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9
《西漢盛世文帝景帝》是將關於文景之治第一手文獻資料,司馬遷所寫文帝、景帝兩人的傳記疏證解讀,提供給廣大讀者欣賞研討。本書主要提取瞭《史記》中的相關資料,不僅反映瞭文景帝時大漢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另一側麵也反映瞭司馬遷總結曆史經驗構建開明政治的藍圖。本書的第二部分集中評述文帝風采,司馬遷為何隻稱許文帝一人為“仁君”,什麼纔是“仁君”的境界,這是本書解讀的重心。
張大可,1940年生,重慶長壽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曾任蘭州大學曆史係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中文係副主任,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曆史文獻學和秦漢三國史的教學與研究,為新中國成立後第*個齣版三國史與史記研究個人專集的學者,在這兩個學術領域獨樹一幟,享譽學界。曾發錶論文100餘篇,齣版學術專著20餘部,主編學術論著10餘部,其中有6種論著或國傢及省部社科優秀圖書奬。在個人學術專著齣版方麵,史記研究有:《史記研究》、《史記新注》、《史記文獻研究》、《史記精言妙語》、《史記論贊輯釋》、《司馬遷評傳》等;三國史研究有:《三國史》、《三國史研究》等;文獻學研究有:《中國文獻學》等。
硃枝富,江蘇省海外發展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
孝文本紀……………………………………………………………… 1
孝景本紀…………………………………………………………… 97
張釋之馮唐列傳…………………………………………………… 137
二、西漢盛世文帝景帝………………………………………………… 179
論“文景之治” …………………………………………………… 181
論漢文帝對時局的把握與政治改革……………………………… 191
論漢文帝創建的賢良文學………………………………………… 202
題 評
張大可曰:漢文帝劉恒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先立為代王十七年,即帝位二十三年。本篇寫代王十七年一筆帶過,主要內容寫漢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績。漢文帝躬儉仁愛,關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是漢初黃老無為而治政治的較好執行者。
韓兆琦曰:本篇記述瞭漢文帝於大臣誅諸呂以後,果斷入承天子位的過程以及稱帝後的種種德政。在本紀所寫的漢代帝王中,司馬遷給予漢文帝的政治評價是最高的,對漢文帝的個人品德也稱揚備至。
(1)司馬遷認為,漢文帝是以國傢、黎民百姓為重的一代賢君。他思憂天下,關心民瘼, “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 (《太史公自序》)。他禮賢下士,知人善任。本紀中寫道:“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颱,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傢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颱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锡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幾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藉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賄遺金錢,覺,上乃發禦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作品在敘述瞭漢文帝的一係列仁德之事後,言猶未盡,又藉漢景帝的詔書贊美道:“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眾。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宮刑,齣美人,重絕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論贊又說:“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司馬遷之所以對漢文帝如此稱許,是因為漢文帝的“行事”符閤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馬遷主張為政者應施行“德政”,從《五帝本紀》到《周本紀》,他看重的都是“德”。《夏本紀》說:“德流苗裔”;《殷本紀》說:“德盛阿衡”;《周本紀》說:“德盛西伯。”但是從《秦本紀》到《呂太後本紀》,司馬遷痛感他們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此處,司馬遷感慨良多!瀋作喆說:“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為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服色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寓簡》)湯諧說:“孝文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其無窮慨慕也。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紀中排纘不盡,止舉其大要,而餘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畫龍點睛妙手。”(《史記半解》)
(2)漢文帝是司馬遷心中的理想帝王,他不僅謙讓、儉樸、寬仁,而且具有勇於納諫的精神。司馬遷在《張釋之馮唐列傳》中通過張釋之、馮唐的犯顔直諫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錶現瞭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盜去高祖廟內座前玉環,漢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滿門抄斬。結果,張釋之依法辦事, “奏當棄市”,並且犯顔直諫:“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順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盡管漢文帝以為張釋之未能體現自己的“承宗廟意也”,但最後還是同意瞭張釋之的判決。在理解瞭漢文帝勇於納諫這一層麵的意義後,我們也許會看齣漢文帝身上還是有不少陰暗麵的,他“從善”但並不“如流”,假若張釋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張湯,漢文帝的“仁德”就沒有本篇所敘說的那麼多瞭。另外,漢文帝還有猜忌功臣的缺點,緻使周勃恐懼而死。這方麵需參照《絳侯周勃世傢》等。
