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民主 [Democrac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編輯推薦

如今，作為民主的發源地，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的政治和社會領域問題重重，擾攘不休。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甚至齣現瞭民主的退步。麵對此情此景，人們對民主製度的信心似乎正在動搖。英國政治學傢伯納德?剋裏剋已於十年前離世，卻為民主留下一份珍貴的禮物：在這部篇幅不長的遺著中，他為民主進行瞭先知般的辯護。書中既有純粹的學術知識，也有現實的政治勸誡，並且貫穿始終突齣瞭一個核心觀點：民主不是善治的充分條件，卻是善治的必要條件。揆諸當今時局，或許可以認為，並非民主本身齣瞭問題，而是民主的其他約束條件有瞭漏洞。民主不該被疏遠，而是要改進和強化。

內容簡介

沒有哪個政治概念像“民主”那樣用得如此頻繁，同時又被如此誤用。細究民主，既充滿挑戰又極為必要。本書從政製原則、製度安排和行為類型三個方麵對民主展開論述，對民主曆史的追溯，涵蓋瞭古希臘和古羅馬，美國、法國和俄羅斯的革命，以及民主在當代世界的變體和條件。作者認為，民主是善治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民主的多數方的意願必須受到法治、人權等觀念，以及其他社會群體的主張和自由的製約。

作者簡介

伯納德?剋裏剋 生於1929年，曾先後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倫敦經濟學院、哈佛大學等校。1957－1965年先後任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助理講師、講師、高級講師，1965－1971年任謝菲爾德大學政治理論與製度教授，1971－1984年任倫敦大學伯剋貝剋學院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2002年獲封爵士,2008年逝於愛丁堡。著有《美國的政治學》（1959）、《為政治辯護》（1962，此後多次再版）、《議會改革》（1964）、《喬治?奧威爾傳》（1982）、《社會主義》（1987）、《牛津通識讀本：民主》（2002）等。

精彩書評

毫無疑問，在所有關於民主的通俗讀物中，此書是*優秀的代錶作之一。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兼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言詞與行為　
第二章 啓程處　
第三章 共和主義與民主　
第四章 托剋維爾先生如是說　
第五章 民主與民粹主義　
第六章 現代民主的條件　
第七章 民主的公民資格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書摘

第二章 啓程處

民主與政體

修昔底德的另一個故事講述的卻是不受控的民主和無節製的階級戰爭，他含蓄地把雅典在雅典與斯巴達及雙方的盟友、殖民地和傀儡國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中的潰敗歸因於此：“那時革命在一座座城邦接連爆發”，“狂熱成為真男人的標誌”，城邦之間和城邦內部甚至傢庭內部的血腥復仇成為一時的風尚。“由於這些革命，整個希臘世界齣現瞭品格的普遍墮落。以簡單方式看待事物本來深刻地標誌著高貴的本性，現在卻被視為荒謬的品質，很快就不復存在瞭。”他對剋基拉島的騷亂和屠殺的描述，後來幾乎與伯裏剋利的演說一樣廣為人知。“我們那高貴的祖先”讀的是經典作品，知道民主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産生吸引力。我們也很容易想到，如果民主的吸引力産生於暴力復仇這條路上，它就不可能“民主”，或者我們召喚的不是女神，而是一個形容詞，比如“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很遺憾地告訴美國許多大學教科書的作者，亞裏士多德不能作為“民主政治思想之父”來援引。他意識到瞭無節製的民主帶來的種種睏難。他看到瞭三種基本的政體形式，每種形式都有理想型的和腐敗型的。君主製是單個人的統治，君主必須完全公正，否則這種統治就會墮落成暴政（在希臘的本體論中，完全正義的人隻能是神，所以非常可疑的是，亞裏士多德竟會認為這是可能的）。貴族製字麵意思是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但往往墮落為寡頭製（少數人統治）或富豪製（富人統治）。民主製意味著許多人的統治，但往往墮落成無政府狀態。如果統治者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能夠通過自由的公開辯論讓人民追隨、最好是他們就從人民中産生，那麼國傢就會無比強大。但是，國傢需要受過教育的精英，他們擁有的不是柏拉圖想象的絕對知識，而是一種融閤瞭教育和經驗的實踐智慧。所以，民主是善治的核心要素，但它本身未必能帶來善治；也不是絕無可能，但極為睏難。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民主原則就其本身來說是虛妄的，這種原則“相信由於人在某些方麵平等，所以處處平等”。如果現實中隻能在貴族寡頭製和民主之間選擇，那麼他青睞民主。不過，在城邦中具有影響力的貴族因素的優勢在於，擁有適度的財産便有閑暇，有瞭閑暇便能接受教育、追求知識，而如同科學和商業需要知識，治理活動也需要知識。托馬斯· 霍布斯一度呼應亞裏士多德，聲稱“閑暇是哲學之母”。

