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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青木昌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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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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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店鋪：中信齣版社官方旗艦店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75015

商品編碼：14739565664

品牌：中信齣版（Citic Press）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48

正文語種：中文

圖書描述

　　作為“比較製度分析”的創始人之一，青木昌彥在國際經濟學界享譽盛名，本書是對青木昌彥教授一生對經濟學所做貢獻的梳理總結。

　　青木昌彥是比較製度分析學派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同路人。本書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探求製度的內涵，揭示瞭閤同、公司等經濟製度與國傢製度、社會規範之間的邏輯關係，雖從經濟學入手但又超瞭經濟學。本書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淺齣的理論介紹，又有對中日兩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對於想要瞭解青木昌彥近年來的研究以及製度經濟學zui新進展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讀佳作。

序言
引言
緻謝
第1章如何學習經濟學
我本人是這樣學習經濟學的
經濟學的學習準備
第2章製度分析的理念
製度分析入門
製度的熊彼特式創新與創新的製度
青木先生，什麼是製度？
第3章製度分析的應用
探究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
雁行理論2.0版
中國與日本製度演化的源泉
福島核電事故啓示
第4章拓展製度論的視野
拓展製度論的視野
資本主義的未來
城市現代化與卓越團隊的競爭
齣處一覽
注釋
參考文獻
譯者手記
　　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1938年4月1日齣生於日本名古屋市，1962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係，大學期間曾參與波瀾壯闊的日本學生運動，1967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青木昌彥曾任教於哈佛大學、京都大學、斯坦福大學，是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
　　青木昌彥學術成就斐然，不但在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製度經濟學、産業經濟學上頗有建樹，而且他關於信息結構與製度創新的研究使他獲得瞭國際熊彼特奬。他曾任國際經濟學會主席，並多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提名。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青木昌彥是zui早關注中國經濟變革的著名經濟學傢之一。他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76年，他訪問瞭大寨和清華大學，1994年參加瞭京倫會議，此後，幾乎每年，他都會訪問中國。他的著作《比較製度分析》以及他主編的《轉軌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書，在中國産生瞭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2015年7月15日，青木昌彥在美國斯坦福校醫院病逝，享年77歲。

　　這是一本經濟學大師貢獻給大眾的入門讀本。它的齣版，是一件值得學界和大眾共同慶幸的事情。青木教授作為製度經濟學進入比較製度分析新階段的開創者，運用20世紀後期經濟科學的zui新成就，把博弈論的分析手段運用到比較製度分析上來，為學科的發展做齣瞭傑齣的貢獻。因此他能夠在這本書中駕輕就熟，把一門十分高深的學問通過通俗淺白的語言娓娓道來，使經濟學素養深淺不一的讀者都能從中體驗到科學的力量和美麗。
　　——吳敬璉
　　青木昌彥是比較製度分析學派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同路人。本書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探求製度的內涵，揭示瞭閤同、公司等經濟製度與國傢製度、社會規範之間的邏輯關係，雖從經濟學入手但又超瞭經濟學。本書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淺齣的理論介紹又有對中日兩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對於想要瞭解青木昌彥近年來的研究以及製度經濟學zui新進展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讀佳作。
　　——陳清泰
　　本書是恩師青木先生給中國的年輕學者留下的智慧，濃縮瞭先生對製度比較分析的心血。希望中國的年輕學者，藉著先生的智慧，以先生般廣闊而深刻的視野認識製度和曆史，為深化改革提齣理論的指引。
　　——車嘉華

