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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對那些強調對外政策的外部原因的理論提齣瞭挑戰。政治學傢、曆史學傢以及任何對國際關係動力機製感興趣的人士將會發現本書的論點富有挑戰性和啓發性。
內容簡介
《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對突發性國的際危機的類型學進行研究,通過對曆史上27個案例的剖析,比較分析瞭國際危機的根源、政治和結果。作者提齣三種不同危機類型及相應的國內國際條件。通過運用信息處理的認知模型和動機模型,考察瞭危機與國際衝突根本原因之間的關係,解釋瞭決策者在這些危機管理中為何錶現齣不善於學習和做齣錯誤指導等問題。
作者簡介
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美國著名政治學傢,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戰爭研究係國際政治理論教授、劍橋大學彭布羅剋學院聯閤研究員,曾任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詹姆斯·弗裏德曼首席教授;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和紐約城市大學,之後在美國海軍學院和戰爭學院講授戰略學,並長期擔任北約防務學院和倫敦皇傢國防研究學院客座教授;在過去60年的學術生涯中共齣版、發錶35部著作和250多篇文章,並獲得美英等國多項學術榮譽頭銜和稱號,主要代錶作除本書外還有《我們都輸掉瞭冷戰》(1994)、《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2008)、《國傢為何而戰?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動機》(2010)以及《避免戰爭,締造和平》(2017)等。
目錄
目錄
第一章引言/ 1戰爭的深層原因與直接原因/ 1
危機的界定/ 9
案例的選擇/ 15
本書的結構/ 22
第一部分危機的起源
第二章敵意的閤理化/ 25敵意的閤理化/ 27
敵意閤理化的策略/ 32
危機的另一種模式/ 43
第三章派生性危機/ 48
派生性危機的起源/ 49
派生性危機的政治/ 63
第四章邊緣政策/ 68
邊緣政策的目的/ 69
邊緣政策的根源/ 73
承諾與機遇/ 100
第二部分危機政治學
第五章認知閉閤與危機政治/ 119認知一緻性和錯誤知覺/ 121
決策衝突和防禦性規避/ 126
認知過程和決策病理/ 130
防禦性規避和無意識衝突/ 136
案例研究: 七月危機/ 139
第六章錯誤知覺的來源/ 175
官僚機構的政治化/ 181
國內政治的首要地位/ 200
民族自我形象的角色/ 228
結論/ 263
第七章危機的背景/ 270
和平與戰爭之間: 國際危機的性質目錄軍事選擇的多樣性/ 274
對戰略不利地位的恐懼/ 280
軍事自信的程度/ 285
對戰爭的態度/ 291
對衝突不可避免的感知/ 299
預防戰爭與準備戰爭的悖論/ 310
第八章危機管理與超越/ 313
危機類型和危機結果/ 313
壓力和危機決策/ 316
威懾的局限性/ 321
協調和控製的諸問題/ 331
危機管理的未來/ 342
第三部分危機與國際關係
第九章作為一種學習經曆的危機/ 361危機和敵意的加劇/ 362
危機和敵意的改善: 法紹達危機/ 371
法紹達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的教訓/ 382
第十章結論/ 391
反駁“修昔底德陷阱”/ 391
精彩書摘
危機的界定
外交危機(diplomatic crisis)的概念最初由曆史學傢提齣,但他們並沒有揭示這一概念的準確含義。關於危機概念發展曆程的齣色討論,參見Ralph Starn,“Historian and Crisis,” Past and Present, no. 52 (August 1971), pp. 3��22。最近,國際危機引起強調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政治學傢的興趣,他們試圖給齣更為嚴謹的定義,希望使之成為一個更有用的分析工具。
正如社會學中大多數重要概念一樣,國際危機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可以想象,每位研究人員都是根據個人喜好或研究側重來定義這一概念的。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社會學國際百科全書》中對危機的諸概念進行評估後,認為它們“要麼極為精確和具體,從而無法廣泛應用到很多其他情況、組織和課題,要麼缺乏意義上的限定以緻很難區分危機與非危機。
盡管如此,大多數危機定義仍然具有很多共同要素,其中包括威脅感知、決策者的焦慮增加、可能發生暴力的預期,以及必須在壓力環境下基於非完全信息做齣重要及影響深遠的決策等。許多研究危機的學者一緻認為,危機是一種緊急而非長期現象,對危機存在的認知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以上特點使危機決策與外交決策過程不同。許多定義還強調某種國內或國際穩定,認為危機是造成不平衡或不穩定的情況。
雖然上述情況對於思考危機的性質很有幫助,但是它們並沒有提供在實證條件下一個充足的標準來區分危機與非危機。因此,有必要確定一個相對簡單,同時具有可操作性的定義來界定本書的主題內容。本書接下來的危機定義證明與格倫·斯奈德和保羅·迪辛在他們最近齣版的著作中的概念類似。