所以亞裏士多德教導說，把貴族在知識上的美德與民主的力量和輿情融閤在一起，能産生有可能實現的最好國傢。如果需要取一個名字（如果很難客觀地確定某項政體是貴族製還是民主製，國傢就很可能是健全的、公正的、良好的），那就是理想國（politeia），一種城邦或政體：一個以政治方式而不是專製方式決策的國傢。但是，一個政體必須尊重現實國傢中所有人，而不僅僅是民主的多數的利益。亞裏士多德說，在對話錄《理想國》中，他的老師柏拉圖犯瞭一個錯誤，試圖把城邦裏的一切都統為一體；現實是，“存在某個點，在這一點上邁嚮一緻的城邦將不再是城邦……這就好像你要把和諧變成純粹的一緻，或者把一個主鏇律歸結為單一的節拍。事實是，城邦是許多成員的集閤”。

因此，盡管民主是希臘政治生活，也即自由人（與野蠻人恰成對照的自由人）的生活中極其重要和獨特的因素，它仍然隻是後來學者們所稱的“混閤政體”，或者羅馬人所稱的via media（共和政體的中庸之道）的元素之一；它是部分而不是整體，在日常生活倫理和政治生活中都是如此。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近至20世紀初，英美兩國的政治傢和政客們纔能辯論其政製和政治體係中的民主因素是太多還是太少。若把整個製度稱為“民主”，會被視為要麼是不切實際的極端主義，要麼是徹頭徹尾的誤導。有些人可能仍然會同意這一點，即便是齣於不同的原因。亞裏士多德說：“我們發現梭倫［雅典法律的傳奇創立者］賦予人民兩項一般性職責，即選舉司法行政官（magistrate）任職以及在任期結束時加以問責，但沒有賦予他們以個人身份直接擔任職務的權利”—這一界限在他的時代已經不再持守瞭。現在看來相當奇怪的是，他還說選舉任職是一項貴族式或寡頭式的政製手段，因為人民投票支持的要麼是最優秀的人，要麼是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而民主製是以抽簽的方式遴選國傢官員。奇怪嗎？現代國傢的民主選舉權很少能避免一種局麵，即産生一個由掌權者構成的政治精英群體。當選的成員之所以當選，不是因為他們必然屬於人民，而是齣於更為世俗的原因，即他們想要當選，能在晚上參加很多的政黨會議和社會活動；在某些國傢，與金錢開道和提攜庇護相比，甚至連這一點也算是理想的圖景瞭。也許現代民主國傢所能希望的最好局麵不是避免産生政治精英，而是如約瑟夫·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中所指齣的，避免“精英的輪流坐莊”。我們難道不認為，通過抽簽而不是選舉、任命、申請或考試的方式來遴選陪審團要更為公正？

無論我們如何解析民主的起源（及其含糊之處），如果沒有公民階層對公共事務的極度投入，在缺少官僚機構又要不斷進行職務流轉、不是屈從於內部崩潰而是實際上被羅馬的軍事徵服壓垮的情況下，希臘的城邦政體不可能延續那麼長時間。希臘人相信公民身份是生而為人最為崇高的目標，而所謂不朽，就是因服務於城邦而被銘記。不朽的諸神已經創立瞭城邦，在危難之際保存瞭這些城邦或者創立瞭新城邦的凡人，在死後加入諸神之列，變成瞭半神半人。希臘人認為，人與神之間在實質上沒有什麼絕對的或本體的差彆是無法通過為國傢服務來彌閤的。個人在道德上的最高美德是卓越（arete），一種思想和行動的混閤，不能少瞭其中任何一樣。荷馬把卓越賦予阿喀琉斯，讓他作為“行動者和言說者”，因為他以人獸參半，因而半懷理性、半懷強製力量的怪物卡戎為師。在此看不到現代觀念的蹤跡，即所有人都有內在的權利：權利隻能通過做一個積極的公民纔能獲得，無疑不同於坐享其成的現代消費者式的民主。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贏得公民身份，或者像女人一樣被視為無力承擔公民義務的人來說，這又是殘酷的。

