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内容简介

20世纪上半叶，基要主义出现了教义与伦理、正统教导与信仰实践的分离，由于无法回应当代文化的挑战而从现代世界舞台上退缩，甚至放弃了人道主义的责任。福音派领袖卡尔?亨利在本书中激烈批评了基要主义的问题，并呼吁福音派基督徒更新基要主义信仰，树立合乎圣jing的世界观，勇敢回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要。本书1947年出版后，成为福音派的宣言。

作者简介

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20世纪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今日基督教》杂志首任主编。曾在美国富勒神学院任教。著述颇丰，包括六卷本巨著《上帝、启示、权wei》《伟大文明的衰落》等。

目录

前言

序言

引言

中译本导言

第1章 基要派人道主义的失落

第2章 力挽颓势

第3章 福音派最尴尬的分离

第4章 对宣讲国度的忧虑

第5章 十字架上的基要派盗贼

第6章 努力寻求新的世界思想

第7章 福音派的“抗争原则”

第8章 新改革之黎明

附录:入世而不属世

精彩书摘

福音派基督教在历史上第一次与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长久地分离开来。

必须承认，基督教并非总是燃烧着最火热的社会激情。尽管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基督教来解释，因为新约之世界-人生观把古代世界从异教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但在欧洲历史上的较早时期，教会确实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怀。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倾向以灵性革命来取代政治革命，并坚定地支持封建制度。甚至在今天，罗马天主教的人道主义也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三地天主教不同做法的对比中看到。即使在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中，他也抛弃了那些在农民战争中谋求改善社会和政治处境的民众，而这些诉求不论在当时显得多么进步，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都微不足道。

但是，随着基督教逐渐失去对世界的热情，它不再是宗教改革试图为西方思想恢复的那类使徒性或宣教性的基督教。基督教若能彰显出其真正特质，就总是能在任何时代都以理想主义基调面对环境，并且能在旧有的文化中开始一轮接一轮的改革运动。

今天的基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拒绝把基督教伦理等同于现代改革家主张的人文主义伦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在抨击社会罪恶时表现得最旗帜鲜明和不遗余力。它使得缺乏世界纲领的新教福音派在挑战现行文化的使命中，只能降至次要、甚至更加附属的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音派人士从他们的对手那里得到不少益处。例如，一位基要派的随军牧师最近表示，由于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向军人自由宣讲福音的机会因而得到保护。他并非指协进会有别于宗教现代主义，愿意对历史性的福音真理保驾护航，而是指整个随军牧师计划从一开始就在协进会的监督下进行。而福音派人士对此或多或少是乐见的。

很明显，新教阵营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分离。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精神力量如同基督教那样向人类发出挑战——以崇高生活挑战人的行为，以超自然的世界观挑战人的哲学，以崇高的盼望挑战社会的重建。然而，在重大社会议题方面，现代基要主义对现今世界的挑战却几乎荡然无存。当然，贯穿基督教历史的福音挑战总是以救赎为框架的，但是，现今时代已经感觉不到这样的挑战，因为基要主义没能将其救赎信息与20世纪全球性的重大道德问题关联起来。

在历史上，希伯来-基督教思想一直坚持个体生命与世界紧密相连。圣经的本意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密不可分，向全人类宣告合神心意的社会秩序是圣经教导的重要部分。希伯来或基督教的理想社会总是向其时代的主流文化发出震撼人心的挑战，以救赎的大能谴责被纵容的社会罪恶，因为救赎信息注定要作光照亮世界，作盐使全地受益。基要派仅仅坚持正统的教义理论是不够的，还要有力地抨击社会罪恶，这样才能让全地知道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至少这才是使徒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也是后使徒时期护教学的精神。君王必定要向耶稣屈膝，如果不是今生，就是来生。如果上帝的国没有在地上实现，这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救赎性形而上学的错，而是罪人的错。