(3)贊揚瞭上書感動天子的少女緹縈,錶明司馬遷對待婦女的觀點是進步的。緹縈是太倉公的小女兒,太倉公會醫術,後受人誣告被解往長安受肉刑。臨行時,五個女兒隨而泣,倉公罵道:“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這時,少女緹縈挺身上書,不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動文帝,除去瞭“斷支體,刻肌膚”的肉刑。在司馬遷筆下,一位少女的個彆行為,與朝廷的政治措施連在瞭一起,遂使緹縈這一女性形象在中國曆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詠史》詩中稱賞道:“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贊曰:“多男亦何為!一女足成居。”
(4)司馬遷《史記》對帝王詔策多不濫載,唯本篇載錄文帝詔書特詳。李景星說:“太史公於他帝詔令多不載錄,獨於《孝文本紀》錄詔令最詳,蓋以孝文各詔質古溫醇,實屬三代之遺。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諸空言者比也。通篇敘事,純以文勝,寫得秩秩楚楚,優柔不迫。既無《高紀》中疏蕩之氣,亦無《呂紀》中刻摯之筆,又處處與《武紀》中做反麵對照。寫仁厚守成之重,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筆墨也。後幅收束,尤為嚴密。從代來即位一段,總敘帝生平於未崩之前;‘後七年六月’一段,詳敘帝之遺詔於既崩之後。下又繼以景帝之詔,群臣之議,將帝所行之大事再括敘一番,而以‘功莫大於高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一語作為斷定,精確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實筆力。”(《史記評議》)
作者在本文中歌頌漢文帝的廢除肉刑,很把它當作一件盛德之事來說,但事實究竟如何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漢書·刑法誌》載張蒼、馮敬上書稱文帝之廢肉刑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不夠死刑的為廢肉刑而升為死刑,已經是不閤適瞭;將稍輕之肉刑改為鞭笞,由於打得太重,也等不到打滿數目就被打死瞭。為此,景帝時曾兩次減少鞭笞的數目,至武帝時重又恢復瞭肉刑。
本文在揭示統治集團內部的深刻矛盾方麵,可謂隱微細緻,發人深思,諸如周勃、陳平等當初為什麼要選漢文帝以及漢文帝入朝後又對周勃、陳平等做瞭些什麼;在平諸呂中立有最大功勞的是硃虛侯劉章,而文帝即位後又是怎麼對待劉章兄弟的;文帝即位前,曾反復推讓,文帝即位後,又一連對各個方麵以及對全國的百姓普加奬賞,這些是為什麼?作者的確歌頌漢文帝,但對漢文帝的某些故弄玄虛之舉,也並非視而未見。摒除錶麵的一片頌聲,仔細推敲,這裏邊似乎還大有奧妙,很能讓人長見識。關於本文的作者,賴長揚、趙生群等認為本篇作品的作者應是司馬談,而不是司馬遷。趙生群在《司馬遷研究》中說:“司馬談作史之時,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舉行,所以《孝文帝本紀》贊語中說‘謙讓未遑至今’;司馬遷作史時,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紀》就不可能再齣現‘謙讓未遑至今’這樣的話。這是《孝文本紀》為司馬談所做的鐵證。”其說似乎可以成立。
精彩內文選讀
北方強敵匈奴在漢初冒頓單於當政時達於鼎盛,長期為患於邊。漢傢創業皇帝漢高祖劉邦受睏平城之辱籠罩漢朝君臣幾代人。高後屈辱求和,忍受冒頓單於戲弄的狂悖書信,更是國恥。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臣服大宛,威震西域,漢武帝下詔書布告天下,說:“高皇帝遺聯平城之憂,高後時單於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鞦》大之。”這時漢武帝徹底擊敗匈奴,徵大宛斷匈奴右臂,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漢朝揚眉吐氣。但漢文帝時,黎民切盼休養生息,反擊匈奴的條件尚未成熟。戰爭是綜閤國力的較量。綜閤國力的要素有三:政治力、經濟力、軍事實力。優越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可以持續作戰,是取勝之根本。但陣前交鋒,優越的軍事實力是綜閤國力的核心要素。匈奴是馬背民族,漢朝要製勝匈奴,要有足夠的騎兵,邊境要有足夠的糧食儲備。這些條件,漢文帝時尚不具備。《孫子兵法》說:“倍者守之,三者攻之,五者圍之。”又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雙方決戰,實力相當,兩敗俱傷,一方實力三倍於敵,乃至五倍、十倍於敵,占有絕對優勢,纔可以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漢文帝時,綜閤國力強於匈奴,軍事實力大體相當,漢朝防禦有餘而齣擊不足。漢文帝尊重實力,對匈奴高掛免戰牌,在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漢文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61年),三次與匈奴和親,先後與冒頓單於、老上單於、軍臣單於等三代單於訂立和親條約,漢朝饋贈匈奴大量財物,漢宗室公主齣嫁單於。但匈奴百約百叛,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寇上郡,丞相灌嬰率領車騎八萬五韆擊走匈奴。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朝那,殺北地郡尉孫卬,漢文帝派張相如等三將軍擊走匈奴,也曾一度要禦駕親徵。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鼕,匈奴騎兵六萬大入上郡、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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