對政治生活的本質、目標、道德和界限最深刻的思考來自希臘。但是，正如人們曾經說過的，當“我們那些高貴的先人”，包括17世紀中葉的英國議員、蘇格蘭的神聖盟約派、荷蘭人、美國人以及法國共和派，當他們聲稱政體不一定非要是獨裁製或君主製並且實際推翻瞭這樣的政體，再往後迴溯、證明可能存在更好的政體形式時，是迴到羅馬而不是希臘。他們稱這些形式和原則為“共和”。希臘民主作為範例在理論上看起來比實踐中要好得多。民主的敵人們也可以在修昔底德等人所描繪的流血殺戮和無政府狀態，而不是在亞裏士多德的溫和說理中找到動人的故事；亞裏士多德發現在一個政體中，民主因素是正義和善治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

前言/序言

序 言
俞可平

我常常說：在現當代社會政治理論中，爭議最大而又無法繞過的概念，大概要數“民主”。伯納德?剋裏剋比我走得更遠，他在《民主》一書中開宗明義就指齣：“民主”（democracy）一詞有許多含義，它不僅是一個“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而且還是一個“最混亂不堪的詞”（“引言”第1頁）。盡管大傢都在爭相談論民主，但對究竟什麼是民主，如何評價民主，學者和政治傢之間的觀點不僅莫衷一是，而且常常針鋒相對。在剋裏剋看來，這是因為民主這個概念，“本身就承載著不同的社會、道德和政治內容”（“引言”第1頁）。
無論是喜歡民主、崇拜民主，還是懷疑民主、拒斥民主，人類的政治生活卻又躲不開民主。用剋裏剋的話來說就是，“無論如何，至少在今天，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它”（“引言”第1頁）。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自近代以後，民主已經從一種少數政體變成多數政體，從原先的異常政體成為現在的常規政體，從源於西方的政治製度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從現實的政治生活變成瞭理想的政治價值。在當代世界，民主是政治閤法性（legitimacy）的主要來源，幾乎所有國傢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國傢。
對民主的爭論，不僅存在於當今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中間，也貫穿於整個民主的思想史和發展史之中；不僅存在於不同政治體係之間，也存在於同一政治體係內部。民主已經成為引發全人類思考的恒久性和普遍性的熱點問題。如果把中外學者論述民主的書籍收集在一起，足可以裝備一座不小的圖書館。要在一本隻有六七萬字的小冊子中，全麵闡述民主的曆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優點與局限，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剋裏剋說，他“樂於接受寫作本書帶來的挑戰”。現在看來，剋裏剋取得瞭極大的成功。剋裏剋的代錶作是發錶於1962年的《為政治辯護》（In Defense of Politics），該書使他一舉成名，並且已經成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民主》作為“牛津通識讀本”之一，初版發錶於2002年，就其發行量來說，甚至超過瞭《為政治辯護》。毫無疑問，在所有關於民主的通俗讀物中，此書是最優秀的代錶作之一。
民主既是一種政治思想，還是一種政治製度和生活方式。要真正理解民主的真實含義，必須從三個維度對民主進行全方位的觀察。作為一名傑齣的政治學傢，剋裏剋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嚮讀者傳播關於民主的完整知識，就要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民主可以是政製的原則或學說；民主可以作為一套製度安排或憲政手段；民主也可以作為一種行為類型。”（“引言”第5頁）《民主》一書的基本結構，正是圍繞這三個部分展開的。剋裏剋稱之為“三頭並進”。
從公元前5世紀雅典齣現人類曆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以來的2500多年漫長曆史中，就其絕大多數時間而言，民主並非一個“好東西”，相反常常被當作“壞東西”。另一位英國政治學者說：“大約在1850年前的英格蘭，民主一詞多少被看作‘街頭流血事件’或‘暴民統治’的同義語。”民主是如何從“壞東西”變成“好東西”的？如何從古希臘的特殊政體變為世界政治的普遍形式？如何從一種現實的製度安排變成理想的政治價值？要迴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考察人類的民主思想史和民主發展史。剋裏剋通過簡要評述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馬基雅維裏、盧梭、洛剋、約翰? 密爾、托馬斯? 傑斐遜、托剋維爾、熊彼特、漢娜? 阿倫特、奧威爾和羅伯特? 達爾等人的民主觀點，追溯瞭民主的思想史。同時，他又通過評述雅典的民主、羅馬的共和、英國內戰與《大憲章》、美國獨立戰爭與費城製憲、法國大革命與法蘭西共和等人類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簡要地追溯瞭民主的發展史。剋裏剋對民主曆史的論述，在《民主》一書有限的篇幅中占據瞭很大的比例。這一點體現瞭剋裏剋對曆史的以下信念：“要理解任何人類製度，必須先對此前發生的事有所瞭解，瞭解為何要創建它們，它們又是如何演變的。”（“引言”第3頁）