在闡釋這一定義之前,應當指齣本書的研究僅限於嚴重的對抗和危機,即至少危機一方認為戰爭的可能性非常明顯。查爾斯·麥剋萊倫提齣瞭“嚴重的”國際危機的概念,用以區分看似具有戰爭威脅的對峙和那些被認為不大可能引發戰爭的對峙。Charles A. McClelland,“The Acute International Crisi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182��209.此類案例與本書研究的首要關注最為相關,即為什麼一些危機被解決瞭,而另一些危機則導緻戰爭。比如,慕尼黑危機、柏林危機(1948—1949年)和古巴導彈危機就吸引瞭筆者的關注。相對而言,筆者對1958年颱海危機和1961年柏林危機則並沒有給予關注,因為沒有什麼證據錶明,危機任何一方認為戰爭的可能性是非常嚴重的。以1958年颱海危機為例,研究該危機的一名學者就評論指齣:“如果這是一場戰爭邊緣危機,那麼它隻是一場彼此小心翼翼的戰爭邊緣危機。”當然,一些讀者可能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為滿足研究的目的,本書提齣,一場國際危機應由三個可操作性的標準來界定。這些標準具體描述如下:
1. 一國決策者認識到另一國際行為體的行為或威脅要采取的行動,嚴重損害瞭本國的國傢利益、討價還價聲譽,或者保持政治權力的能力。
一場危機可以由上述威脅中的一個或幾個因素共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與美國之間爆發的幾次危機,都是由德國潛艇襲擊盟國或中立國的運輸船造成的。威爾遜總統被迫做齣反應,因為他相信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處於危險之中。相比之下,俄國政治精英在波斯尼亞危機和七月危機中對威脅的感知,主要是與國傢討價還價的聲譽相關。俄國領導人相信,如果他們默認奧匈帝國摧毀塞爾維亞的話,沙俄帝國將會不被人們視作一個大國。
政策製定者的行為通常不止有一種動機。比如,對至關重要利益威脅的感知還會威脅到國傢討價還價的聲譽,從而可能會危及領導人繼續執政的可能性。不同的領導人對這些成本的評估也不相同。美國決策精英在發現古巴的蘇聯導彈基地後的反應,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古巴導彈危機可以說是由這三種威脅共同所造成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堅持認為,蘇聯導彈進入西半球將會使蘇聯的第一次核打擊能力增加一倍,從而打破戰略現狀。國務卿臘斯剋和國防部長麥剋納馬拉對這一看法則不以為然。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麥剋納馬拉對於蘇聯導彈部署所産生的政治影響並不是很關注。而臘斯剋則強調蘇聯導彈基地對國傢討價還價聲譽的影響。他公開錶示擔心,美國如果不能捍衛其公開承諾,即若允許古巴擁有進攻性武器,那麼蘇聯將會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戰美國的其他承諾。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大使也非常有力地提齣這一觀點。他曾引用列寜的話形象地把蘇聯的擴張邏輯比作刺刀搏殺:“如果你擊到的是鋼鐵,就後撤;如果你擊到的是軟綿綿的東西,繼續前進。
波倫的觀點給肯尼迪總統留下瞭深刻印象。他還充分意識到自身在古巴這一話題上的脆弱性,因此他對在古巴發現蘇聯導彈可能造成的國內影響極為敏感。10月16日,當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告知肯尼迪總統U-2偵查照片顯示蘇聯正在古巴建設導彈發射場時,總統最初的錶情是大吃一驚,同時他的擔憂也錶露無遺。肯尼迪總統憤怒地大聲吼道:“他不應該這樣對我!肯尼迪總統認為,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是赫魯曉夫本人對他的挑戰,是要讓他付齣個人代價。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他一直敏感地看待這一政治問題。比如,在封鎖期間,他詢問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為什麼他們要冒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危險。他弟弟則迴答道:“我覺得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不僅如此,如果你不這樣做,就有可能會被彈劾。”肯尼迪總統對此錶示同意,迴答說:“我也是這麼想的,我可能會被彈劾。
2. 政策製定者認識到他們應對威脅所采取的行動(除投降外),將極大提升戰爭的可能性。
第二個要素是被認知的風險性。這是危機區彆於他者的一個本質特徵。在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或現實的威脅時,必須伴以這樣一種信念,即任何可能應對這一威脅的行動,都有可能會冒戰爭風險。對風險的認識形成危機所特有的緊張與壓力。在被捲入的危機當中,政策製定者幾乎總是會談到風險因素。他們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一個與日常情況非常不同的決策環境中采取行動。古巴導彈危機再次證明瞭這一點。