这种对神学-伦理的强调贯穿了希伯来-基督教思想。圣经超自然主义的终极价值是不可改变的。比起新约教义，新约伦理并不是新生事物。旧约早就有这些道德和形而上学观念的萌芽，因为整本圣经都植根于创造、启示和使人重生的上帝。后来的基督教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废除了律法，但没有废掉任何终极性的真理。在新约和旧约思想里，人类只有一个持久的文明根基——认识那位救赎的上帝。在新旧约两个时期，拜假神、杀人、犯奸淫都是错误的，但其中除了摩西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更终极的原因。这些行为不仅对于摩西而言是错误的，对于亚当也是如此；它们过去是错误的，将来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与宇宙的至高主宰的意志和属性是敌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这样做都是完全错误的。整个世界被放在同样的道德准则上，妄图在另外的准则上建立起文明社会，不论在基督来到世上之前或之后，都注定要受到谴责。十诫揭示了稳固的社会应有的唯一可靠基础，而所有脱离这些原则的人类文化，都会产生有害的、腐坏的酵。并且，若果离弃那位圣洁的救赎上帝——正是他将这些原则启示给人，就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达到这样高的要求。

如同新约一样，旧约的重要教导也包含道德内容。救赎形而上学的社会向度从人类的先祖已经开始。亚当的堕落包含了所有人，立约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挑选出来并祝福这个世界。摩西不断发出警告，以色列子民对独一真实上帝的忠诚与否决定其在历史中是受祸还是得福。如果有人站在摩西五经的结尾，像先知一样眺望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长廊，就会发现很多事件都带有这个永恒的印记。摩西之歌，在赞美上帝怜悯的同时，又警告上帝会审判，其高潮是劝谕以色列人要遵守“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申32:46-47）。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都毫不妥协地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罪恶，在救赎的背景下表达出同样的社会热情。希伯来的世界-人生观不可能漠视法庭上的屈枉正义、放高利贷、掠夺穷人、忽视供给穷人衣食、在买卖中牟取暴利等行为。

新约之所以对希罗文化提出挑战，其实是希伯来-基督教精神的必然产物。施洗约翰对社会发出警告，这与摩西、以赛亚和阿摩司所做的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的话宣告救赎主的到来:“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路3:4-6）毫无疑问，救赎信息是施洗约翰宣讲的最重要的内容。他对门徒宣称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他不仅对门徒说，也对那些迫害耶稣的人说，因为他们也“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约5:33）。但是，施洗约翰在宣讲救赎性信息的同时，并没有对社会无动于衷。他劝说“毒蛇的种类”（太3:7），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他呼吁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路3:8），宣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3:9）。对于具体的询问——“我们当作什么呢？”（路3:10）——他也以具体的例子作回应:有两件衣服的，要分给那一无所有的；富足的要分享给缺乏的；收税的不要勒索；士兵不要以强暴待人或讹诈人。当时的士兵可能对自己所得的军饷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应用在劳工关系中，并据此得出双方应维持现状这一结论，如同一些人文主义者所错误诠释的那样。施洗约翰是在警告不要盘剥无辜平民。约翰的忠告里还包括“许多别的话”（路3:18），比如，他谴责希律王的淫乱生活，因而被捕殉道，因为约翰曾屡次责备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可6:18）

约翰宣讲中的社会向度，与耶稣的信息是一致的。当坐监的约翰派人询问有关弥赛亚的问题时，耶稣也引用了这段施洗约翰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文:“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4-5；路7:22）这段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如此重要，因而一个完全排斥非灵性需要的福音是很难成立的。确实，新约经常使用诸如“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等短语来比喻灵里的重生，但是，不能说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也是比喻。而且，路加在记载耶稣回答约翰之前，还加了一段叙述:“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路7:21）可见，一个对全人和普世之人的需要无动于衷的福音，在这里找不到容身之处。

当然，耶稣没有宣扬所有的努力都必须朝向世界和平，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和平与战争都不是人类幸福的决定因素，只有救赎才是。他当然也没有宣扬对世界财富必须实行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救赎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根本要素。他也没有提出一个外交规则，以此指导西方民主国家如何与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政治学所需要的，远远不止于世俗国家间该如何交往。

但是，耶稣并不因此对国家或普世之人缺乏兴趣。现代社会的一个偏见就是，一个人只有以当代人的方式抨击社会问题，才表明他关心这个问题。耶稣的方法论是救赎的方法论，而现代人的方法与之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前设是救赎对于当代世界而言是一种另类观念。但是，从耶稣的观点来看，救赎是一切问题的出路，甚至包括全球性的问题。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术还是娱乐方面，它都给这个疲乏的世界带来唯一充足的安息。它是评估一切非基督教解决方案的基础。

保罗的观点同样包含了一个道德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不仅仅关注个人道德。基督的福音超越种族的差异，基督是人类唯一的主，唯有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不仅宣讲个人性的基督教，也宣讲社会性的基督教。他的这种宣教热忱驳斥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保罗教导信徒应该过修道隐居的生活，与之相反，他灵里燃烧的火要把整个世界带到耶稣的脚前。

