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主编推荐 | |
·剖析历代政治得失经济根柢把握五千年来中国经济史脉 ·高屋建瓴、小中见大、鉴古喻今、充满人文理想 ·融政治、社会、经济于一体的中国经济专门史 |
内容简介 | |
《中国经济史》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 热烈欢迎,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 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中国经济史》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 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 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 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 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作者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 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新成果。 《白银帝国》 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时间跨度近1 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而 在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 《白银帝国》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从中国 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本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此外,作者将更多目光投向了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以及中国 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探讨中西大分流和中国银本位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 千年中国货币史,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是人性的投射。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
作者简介 | |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 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 世。 贡德·弗兰克,当代西方著名学者。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 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也 是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 早年办过《读品》杂志,现主持经济人读书群。 近年出版《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著作,作品曾连续入选“2015zui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2016zui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作者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 |
媒体评论 | |
★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 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很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 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
精彩文摘 | |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来。通常一般人研究井田制度之主要参考书有下列数种: 1.《孟子》; 2.《周官》①; 3.《春秋·公羊传》②; 4.《汉书·食货志》③。 孟子时,井田制度已不存在。由于《周官》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此时井田制度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商鞅在秦变法,以中国东方之制度去西方实行变法,但此时东方早已变了。 所以,欲研究井田制度,上述四种古籍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以前之史料。 战国之时、孟子之时均已无井田制,故此时讲井田制已无凭据。胡适之先生谓并无井田制度,然而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其说。 讲井田制,宜根据钟鼎文讲,不过单靠钟鼎文,材料不够。 总之,井田制度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 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 “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划一块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沟而成封土。 凡封国,即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门一般),将沟中挖出之土筑成围堤,堤上植树,使人不能越过,谓之“封”。 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 又穿沟出土于岸,而皆为封,封即起土界也。 “国”,就是城圈之意,犹如西方之“城”(City),中国古代之城与西方相同。 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才以农业为主。 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则为耕织之民。华夏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此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 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①亦同意此见解。 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西周亦无法将之除灭,便任其和平共存;这些小城邦亦无法与西周匹敌,便承认西周为共主,遂以天子之礼事奉之。 西周初期,这种错落散处的城邦从几十个扩展到一百几十个,各在其城圈之内耕种农作物,与城圈外之游牧部族本可相安无事,但游牧部族乘城郭诸邦有事时便来侵扰,使城圈内之诸夏怀有戒心,便趁封建势力扩大后,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 由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农业区是分散的,一块块的。分别为垦殖区,各不毗连相关,可称为小规模的农业分区开垦。 古代大的侯国,其国土面积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国了。城与城(即所谓国与国)之间相距约50里。此100方里之地里面包括城郭、村邑、山林、池泽、 耕地及弃地,并不能完全用来作耕地用。即使全部可垦殖作耕地的话,亦不过可划分成一万块井田面积,合计约900万亩土地面积①。根据《周礼》一书的记载, 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已满布田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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