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台北文化地标: “明星咖啡馆”开业艰难,维持不易,却一直保持良好的口碑,并不断吸引着台北的文化名人前来,他们在这里创作、办刊物、交流文学思想……而这些,都使得明星咖啡馆渐渐有了超过一家咖啡馆的意义和价值,使它成了台北的文化地标,而明星咖啡馆也成了台北市的历史建筑。
★老板传奇人生:八岁只身从上海坐船返台,抗战时收留台湾逃兵;十七八岁时认识了一个俄国人,在他的牵线下,从美国飞虎队那里赚得桶金;冷战期间,合开咖啡馆的俄国人纷纷离台,他独自顶下铺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作家陆续在这里写作、在这里收获文学硕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种种压力关门歇业;二十一世纪初,因为明星咖啡馆不可忽视的价值,再重燃开张斗志。
★诸多名人见证:
明星咖啡馆,是周梦蝶、白先勇、陈映真、三毛、吴念真、朱天心、洛夫、管管、痖弦、林怀民、隐地、赖声川、桂纶镁、五月天……的温情回忆。难以想象,它曾经见证过那么多文化名人的成长。
《明星咖啡馆》讲述了中国台北文化地标之一的“明星咖啡馆”的风雨历程和创始人简锦锥先生本人的人生经历。如果说明星咖啡馆是台北文化人的集体记忆、创作者酝酿创意的温床,那么《明星咖啡馆》一书就是中国台湾文学史的浓缩与索引。
简锦锥:明星咖啡馆创始人,对美食有独特探索的社会活动家。。
谢祝芬:美食记者,作家。
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馆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地萌芽、开花。——白先勇
明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摇篮,有如巴黎河左岸的Cafe,这本书像镜子,照映了历史、文学与政治。——林怀民
明星在那个年代,就像文化林木中的一棵乔木,它庇荫过许多作家和艺文界的人士。我就是栖息在明星下蛋的,如果没有那里的空间、桌椅和更重要的人情,可能就写不出东西来。——黄春明
小时候每次经过明星蛋糕店,总会被店里面的气氛吸引,不只是琳琅满目的点心,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徐熙娣(小S)
明星,风华再现
八岁独行侠
一个人回家
天顶的扫帚星
伪装者
高丽菜稻草人
明星,冉冉升起
油甲粿,this way
飞虎队运来的马桶
城隍爷,承让
异国合伙人
台北不是我的家
落难的俄国皇族
让他回家,好吗?
因为原谅,所以慈悲
回来吧,亲爱的尼吉
当芬娜遇见玛兰
坏脾气的四楼太太
无文艺,不明星
大诗人的小书摊
夜半黑衣人
失业成瘾
“不务正业”的大少爷
点罗宋汤的有钱作家
《晚安曲》里的寂寞身影
有态度的西点
“最高机密”
用电话线做蛋糕
庆生与吊唁
咖啡店里的婚礼
为了重聚的暂别
明星,还会升起吗?
一别,十五年
归队吧,老家伙们
当明星遇见明星
爱在当下
爸爸,医生说他是自闭儿
你好,我是柏毅
多少祈祷在心中
There is no tomorrow
后记
一个人回家
1939年,抗日战争第二年的上海法租界。一个光头男孩牵着一个男人的手,经过霞飞 路上俄罗斯人开设的“ASTORIA咖啡厅”。门前似有若无的咖啡香,让男孩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身旁的男人催促着:“快点!不然赶不上回台湾的船了。”男孩听话地跟 上脚步,完全没有发觉就在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自己和“ASTORIA咖啡厅”的缘分已经开始了……
“阿兄,我要回去台湾了。”
回台湾的船要开了,男孩用稚嫩的声音这么说。男人点了点头,男孩抱着布巾包尾随其他乘客上船。男人似乎不放心,赶紧拉了一两个看起来信得过的乘客,拜托道: “这个囝仔要回台湾,麻烦您照顾一下。”这时的上海仍为日本人所占领,台湾也还是日本的殖民地。走在上海街上,随处可见日本国旗,以及唱着军歌的日本军人列队昂首迈着大步。中国各地战事频传,上海因为租界地的关系短暂避开战火,电车来来回回地穿梭,十里洋场依旧灯红酒绿,整座城市沐浴在平静的假象当中。
轮船起锚时,男孩向岸上的男人用力地挥挥手,受托照应男孩的乘客显然也是台湾客,他很好奇:“囝仔,你今年几岁?你一个人要去叨位?”男孩轻轻地说了声:
“我八岁,我要回台湾。”几个要返回台湾的旅客闻言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七嘴八舌地问道:“就你一个人?”“怎么没有大人带着你?”男孩睁着大眼睛,天真地点点头,不懂大人们为何会这么惊讶。其实,这些人的惊讶并不是没有道理。除了男孩的年纪小,更因时局动荡、走私猖獗,利用小孩当走私工具的事件时有所闻。民间耳语不断,说是曾经有走私客先把偷来的孩子毒死,再将毒品放入孩子的腹中,等到了台湾港口遇上日本兵盘查,便作态抱起包裹在棉布里的孩子,轻轻拍哄,假装孩子正在睡觉。更骇人听闻的是,曾有走私客拍打孩子之后,孩子的屁股竟渗出血水,残忍的状况让人不忍卒睹。
这样的时代,只要孩子走丢了,父母多半有凶多吉少的心理准备。而他,一个八岁大的孩子,竟敢只身飘洋过海!