早期基督教把救赎信息与当时的希罗世界关联起来，正是使徒见证最具特色之处，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中，这个新宗教几乎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天国的降临，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因此降低改变世界的热情，就算反对者怀疑他们要“翻转”世界，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安。这不是说早期的基督教已经制定好了社会改革路线，而是它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道德动力，并强调重生是良好社会的保障。

前言/序言

有些书很重要，不断再版，因为它们就像那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博物馆文物，让我们得以瞥见已逝年代里那些精彩的洞见，了解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奋力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迥然不同。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不仅仅是一本博物馆文物。当然，它具备一些博物馆文物的特点，因为它明显是一本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而写的书。一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正在思考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挑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此后不久即成为新福音派（neo-evanglicalism）领袖的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们，深切担忧那些被称作“基要派”或“福音派”——这两个词在当时是可以互换的——的基督徒无力面对时代的重大议题。亨利在这本书中既对福音派的失败表达了不满，也发出了改革的呼吁。尽管不满和呼吁所针对的显然都是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但本书对我们这些深切关心福音事业的人仍有很多启发和激励之处。

不用说，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也出于对我所在神学院的自豪。本书出版于1947年，正是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的那一年。卡尔·亨利是我们的建校师资之一。富勒的创校校长哈罗德·奥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也为本书撰写了简短的导言。显然，亨利和奥肯嘉都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刚刚诞生的神学院确定了某种纲领。每逢有人问我富勒神学院的创校精神时，我常常提到这本书。创校异象的所有要素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的福音派学术的高度委身，愿意认真面对广阔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议题；对一种更开放的福音主义的盼望，希望超越分离主义心态带来的藩篱；一种对文化参与的深切愿望，哪怕文化有其受造的复杂性。

然而，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远远早于我与富勒的关系。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是大学生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时，我被迫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思想议题。当时，“激进的60年代”带来的骚动开始充斥校园。我发现，我的属灵成长环境并没有帮助我预备好去面对这一切，我几乎要放弃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但是，卡尔·亨利在这本小书中的慷慨陈词却印在我的脑海里，长久地影响着我。是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福音派从它对思想和文化的责任上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仅推动一个参与思想和文化的福音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在当前众多各行其是的神学派系对人类灵性上最深层的问题无力提供满意答案之际，一个以圣经权威为坚实基础的世界观，正是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个时代，当我亟需来自福音派的鼓励时，这本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鼓励了我。早在20世纪40年代，奥肯嘉和亨利在探讨福音主义“不安的良心”的各个层面时，就已经指出了那些后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关键议题。他们列举福音派失败的例子，批评福音派在有关战争、种族、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上站错了立场。他们积极探讨这些问题，十年后，这些问题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日益突出。当60年代我发现自己身处文化激战中时，这本书的信息对我就更显宝贵了。

然而，以上的特质未能使这本书超出博物馆文物的地位。那么，今天这本书以什么方式仍然对我们说话呢？从表面上看，亨利呼吁福音派行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本书出版大约3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一本主流新闻杂志的封面故事以粗体标题，宣告美国正在进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积极的社会参与，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讽刺的是，曾经指责福音派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ts），现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运动回归其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式！

但是，事实上，忠于圣经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良心的不安。卡尔·亨利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的呼吁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主张，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神学反省，邀请福音派参与文化，而只有与系统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划（social program）才可能支撑这样的神学反省。虽然福音派学术在过去几十年已经颇有成就，但基层的福音派行动与严谨的神学教义之间仍有许多不能衔接之处。因此，亨利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议题，仍值得持续关注。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他关于优秀而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看法，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见。虽然近几年福音派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包括基层事工和学术贡献），但是，当代福音派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对福音真理的稀释，以及在福音派思想与各种“后现代”文化之间做轻易的妥协。卡尔·亨利对20世纪40年代福音派偏离圣经真理的纠正，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基督教对人类文化的全方位参与，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进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卡尔·亨利在本书中坚定而清晰地指出的:我们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极其需要重生，而上帝已借着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成就的工作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只有努力发掘这个揭示了事物本质的深刻洞见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才有希望将不安的良心转化为热切服侍的心志——服侍那位以至高的权能统管万有的上帝。

毛瑞祺(Richard J. Mouw)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