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安娜·卡列尼娜》是十九世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之一。本书通过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以及庄园主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新旧交替时期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的多彩图景。
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圣彼得堡,女主角安娜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偶然邂逅,坠入情网,此事被丈夫卡列宁发现后,安娜要求离婚遭拒,被威胁将因此再也见不到她心爱的儿子。安娜遂与渥伦斯基私奔,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但激情过后的冷淡厌倦使她不幸的命运遭受到了最后一击。安娜日益思念爱子,她既无力抵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最后在矛盾与绝望中卧轨自杀。列文和吉提以爱情为基础结为恩爱夫妻,但婚后生活并非完事遂心。列文对地主经济的没落感到痛心,力图地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借地主和农民的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空想破灭后悲观失望,最后皈依宗教才找到精神归宿。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1847 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
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明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铃声响了。这时从一旁走过几个年轻汉子,他们个个面目丑陋,蛮横无理,匆匆忙忙,同时又装出一副斯文的模样。身穿镶金银饰边的仆役制服,脚蹬半中筒皮靴,神情呆滞得像牲口的彼得,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她沿着站台走去,从几个吵吵闹闹的汉子身边走过,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其中一个低声议论她,肯定说的是脏话。她跨上车厢高高的踏板,走进车厢,在原是白色、现在已弄得很肮脏的软座上坐下。手提袋在软座上跳动了一下,随后就倒下了。彼得面带傻笑,在车窗外掀了掀带金银饰带的制帽,以示告别。接着动作粗野的列车员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上了门闩。一个穿着箍裙、身子畸形的女人(安娜想象这个女人脱了箍裙后丑陋的样儿,就不由得害怕)和一个小姑娘,一边虚情假意地笑着,一边奔下车去。
“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什么都有,她什么都有啊,姨妈!”
“这么个小姑娘都会虚情假意,装模作样了,”安娜暗自思忖。为了不再看见人,她迅即站起来,坐到空车厢内对面靠窗口的座位上。一个蓬头垢面、面目丑陋的戴制帽的乡巴佬俯下身检查火车车轮,从车窗外走过。“这个丑陋的乡巴佬看上去很眼熟。”安娜心里想。这时她又想起那个梦,吓得身子直哆嗦,赶忙朝对面的门走去。列车员打开车门,让一对夫妇进来。
“夫人,您要出去吗?”
安娜没有回答。列车员和进来的一对夫妇没发觉她面纱后面惊恐的脸色。她回到自己原来的车厢角落里坐下。那对夫妇在对面坐下,暗暗地细心打量她的服饰。安娜觉得这对夫妻很讨厌。那位做丈夫的问妻子能不能抽烟,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抽烟,而是借机与她攀谈。得到妻子的允许后,他便用法语同她聊了起来,其实他要聊的事没有比抽烟来得迫切。他们装模作样交谈着,说些无聊的话,目的是让安娜听到。安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彼此有多么嫌恶,有多么憎恨。看到这么一对可鄙的怪人,不能不让人觉得厌恶。
响起第二遍铃声,紧接着传来搬行李的响声、嘈杂声、叫喊声和笑声。安娜清楚,任何人都没有可高兴的事儿,所以这种笑声使她难受,她真想捂住耳朵,免得听见。终于响起第三遍铃声,传来了汽笛声,蒸汽机车刺耳的放气声,接着挂钩猛地一拽,那位做丈夫的急忙画了个十字。“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倒挺有意思的。”安娜凶狠地瞥了他一眼,思忖道。她从那位太太身边的车窗望出去,仿佛站台上送客的人们纷纷都在往后退。安娜乘坐的那节车厢每到接轨处有节奏地震颤一下,从站台、石墙、信号灯旁,从其他车厢旁驰过。车轮在铁轨上转动得越来越平稳,越来越顺溜,不时发出欢快的咯噔咯噔的响声。车窗上映照着明亮的夕阳余晖,微风吹拂着窗帘。安娜在列车轻微的晃动中呼吸着新鲜空气,忘了邻座,又胡思乱想起来。
“哦,刚才我想到哪儿搁下啦?噢,对了,我在想,生活中没有痛苦的那种境况是没有的,我们大家来到世上,就是来受折磨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还是想方设法欺骗自己。然而,即使看清了真相,那又能怎么样?”
