携新发现之头骨赴会,专家推定其年代距今约一百万年。
老北京人之时代,华北气候较今温和,其生长之动植物与今不同。动物居于无人斩伐之草木中,其种类有野水牛、象、兕、虎、豹、大狼、狗、猫、熊、马、鹿、骆驼、山羊、海狸等。其中有为今华北所无之动物,亦有逐渐驯服而为饲养之家畜。大体而言,野兽多凶猛也。于斯环境之中,老北京人势力单弱,防御攻击之具笨拙;幸其脑部发达,能运用其智力以避免猛兽之害。其藏身或居住之所,则为天然之洞穴。其洞常邻近水边,水为天然阻碍,猛兽隔水不能前进,而老北京人且便于饮水止渴。其洞亦可贮藏食物与用具。器物则以石造成,至为简陋。老北京人渐知用火。燃火非为煮熟食物,乃以之保护其安全也。其食物或为果实,或为兽肉,或为同类之肉。其御寒之衣,则为兽皮。老北京人是否进至真人状态,为一问题。科学家之答复则称:老北京人备具真人之形态,为人类种族中之一种代表。近时学者称其有二特征,即下颚骨之瘤状及上门牙之勾状,与蒙古族相近。吾人所知者,唯此而已。
旧石器人?由人猿进至旧石器时代,经历极长之时期。旧石器之末期,距今盖四万年。其在华北之区域,颇为广大。广西西藏亦有发现。其首先发现而有较详之报告,当推法神父德日进、桑志华。民国十一、十二年,二人在我国北部调查地质,周历广大之区域,发见旧石器遗址三处:一、宁夏之水洞沟。二人获有数百石器,系以石英及砂质石制造而成,颇为精美,形状较大,与碎断及烧过之骨混在一处;化石有犀牛、土狼、马、蛇等。二、陕北无定河、榆林河上游。其地有极丰富之断骨,化石之动物有土狼、犀牛、驴、骆驼、鹿、黄羊、水牛、牛、象等;其石器则限于石料,形状甚小,同于鸡卵。三、榆林。旧石器人所用之石器,多以石英造成,化石亦不少。戈壁沙漠近有旧石器遗址发见,其代表之时期与水洞沟之时代相近。他地之发见,则少详细之报告。
旧石器人所用之器物以石或骨制成。住于水洞沟及无定河上流者,皆有炉灶器物及厨房遗物,其人当知熟食。其遗址未有人骨发见。唯于一处获得一齿,但距遗址有五百公尺。步达生据之研究,结论称,综合事实,可视为亚洲旧石器人骨之第一次发见。然非出于一处,终难定为同时之遗物。周口店之采掘,获有旧石器人骨,当改变吾人之观念。人骨发现不多,盖由于不知尊亲,人死之后,弃其尸于野,而为动物所食也。现时,西康尚有此习惯俗,所谓“天葬”。古代诗人曾以之为言。旧石器人之知识技能,较老北京人大有进步,日间猎逐野兽,食其肉以充饥,冷时则以兽皮为衣。炉灶附近有大批兽骨,当为其食后所弃。晚间栖于洞穴。其人日与野兽相斗,深知其性质、行动与嗜好,乃利用其弱点而杀之。其时,凶猛巨大之野兽尚多,不能一一与之角力争胜也。旧石器人既深知野兽,渐而与其性情温和者相近。野兽变为家畜,盖始于此时。其所食者,除兽肉外,尚有鱼及果实。取鱼系逐渐发明;果实之为食料,为时已久。经历数万年,进至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人?新石器时代之开始旧以为在一万二千或一万年之前。事实上,民族居住之环境不同,工作之勤惰及智力之发达,亦各有别。试以我国而论,黄河流域开辟最早。长江流域次之,汉时,其地犹为部落社会,公元三世纪,吴以兵力攻取其地,收抚其人民。西江流域之开辟,又次之,今西南一部分土地,尚有原始部落社会,则其明例。华北新石器时代始于何时,殊难确定。其早于华中、华南,则为事实,距今大约一万年。近二十年来,新石器遗址之发见,遍及全国。其为科学发掘,并有较详之报告,仍以华北为主。其首先发掘,确定我国有石器时代,而改变中外人士观念,国内外学术团体起而发掘者,当为安特生之发掘报告。其工作虽或为人所指摘,推论并为人所怀疑,然其于学术上之有贡献,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兹略述其发掘工作于下:
安特生第一次发掘,在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系据采集员之报告,乃视察其遗址,指导发掘事宜。民国十年夏,开始发掘,其遗址为一洞穴,为史前人之住所。其所获之遗物,一曰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镞,中有精致之品,亦有制造粗糙未经琢磨者。器物作装饰品用者,有石环、石扣、石球、雕刻等。其材料多为大理石,状颇精美,手艺有精巧之进步。二曰陶器。其所获者,几尽陶片,中有凑合而成原器者,花纹殊为精美。其器多以手制造,花纹之种类不一。三曰骨器。有凿刀、锥针、缝针等,皆甚美丽。其可附言于此者,尚有以贝制成之环,然多破碎。四曰骨骸。其发现之骨,以人骨为多,而兽骨较少。人骨破折凌乱,其中可辨识者共四十余体,盖为杀人祭祀之地。安特生称其时代迟于河南仰韶村所发见者。
仰韶村在豫西渑池县,于民国十年冬发掘,亦据采集员报告,其所获之器物颇为丰富。安特生以仰韶代表新石器之末期,距今约五千年。他地所获器物与之相似者,亦往往以仰韶称之。仰韶村之发掘,有石斧、石刀、石环、石杵、石镞,并有以石制造之农具。石制之武器多不尖锐,其用兽骨及鹿角制成者,则为利器。箭镞有用贝壳造者。其遗址发见之陶片,散布广而量数多。其较完整之器物,形状常与商周之青铜器相类。铜器由陶器演进而成为一事实。仰韶期人日常用物,多为陶器,乃多以手制成,上有花纹,其精品则色多红,所谓彩陶也。其为仰韶期人所住遗址,颇足以见其时之生活情状。所获之人骨,专家可决定其人种,皆宝贵之史料也。