政治學探尋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規律，是人類最古老的基礎學科之一，也是人類知識體係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密切，政治學者和政治思想傢的現實關懷通常更加強烈。這是政治學由來已久的傳統。亞裏士多德把政治學視為“主導學科”（master science），因為它事關“共同體的善”，即事關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政治學不僅具有知識的意義，還有倫理的意義。正如享廷頓所說，“政治學不僅是一門知識性的學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還是一門道德性的學科（moral one）”。與享廷頓一樣，剋裏剋也傳承瞭源自亞裏士多德的這一西方政治學的悠久傳統。他說：“如果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確實是欲望無限而資源有限，那麼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纔是主導學科（master science）”。
剋裏剋退休前一直在大學研究和講授政治學，是一個典型的學者。但與許多歐美的政治學教授不同，剋裏剋特彆注重政治實踐，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曾經擔任過英國工黨領袖金諾剋（Neil Kinnock）的高級顧問，著有《社會主義》等重要政治論著，被公認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傢。退休後，他又積極投身於英國的公民教育和蘇格蘭的議會政治，成為英國的公民教育權威和蘇格蘭的重要政治活動傢。從實踐的角度來闡釋政治，又用政治的觀點去影響實踐，是剋裏剋學術生涯的顯著特徵。在《為政治辯護》一書中，他彆具特色地把政治定義為“公共的倫理”（ethics done in public）。在他看來，政治就是“行動的政治”（politics of action），而不是“思想的政治”（politics of thought）。同樣地，在這本小冊子《民主》中，他所闡發的許多重要觀點，與其說是純粹的學術知識，還不如說是現實的政治勸誡。
他告訴讀者，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政治製度，民主作為一種政治製度，也有其內在的不足。民主不是正義的化身，甚至也不是善治的同義語。他贊同民主的流行定義，即民主是一種政治統治的方式，但他認為這種人民的統治並不自發地導緻政治正義或善治。在他看來，民主的價值在於，“這種製度允許在無處不在的價值和利益衝突之間做齣和平的妥協”（正文第93頁）。所以，剋裏剋對民主製度始終有所保留，而不是一味地推崇。他說，這也是為什麼他寫瞭一本《為政治辯護》，而不再寫一本《為民主辯護》的原因所在。
盡管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政治製度，人類也許永遠不會有完美無缺的政治製度，但在迄今人類所發明和應用的所有製度中，民主相對而言是最好的製度。誠如馬剋思所說：“在君主製中是國傢製度的人民；在民主製中則是人民的國傢製度。民主製是國傢製度一切形式的猜破瞭的啞謎。”剋裏剋並不迷信民主，即使對民主的優點瞭如指掌：民主政治可以有效地限製專製獨裁，公民在民主條件下有最廣泛的參與，民主政治使政府變得更加透明，民主製度使信息自由傳播，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公民之間有高度的相互信任。一言以蔽之，民主即使不是最理想的製度，卻也是實現善治和政治正義不可或缺的製度。剋裏剋屢屢強調，民主不是善治的充分條件，卻是善治的必要條件。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善治。剋裏剋最後引用美國著名神學傢雷茵霍爾德?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話，來錶達他自己對民主的最終結論：“人的正義傾嚮使民主成為可能，人不公正行事的可能則使民主必不可少。”（正文第121頁）顯而易見，剋裏剋實際上不僅為政治做瞭齣色的辯護，也為民主做瞭有力的辯護。
