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6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了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地缘政治的变动、财政金融体制和政治变革的角度,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指出:理论与现实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民生结合,乃是中国复兴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曾获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担任编剧的《星火》、《毛岸英》获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和飞天奖一等奖。
目录
第三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版序言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语
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语
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破解“李约瑟之谜”——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中国、领先世界?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序言
韩毓海
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同对待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了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非但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
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地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误人”,更进一步说,它使得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使得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断言:“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
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有力武器。
本书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历史和现实的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为侧重于“理论”。而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是把理论当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与一切“空头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乃是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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