但男孩无疑是一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身旁的大人还在议论纷纷,他的思绪已沿着海面上闪闪发亮的波光,飘回上海的街道。那些随风飘扬的红白日本国旗,那些高楼大厦,那些打扮入时的上海人,还有高鼻子、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一个多月来在上海看到的奇特事物,像倒带一样一幕幕回到脑海中。他心想:“回到台湾之后,我一定要告诉阿娘,我坐过两层的电车。还有,阿兄真才情,北京话、上海话说得真
是轮转。”
天色渐渐暗下来,晚风吹过甲板,男孩的衣衫飞了起来,好奇心也跟着长了翅膀。看 着准备到台湾卖布的唐山①人蹲坐一旁,无所事事地玩着三尺长的布尺,男孩想起老一辈曾说,在台湾和唐山间航行的船只都会在船上养一只猴子,乘客登船前得先放猴子上船。如果猴子乐意上船,表示此趟行程将会一帆风顺;倘使猴子不愿意登船,便表示会有不测风云,航行就得取消,乘客们为了生命安全自然也都愿意配合。他来回跑着,一会儿船头,一会儿船尾,四处找着传说中的猴子,果然,在船舱的一个笼子里,一只瞪着大眼的小猴子也好奇地朝他望着。
咚!咚!咚!突然,船员敲锅大喊:“开饭了!开饭了!”男孩欢喜得不得了,吃过饭,离台湾就更近一点了,因为阿兄讲过:“吃过两顿饭,就可以倒返去鸡笼(即今台湾基隆)。”他不等照应的乘客招呼,赶紧排队盛饭,甚至还机灵地帮其他乘客也打好饭。男孩端着碗筷,蹲在甲板的人群中扒完饭,没一会儿,星星亮了,夜晚的海面静得只剩下轮船噗噗作响的马达声。无处打发时间的乘客们早早就寝,或坐或卧,在船舱里休息。男孩枕着布巾包、蜷着身子,随着海浪波动的韵律慢慢摇晃进梦乡,睡梦中出现的是新庄老家的三合院,还有从莺歌驶向新庄的火车,那火车正用力吐着黑烟,吃重地沿着铁轨爬上山坡……其实,以他的年龄,说“乡愁”似乎还略微有些沉重,然而这一路上,对家和亲人的思念却犹如一条小蛇吐着信子,时时舔舐着他的心脏,有一点心酸,更多的则是早日回到家中的殷切。
第二天天光才露出一点点白,船舱已满是嘈杂的人声。第二顿饭的时间来了吗?是不是快到台湾了呢?“不!船票是不含早餐的。”其他的乘客这么告诉他。男孩有些失望。什么时候才会吃第二顿饭呢?什么时候才会到台湾呢?每五分钟,他就会问自己一次同样的问题。持续的等待,让时间开始变得漫长,海上的景象也开始变得枯燥。
又过了许久,午饭时间终于到了,囫囵吞枣吃过午饭,男孩便不离手地抱着布巾包,随时等候靠岸时刻的来临。总算已经可以看见港口的时候,照应他的男人开口了:“囝仔!等一下谁来接你?”
男孩摇摇头:“我会自己回家。”
“你住哪里?”男人原本正整理着行李,这时也不自觉地放下。
“我住在新庄。”男孩紧盯着港口的目光没有移动。
“那你知道回家的路吗?”男人再问。
“知道啊!先从鸡笼坐车到台北城,再从台北城坐车回去营盘(即今辅仁大学一带),就可以从营盘走路回家了。”阿兄带他来坐船的时候教过他,他还记得。
“但是你一个囝仔,不害怕被人抓走……”
男人话还没说完,船已经到岸。男孩抓起布巾包,说了声“阿叔!多谢!”就像只小鸟一般飞下船,留下男人在后头喊着“囝仔!囝仔……”但男孩却早已风也似地飞走了。
那个傍晚,男孩转了几班公交车回到新庄;那个傍晚,新庄一带最大的三合院再度响起游子返家的欢乐笑声。
那个八岁的小游子,名叫简锦锥,家人都叫他“阿锥”。
当时我的父亲突然染上肺炎,送到新庄最大的病院,却还是救不回来,从染病到过世,前前后后不到六天。到上海发展的大哥赶回来奔丧,见我没有人看顾,又拗不过我的央求,只好答应带我一起回上海。
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我的上头有五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另外还有四个姊妹。父亲过世的时候,大哥已经快要三十岁,但最小的弟弟却才两三岁。那时,其他几个哥哥各有各的工作或学业,母亲忙着耕种,又要照顾最小的弟弟,无暇将太多的心思放在我身上。因此,我平常除了到日本公学校上课,就是赤脚去河边抓鱼,快活倒也是快活,却总觉得不够新鲜。几次看到大哥从上海寄回的明信片,我就一心一意
想要试试乘坐明信片上那种两层电车的滋味。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大哥必须回到上海工作,适逢暑假,我便央求大哥带我一同前往。大哥可能也认为到外面看看世界是一件好事,因此和母亲商量着,要让我去见见世面。母亲是个温良的传统妇女,向来以丈夫为天;丈夫过世后,大儿子自然就是天,现在大儿子开口,她即使不太放心也不坚持反对。我跟着大哥来到上海一个多月之后,电车坐腻了,高楼洋房也看腻了,便又吵着要回台湾。大哥没办法,只好放胆让我一个人飘洋过海坐船回鸡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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