民主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任何國傢的民主，都或多或少帶有自己的特色，世界上沒有一模一樣的民主製度；但任何國傢的民主即使最有特色，也必然有其共性。沒有選舉、代錶、法治、參與、責任、自治等共同要素，也就無所謂民主。剋裏剋深諳民主的這一要義。在追溯西方民主思想史的過程中，他就發現有過四種不同類型的民主觀，古希臘、古羅馬、法國人和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正如民主有其特殊性一樣，現代民主同樣有其普遍性。關於現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特性，剋裏剋贊同達爾的觀點，把“代議製政治、自由公正的選舉、言論自由、信息獨立、社會自治和廣泛的公民權”視為現代民主的共同特徵。
實現民主需要一定的社會現實條件，包括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現代政治文化、國民的素質、政治精英的作用、健全的公民社會、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等等。不具備必要的現實條件貿然推進民主，效果常常會適得其反，甚至會給國傢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剋裏剋特彆看重民主政治所需要的這些現實條件，他通過曆史的比較後指齣，以下這些現實條件對民主政治至關重要：“居民的角色、官方學說、典型的社會結構、精英的性質、典型的政府機構、經濟類型、財産理論、對法律的態度、對知識的態度、信息的傳播、對政治的態度。”（正文第93頁）
專製泯滅人性，專權導緻腐敗，這是政治學的普遍公理。民主製度一個主要的功能，是通過分權製衡和輪換更替的約束，來避免專製獨裁。然而，專製獨裁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卻又是人類所需要的，例如在外敵入侵或國內發生嚴重危機時。剋裏剋說，即使現代民主國傢也無法迴避這種必要性，即規定某種緊急狀態下的權力。“獨裁者”（dictator）等現在看來帶有貶義的概念，原初則是中性的甚至褒義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人類是否需要“獨裁者”，而在於如何防止獨裁者擁有無限的權力。社會危機常常産生獨裁者，一旦緊急狀態結束後獨裁者仍然不願放棄其獨裁權力，應該怎麼辦？剋裏剋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法律剝奪其無限製的權力。剋裏剋在論及古羅馬的獨裁權力時說：“如果他在緊急情況結束後戀棧貪權，或為瞭保留權力而人為地延長緊急狀態，他事實上就被剝奪瞭法律的保護。如果能做到，任何人都有權殺死他。誅戮暴君是最為極端又是最大的政治美德。”（正文第25頁）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之間有著天然的緊密聯係，它們幾乎從同一前提齣發，卻最終走嚮瞭截然相反的終點。兩者都強調人民的主體性和民眾至上，但民主政治堅守理性、法治和包容，民粹政 治則訴諸情緒、排斥和敵視。民粹主義始終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威脅之一，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通常會被政治野心傢利用，最終成為其專製獨裁的工具。剋裏剋對此有高度的警醒，他用專門的章節來論述民主與民粹的關係。他引用阿倫特的話，將“人民”與“暴民”區分開來：“人民在政治上尋求有效的代錶，暴民則仇恨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社會。”（正文第85頁）反觀民粹主義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傢的普遍泛濫，及其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傷害，不能不說剋裏剋在這一問題上有驚人的先見之明。
剋裏剋教授已經在2008年離開瞭這個充滿紛爭的世界，他逝世後西方的民主政治遇到瞭新的重要危機，突齣的錶現就是不平等導緻的民粹主義浪潮和信息技術對公民權的威脅。但我相信他不會對此感到多少意外，因為他從來不認為民主可以包治百病，民主同樣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完善。我也同樣相信，他不會因此而對民主失去信心，因為他在考察民主的曆史時早已清醒地洞察到，民主最契閤人類的本性，它會在麯摺中嚮前推進。

2018年4月9日，於牛津大學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