河南所发见之彩陶,安特生谓其同于西亚之发现,进而谓甘肃有肥沃之河谷,若加搜寻,可发见其人自西而东迁移之明证;乃于民国十二、十三年西往甘肃,访求远古村落遗址及其人民葬地,作大规模之发掘。安特生据其所获之物,分其地远古文化为六期:一齐家期;二仰韶期;三马厂期;四新店期;五寺洼期;六沙井期。其所定之名称,系于其地发掘,而以地名称之也。分期之主要标准则以金属器物之有无与多寡为决定。前三期遗址未有铜器发现,后三期则以铜器之多寡而定其先后。六期代表之年代,据安特生之最初假设,每期平均三百年,甘肃文化盖起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终于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其所掘之古址,有未获得实物而出款购买者,遂为人指摘,此实偏于枝节。其根本困难则为选定之区域不足以代表远古之文化也。甘肃旧为羌胡之地,秦汉始有经营。羌人今属于藏族,藏人尚从事于畜牧,而仍有居于其地者,其文化发达迟于黄河流域下流之地。殉葬物之丰俭,常决定于死者生时之地位及其家人之财力,亦不足为分期之适当标准。
安特生之发掘,证明我国之有石器时代。国内学术团体,有起而发掘者,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之发掘,则其一例,其所获之物,以陶片为最多,精细者涂有彩色。石器之种类不少,尖利之器,则有鹿角或骨制成之锥簪针等。李济称其遗存最近于仰韶期。后中央研究院发掘山东济南城子崖,据其发表之报告,遗址显为两层文化。上层为铜器时代,兹姑不论。下层为石器时代。其陶器以手制为主体,占器物百分之九十以上,石器则为精制之品,尚有骨器、角器、口器等。其时代,后于仰韶期。日人鸟居龙藏迭访古物于东北诸省,先后发见新石器时代之遗物甚多。然无地层为证。后日人发掘辽东半岛之古址,据其报告,貔子窝、牧羊城皆为史前遗址。其所获器物,虽不尽同于河南,而其时期则同于仰韶期人。热河、黑龙江亦有发见。其在华中、华南之新发现,时有所闻,惟无详细报告耳。新石器之区域分布至广,安特生称我国代有新石器末期之文化发现,实则时期之先后乃比较而言,未有绝对之标准。据现时之知识而论,其分布区域若此之广大,常非偶尔遽然之事,乃由初期而演进至末期也。
新石器人之体质?旧石器人之遗骸不多;新石器时代之人骨则有丰富之发现,沙锅屯、仰韶村、甘肃皆有所获。其头骨未坏者,皆可尺量。步达生据之作精密之研究,其发表之报告略称:新石器人与近代华北人相同,其显然不同者,亦有数点,然其相同者多,乃虽避免沙锅屯人及仰韶村人之体质,根本上同于近代华北人之结论。其研究甘肃人骨之论文略称:其体质属于东方人种,事至明显;其相同之甚,将使吾人可称史前人为中国原始人矣,其人同于西藏种。甘肃史前人为中国原始人之推论,乃受安特生之影响,其定为西藏种则确为事实。甘肃于秦汉时虽为我国所统治而羌人之势力犹强。羌人属于西藏种,今尚住于甘肃,未能全脱原始社会。汉曾大规模移民于甘肃,其戍边之兵卒,尚用铜簇。安知古墓与村遗址,非汉人葬埋或居住之所乎?且死者家境之贫富,常为葬物丰俭之一因素,当不能据为标准而定时代先后也。
推定年代之标准?外国学者依据西亚发现之彩陶,推定仰韶之时期。言者且称:陶器易于制造,变化繁多,专家视其质料、制法与花纹,可决定其年代。事实上则非易事,试以城子崖为例。其发掘之遗址分上下二层,下层之黑陶与粉黄陶,表现之技术精巧,富于创作,而上层之工艺尚不之及。幸其同在一地,有地层次第为证,而能定其先后。设想其分在二地,将无法辨明矣。西亚与中国相距太远,中外环境不同,文化进步亦各有别,据之推定仰韶时代,当为附会之说;更难认为彩陶系受外国影响,铜器为决定年代之标准,亦不适用于甘肃。铜在古代为贵重物,人民财力不能有之,自难以之殉葬,吾人苟不先辨别贵族平民之墓地,铜器之有无与多寡当不能为标准也。适当之解决方法,应比较国内出土之材料而推定之。商周大约年代,为吾人所知。安阳殷墟发掘,自小屯展至后冈等地,发现灰陶、黑陶、彩陶。观其地层次第,可决定其先后。城子崖报告其关系如下:
上层?小屯文化,灰陶,其他遗物同于殷墟。
中层?后冈文化,黑陶,其他遗物同于城子崖。
下层?仰韶文化,彩陶,其他遗物同于仰韶村。
城子崖在山东济南,与安阳同在黄河流域。二地相去尚不甚远,其掘发之遗物,当可为比较研究之资料。据上事实而论,彩陶最早,黑陶次之,灰陶又次之,此山东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之遗迹,当可据之推定年代:殷墟文化距今约三千年;黑陶最迟,当在商代中叶或中叶以前;彩陶则在其前,距今约五千年矣。欧洲旧石器时代经历四万年,新石器则历时较短,我国新石器文化,盖经历数千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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