　　中國與日本製度演化的源泉
　　為瞭解釋人均GDP隨著時間變動以及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運行機製，發展經濟學傢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一直緻力於檢驗技術與人口之間的內生聯動作用的影響。他們研究得齣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如下。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中，新創意（idea）隨著人口增長而齣現（Lee，1988；Kremer，1993；Jones，1999）。但是，在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傢，技術進步的成果都被導嚮瞭人口的增長，由於農業技術的規模報酬遞減，所以並沒有促進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這一狀態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均衡（Hansenand Prescott， 2002；Clark，2007）。然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這種狀態缺乏活力。隨著新創意的狀態越過某一臨界點，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擺脫瞭土地的限製，供給就變得有利可圖，實物資源與人力資本開始被重新配置到城鎮地區的工業革命興起（Jorgenson，1961；Galorand Weil，2000；Hansen andPrescott，2002）。同時，在西歐的附庸國（offshoots），新生兒死亡率的下降和移民湧入帶來瞭勞動人口的增加。這種由人口遷移導緻的人均GDP增長被稱為“人口紅利”（BloomandWilliamson，1998）。然而，持續的技術進步將導緻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偏好，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迴報和/或成本的增加（對於父母來說），於是，人們傾嚮於生育更少的孩子（Becker、Murphyand Tamura，1990；Galor andWeil，1996，2000；Lucas，2002）。人口轉變導緻瞭現代增長機製，在其中人均GDP增長是靠索洛—羅默技術革新（內生技術革新）維持的，如果沒有索洛—羅默技術革新則增長速度與之前的轉變階段的增長速度相當。但是，這並不是曆史的終結，接下來我將對此進行簡短的討論。
　　從馬爾薩斯狀態嚮現代內生增長模式的轉變，常常依據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典型事實來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論創新在於將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為連續的正常發展過程，而不是由不同變量所決定的不同均衡增長路徑（Galorand Weil，2000；Hansen andPrescott，2002；Galor，2011）。從這種統一連續的角度來看，東亞奇跡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奇跡，而是一種追趕現象（BloomandWilliamson，1998；Ngai，2004）。為瞭更好地從整體上理解發展過程，我們也許希望知曉為什麼不同經濟體（比如說西方和東方，或者同處東亞的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連續發展階段，在起始時間、持續時間和製度形態上都存在差異。此外，從這些差異中可以得到哪些啓示，以揭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製度是怎樣變化的？
　　在前一節中，我們從量化角度定義瞭東亞經濟發展過程的五個連續階段——M、G、K、C和PD階段，這五個階段指齣瞭東亞經濟發展的共同模式，而且基本上與此前介紹的經濟發展統一分析框架相一緻。然而，雖然東亞經濟體在發展階段的數量特徵方麵存在著普遍的共性，但是它們以及其他經濟體的各個發展階段的齣現時間與持續期都是不同的。原因何在？它對未來發展又有什麼啓示？要迴答這些問題，顯然需要對我之前抽象齣的製度進行明晰的考察。然而，關於製度的概念，經濟學傢以及其他領域的製度研究者很難形成一緻的理解。
　　近年來，經濟學傢們采用的一個比較流行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每種製度與所認定的理想製度安排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製度的質量，這些製度安排包括法治、普遍的信任關係、公司治理中對小股東的保護等歐美國傢所奉典範，根據經濟錶現對這些指標進行迴歸。但是，據此測算齣的差距意味著什麼呢？僅是效仿歐美的開明政策和企業傢的創新行動，各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就能達到“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嗎？在此過程中，縮小差距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真的存在嗎？雖然這些癥狀描述與處方看起來都很清楚，但是對理解東亞經濟軌跡的本質，預測它們未來的發展軌跡，以及對它們製定政策可能並無太大幫助。
　　相較於有關製度的外生觀點，我采用瞭下麵的概念框架來理解製度以及它們的動態變化，我在zui近的研究中對這一框架做瞭詳細闡述（Aoki，2001，2010，2011）。
　　製度本質上是社會博弈在現在及未來不斷重復進行的公認模式。這種模式由有效的法律、社會規範、組織以及其他外在造物（externalartifacts）等來概括地或公開地錶徵，它們都是製度的實體形態。這些公開錶徵的基本職能是，通過重復的社會博弈不斷調節個體參與人的預期。個體形成的預期輔之以個人偏好，或多或少形成瞭社會博弈的穩定狀態；這也意味著作為公開錶徵的製度的信任度提高瞭，因而不斷重復。如此一來，個人的社會認知（主觀預期）與現實中進行的社會博弈狀態，不斷受到製度的調節，人均收入及人口動態齣現某些趨勢。在此基礎上，製度作為內生結果，可以用博弈論的均衡概念來分析。
　　但是，製度也會發生變化。因而，關於發展過程的製度軌跡的基本特徵可以近似地理解為間斷均衡（punctuatedequilibria），即連續均衡的序列。然而，這些連續的均衡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以一種路徑依賴的方式聯係在一起。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博弈狀態都不是完全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人均收入水平變化、由前代人口決定的人口年齡結構等人口動態要素而變動。這種變化可以用來預測社會博弈狀態的下一階段，並通過社會博弈實驗創造齣新的博弈方式，以此作為過渡的條件。新的博弈狀態在確立的過程中，其典型模式將由各種製度實體來具象化。因而，製度應該被理解為與經濟和人口的動態化相互演化，而不是單嚮地決定經濟錶現與人口狀況。製度既為經濟體的經濟、人口結構變量嚮下一階段轉型創造瞭條件，但也因此受限於這些變量。為瞭進一步理解演化論曆史觀，讓我們迴顧東亞經濟發展的M階段（馬爾薩斯階段），探究與現代經濟發展路徑緊密相關的製度的曆史起源。與許多曆史學傢一樣，蘭德斯（DavidLandes）認為清代的中國未能迎來工業革命、技術進步緩慢的原因是，“自由市場和財産權製度”的欠缺以及“對全體社會生活的極權主義控製”。有趣的是，他將農業視為“例外”（Landes，2006，第6頁）。M階段（後期）的東亞經濟以農業經濟為主導，個體農戶經營著他們自有的或者租賃而來的小塊土地，這些土地通常不超過幾英畝。正如速水佑次郎等人（Oshima，1987；HayamiandOtsuka，1993；Hayami，1995）頗具說服力的論證所描述的，因氣候條件多變，這種小規模農戶的農業經營與耕作需要對植物進行精細的人工護理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如此一來，在類似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環境基礎上，東亞各國有不同的製度特徵。例如，土地所有權保障、土地租賃契約履行、農民之間信任關係的理想狀態、遺産繼承習俗以及由政治形態本質決定的繳稅義務方式，在東亞地區內部也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東亞內部多樣化的製度安排，告訴我們不能將東亞的情況一概而論。我們不能將其歸結為有彆於新教的“儒教”，不同於民主主義的“極權主義”、古典馬爾薩斯主義所強調的“地主剝削”，以及有彆於基於法治的普遍道德的“傢族紐帶”、與個人主義相對的“集體主義”等概念。M階段所呈現的差異，時而顯著、時而微妙，對於東亞經濟內部以及與其他地區相比的製度軌跡，它提供瞭不可忽視的轉摺點，並因此決定瞭經濟績效的差異。讓我們探尋中國與日本在M階段製度演化的各自起源，比較各自的風格，來進行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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