當獲悉在聖剋裏斯托巴爾發現蘇聯導彈發射場後,大多數美國官員的最初反應是兩個超級大國瞬時處於戰爭的邊緣。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裏剋(Roswell Gilpatric)是第一個得知U-2偵察結果的政府官員。他認為美國和蘇聯站到瞭“決定性對抗”的起點上,因為肯尼迪總統不可能容忍蘇聯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Elie Abel, The Missile Crisis, p. 29.迪安·臘斯剋(Dean Rusk)的反應與其類似。當時他正在國務院主持招待德國外交部長的晚宴。於是他把保羅·尼采(Paul Nitze)拉到一旁,討論這一事件的影響。尼采迴憶到:我們小聲地討論瞭可選擇的方案,以免讓德國人聽到。總統已經說過,我們將不能容忍蘇聯在古巴部署進攻性導彈。我們兩人知道五角大樓為實施入侵或空襲已經準備好瞭應急方案。但沒想到,預想的緊急情況會突然成為事實。我們都感到,方案一旦實施,將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嚴重的甚至不可預測的後果……我們很難想象,蘇聯不會在伊朗、柏林甚至越南方嚮采取敵對行動以進行反擊。因此,我們一緻認為,美國必須三思而後行,不能僅僅根據已有應急方案采取行動。這段兩人私下對話生動地描繪齣危機的特有睏境:如何捍衛自己的承諾而又不挑起戰爭。臘斯剋和尼采推斷,美國不會接受蘇聯在古巴的核存在,但是確信美國任何摧毀或對基地去功能化的行動將會引發蘇聯的報復。沒有任何人願意想象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保護核心利益需求和避免戰爭需求之間的張力,造成高度緊張的精神壓力,成為隨後危機日子裏的顯著特點。為瞭紀念這段經曆,肯尼迪總統給參加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Ex Com)討論的每位成員贈送瞭一個銀色紀念章,上麵是一個1962年10月份的日曆,其中危機中的13天比其他日期鎸刻得深一些。正如伊利·埃布爾(Elie Abel)觀察到的,這個紀念章上不需要題字。
3. 政策製定者認識到自己必須在時間緊迫的局勢下采取行動。
由於一些危機的持續時間非常短暫,政策製定者需要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艱難決策,從而可能對決策過程的性質産生重大影響。一些研究者把高風險和短暫反應時間所帶來的壓力描述為危機的基本特徵。比如,奧利·霍爾斯蒂(Ole Holsti)就采用瞭這樣一種定義,認為“在危機引發的壓力環境下製定政策很可能與其他情勢下的決策過程有很多的不同”。他斷言,這些不同可能抑製瞭決策者在外交政策製定上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當前文獻中對時間緊迫的強調,大多來源於人們喜歡選擇對七月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進行案例分析。這兩場危機的時間都極為短暫,但整體上看,它們並不是20世紀的典型危機。如錶1.1所示,大多數危機持續時間明顯較長。其中,一些危機持續時間尤其長且形勢極為嚴重。美西古巴危機持續瞭150天,最後走嚮戰爭,壓力達到頂點的時間為63天(從“緬因”號沉沒到美國宣戰);蘇聯與芬蘭的危機持續瞭189天,最終也導緻戰爭,壓力達到頂點的時間為30天(從蘇聯發錶領土要求到對芬蘭發動進攻);柏林危機持續瞭311天。與政策製定者麵對的能源問題和人口問題相比,危機決策者確實處於苛刻的時間壓力下。因此,把時間緊迫當作危機的基本特徵,用來區分危機和長期威脅是有用的。而且,在時間感受十分緊迫的危機中,危機對決策具有深刻的影響。
本書的結構
在我們進行危機分析之前,應該先交代一下本書的框架結構。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彆探討前言中所提齣的某一研究領域。
第一部分詳細闡述瞭危機的類型。它包括三章,分彆探究三種危機類型的起源和特性。分析錶明,這三類危機與迥異的國際和國內條件相關聯。厘清這一點,是對危機發生進行預測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包括四章,主要分析危機引發的結果。它提齣問題,即為什麼一些危機得到解決,而另一些危機則走嚮戰爭。考察這一問題首先要從危機本身的性質入手,因為不同類型的危機的解決模式不同,然後再從主要危機方決策過程入手進行分析。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主要關注危機與宏觀國際關係模式間的關係。案例錶明,危機可以強化或減少國傢間緊張與敵對關係的深層次根源。它既可以使決策者相信,未來戰爭的可能性會更大,也可能是原有敵對國傢間和睦親善的催化劑。筆者將在這一部分探究危機造成這些不同影響的主要原因。
上述框架清楚錶明,本書研究是以問題為導嚮,其目的是讓學者及政策製定者們認清危機決策中的某些陷阱。盡管我們的危機研究非常倚重心理學的洞察,但單一的方法或理論都無法勝任這一任務。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究古巴導彈危機時所錶明的,他所采用三種方法中的每一種都可提供一些獨特的視角,但是隻有幾種分析模型一起使用時,纔能更好地理解和洞悉危機決策的復雜現象。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我們可以把危機比喻成切割精美的寶石。為瞭完整地欣賞這一寶石,人們必須從多種角度來觀察它。因此,本書的研究將運用心理與認知理論、溝通理論、組織理論,以及政府政治模型和精神動力學等不同視角的理論工具。依據這些研究視角所提齣的假設將按照需要加以運用。誠然,這樣一種多視角的研究方式看上去一定會稍欠精緻,但在作者看來,它對分析國際衝突本質和過程提供的真知灼見,已遠遠彌補瞭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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