“造物主赋予人理智,就是要让人摆脱困扰。”那位太太拿腔拿调、煞有介事地用法语说,显然对自己的这句话很满意。
这句话好像就是在回答安娜的所思所想。
“让人摆脱困扰。”安娜重复了一遍那句话。说着,她瞥了一眼那个面庞通红的丈夫和身子瘦削的妻子,她顿时明白,这个病病歪歪的妻子认为自己是个不被人理解的女人,丈夫欺骗她,于是她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安娜凝视着他们,好像看清了他们的经历和各自内心的种种隐秘。但是这毫无意思,于是她又继续想她的心事。
“是的,我现在十分苦恼,造物主赋予我理智,就是要让我摆脱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眼下再没什么可看的,而且看到这一切也令人厌恶,那为什么不熄灭蜡烛呢?可是怎么熄灭呢?干吗这个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干吗那节车厢里的年轻人在大叫大嚷?干吗他们又说又笑、谈笑风生的?一切都是假话,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骗局,一切都是罪恶!……”
火车靠站了,安娜挤在旅客中下了车,她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规避着他们。她在站台上停下来,竭力回想她干吗上这儿来,打算来干什么。她觉得以前能够办到的事,如今却变得如此难以揣摩,特别在这群吵闹得不让她安宁的、胡天胡地的人中间。时而一些搬运工跑到她跟前,想为她效劳,时而一些年轻人靴子的后跟踩在站台的石板上发出橐橐响声,边大声交谈边回头瞧她;时而迎面走来的人又给她让错了路。这时她想起,如果还没有回音,她就打算继续坐车走。她拦住一个搬运工,向他打听这儿是否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捎信来的马车夫。
“渥伦斯基伯爵吗?从他那里来的人刚刚还在这儿。他们是来迎接索罗金娜伯爵夫人和女儿的。马车夫是个什么模样?”
在安娜同那个搬运工说话的时候,脸色红扑扑、神情愉快、穿着一件蓝色紧腰细裥的漂亮长外套和挂着表链的车把式米哈伊尔走到她跟前,交给她一封信,显然为如此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得意。她拆开信,还没看完,她的心就揪紧了。
“非常遗憾,信我没收到。我十点钟就回来。”渥伦斯基草草写道。
“是这样!我早就料到了!”她面露恶狠狠的冷笑自言自语。
“好,那你回家去吧,”她对米哈伊尔低声说。她说话声很低,因为怦怦直跳的心使她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不,我不会再让你折磨我了。”她暗自寻思,既不是吓唬车夫,也不是吓唬她自己,而是吓唬那个使她受尽折磨的人。于是她沿着站台,经过车站栈房向前走去。
两个在站台上走着的侍女回首瞅着她,出声地议论着她的服饰:“地道的货色。”——她们指的是她服饰上的花边。一些年轻人不让她安宁。他们望着她的脸,用怪模怪样的嗓音纵声大笑、大叫大嚷,从一边走过。站长走过她身边,问她是否要乘车。一个卖克瓦斯的男孩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哦,天哪,我要到哪里去呀?”她这么想,一边沿站台越走越远。她在站台尽头停下脚步。有几位太太和几个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老爷,他们高声说笑,安娜走到他们身旁时,他们立即不作声,都打量起她来。她加快脚步,离开他们,朝站台边走去。驶来一列货车。站台受到震动,她觉得她又坐在火车上。
蓦地,她想起她与渥伦斯基第一次相会那天被火车碾死的那个人,顿时明白,她该怎么做了。她迈着轻捷的脚步从水塔那里走下台阶,来到铁轨边,在行驶的列车的跟前站住了。她瞧着车厢底盘,瞧着螺栓和链条,瞧着第一节车厢缓缓滚过来的大铁轮子,竭力用目测判定前后轮之间的居中点,估摸居中点对准她的那一瞬间。
“就在那里!”她望着车厢投下的阴影,望着撒落在枕木上的沙子和煤炭,自言自语。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自己。”
她想卧倒在第一节车厢底下的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但是等她从手臂上拿下红色手提袋,为时已晚: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已经过去。只得等下一节车厢。这时候,类似游泳入水前的那种感觉攫住了她的心,于是她画了个十字。画十字的习以为常的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这时笼罩着她周围一切的那片黑暗突然划破了,她眼前刹那间又呈现出昔日生活全部美好、欢乐的光辉景象。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驶近前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轮子。正好在前后轮的中间对准她的那一瞬间,她扔掉了红色手提袋,缩起脖子,两手撑地卧倒在车厢底下。她稍稍动弹了一下,似乎打算立即站起来,但又跪倒了。就在这一瞬间,她对自己所做的事十分害怕。“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这是为什么?”她想站起身来,往后闪。但是一个庞然大物无情地撞到她的脑袋上,从背上碾了过去。“上帝啊,宽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自己已无法抗争。一个矮小的乡巴佬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正在铁轨上干活。于是她一直点着用来读那本充满焦虑、欺骗、痛苦和邪恶的书的蜡烛,闪现出以前从未有过的耀眼光辉,给她把原先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照亮,紧接着蜡烛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暗淡下去,永远熄灭了。
译本序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起初,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贝奇科夫语),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五年多以后,在前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名字问世了。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即安娜的个人悲剧;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以及自传的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对于中国读者,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她善良、聪慧、生命力旺盛,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她身上迸发出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罗曼·罗兰语)。其实,作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这一年,他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托尔斯泰借列文和吉提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家庭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安娜还在想着“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那就让她毁灭吧!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长长的“尾声”,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这已不像是“尾声”。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人的伦理因素、人的“灵魂”因素、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在此部小说之后的《忏悔录》(1879—1882)中,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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