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一套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
于是,我们更需要中国史学家探求历史的真实,亲切自然地呈现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中国史领域新一代领军学者怀着敬意与温情,重建中国历史进程,呈现了这套中国通史读本。我们这些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的诚意力作】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融会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中国史的和正确的知识是“新编中国史”首先追求的目标。
【传统中国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新编中国史”各卷著者均为中国史领域的领军学者。这一批中国历史学人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他们的学术训练扎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吸收了欧美史学的问题意识。传统史学的史料工夫,使他们的研究细密扎实,文字沉静内敛,句句以史为据;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则让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史观,具备世界眼光。二者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套严谨扎实而有新思创见的中国通史。
【用学界共识构建框架,融入学人观点以启发新知】
作为面向大众的通史著作,“新编中国史”建基于学界通识,凸显学术整体走向,尝试为读者提供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同时,各卷著者亦在书中融入相对独立的学术观点和前沿视角,以期与读者一同读史知新。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从国际视角看待隋唐五代,强调隋唐帝国与外部世界的融通,反观混血王朝的诞生与崛起。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
【一套面向社会大众、雅俗共赏、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丛书还特别设计了“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等栏目,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两岸合作,历时10年,精心打造21世纪中国史新典范】
“新编中国史”由台湾三民书局组稿,从成稿刊行,到修订编校,直至中信出版社大陆版问世,历时10年有余,凝结两岸学人、出版人心血,代表两岸文化交流成果。两岸面向未来,共同书写历史,竭力打造属于21世纪中国人的国史新典范。
【设计精美,制作考究,典藏之选】
“新编中国史”全套以精装呈现,装帧设计精美考究,各卷封面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象,体现传统中国的美学底蕴,相当适合个人和家庭典藏。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为“新编中国史”中的一卷。隋唐的大一统之治,孕育于魏晋南北朝的乱局。隋唐帝国除旧染,启新机,引万国来朝,别创世局。就连唐亡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也为后来帝国重新整合埋下了伏笔。这段我国古代史上少见的大一统时期,以其光明、自由、开放、发达闻名于世。
隋结束了南北朝的战乱割据局面,整合了分裂的中国;唐承隋制,开拓进取,以闻名于世的两个治世将统一王朝发展了三百余年。隋唐制度文明因继承和创新而臻于成熟,逐渐摆脱前代政治的窠臼,更以科举制开后世之先,走向务实的官僚士大夫政治。开明、开放的隋唐时代尽显盛世气象:商业繁荣,迎来送往;技术勃兴,留下众多令后人惊叹的成就;社会多元,各族,风气自由开明;文化昌盛,塞外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外文化交流将中华文明带向世界。璀璨的世界帝国就此开启。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展现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以及时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展开“隋唐”这幅古老的卷轴,呈现出气势磅礴、异彩纷呈的全景图。
自 序
章 隋?统一国家的再建
第二章 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第三章 唐初国家权力的强化
第四章 武则天革唐为周
第五章 唐朝的全盛
第六章 安史之乱及其社会影响
第七章 中晚唐政治与五代十国
第八章 隋唐时代的经济发展
第九章 隋唐时代的文化成就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周边诸族
第十一章 隋唐时代的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附 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 释
参考书目
王小甫,1952年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本科毕业,1989年获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199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主要方向为隋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与周边关系史。著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编著有《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资治通鉴>选注》。目前从事中国中古政治文化研究。
章
隋?统一国家的再建
开皇九年(589)隋平陈,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面。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隋统一的格局和规制为唐朝所继承,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节 隋朝的建立
一、杨隋代周及其历史文化评价
581 年,杨坚废周静帝自立,这一行动得到了汉人官僚的支持。杨坚本是周宣帝天元大皇后杨丽华的父亲,580 年宣帝死,汉族官僚刘昉、郑译等即矫诏以杨坚辅政。杨坚执掌政权以后,相继讨平了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人的反叛,尽诛宇文氏宗室诸王,翦灭宇文氏势力,仅九个月多,便攘夺了北周皇位。杨坚在北周为隋国公,于是定国号为“隋”。杨坚即隋文帝(581—604)。
关于杨坚以隋代周,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些短命王朝的更替,有必要放到经过长期的政治分裂、族群和文化整合,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
南北朝后期,尽管全国尚未实现政治统一,但各地对统一文化的认同感却日趋增强。例如,北朝自魏孝文帝改制以后,中原文化发达,虽然后来东、西魏分裂,但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西魏权臣宇文泰则采取别一系统之汉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人,而这种汉化又有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系统。宇文泰“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魏孝文之迁都洛阳,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彻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史家称之为“ 关中本位政策”。所以,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实际是一种自树正统的形鲜卑、实汉化政策。
宇文泰以这种政策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族群以及其他胡汉土著,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不但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源之信仰,受同一文化之熏习,此即所谓“关陇集团”。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此同一集团。
唐高祖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为姨表兄弟,其妻与周宣帝宇文赟为姑表兄妹,而周宣帝又是隋炀帝的亲姐夫。因此可以说,周、隋、唐三朝的改朝换代,其实只是政权在同一集团的不同家族间易手换位。
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即继续在南北朝族群与文化整合的历史进程上向前推进。因此隋唐文化实际上继承了“南北朝正统”,是一种统一混合的文化。如史家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时代中华文明之所以超迈往古而繁荣昌盛,就因为它并不仅仅继承了此前数百年的中原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与周边众多族群、多种文化整合的结果,甚至还吸纳摄取了许多外来文明的成果。
隋文帝杨坚著籍弘农杨氏,协助他修治国政的谋臣主要有苏威、高颎。苏威系出武功苏氏,为关陇汉人世家;高颎自言渤海蓨人,为入关的山东武人。他们都属于“关陇集团”内与北镇武将合作的汉人豪族。隋文帝掌握政权以后,颁布过两道重要的政令:
(1)取消西魏、北周功臣所赐的鲜卑姓氏。
(2)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复行魏晋官制。
道政令颁布于杨坚讨平尉迟迥等人叛乱、翦灭宇文氏诸王以后的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十二月癸亥,已是杨坚受禅称帝的前夕;第二道政令则颁布于隋文帝即位的当天。这说明,北周后期,关陇汉人期望打破北镇武将集团的垄断,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周宣帝暴崩,权力出现真空,汉人豪族便发挥力量,共同拥戴与汉人关系密切的外戚杨坚,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本位的隋朝新政权。新政权以继承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自居,力求打破以武将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隋朝政权就在这个基础上向大一统进展。
二、隋初政治经济措施
中国文物典章至隋有一大变,这是不争之事实。不过,“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加之有关资料也以唐代为完备,故具体制度内容到唐代再详细讲,这里先交代一些变化情况。
(一)制定律令
史家以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派。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为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这是隋唐制度继承前代的大致情况。
《隋书?刑法志》略云:“高祖既受周禅,开皇元年,乃诏尚书左仆射、勃海公高颎……更定新律,奏上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三年,又敕苏威、牛弘更定新律,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开皇三年(583)修改颁布的新律就叫《开皇律》,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开皇令》。
《开皇律》中有“户婚律”,其中对立户、婚姻等问题做了规定,这些规定直接关系到均田令的实施。《开皇令》中有关于中央机构“三省六部制”的规定,具体情况可以从唐代制度及唐人和后世学者的论述、考据中推知梗概。隋朝对魏晋省制的重要改革主要有以下两点:
(1)中书、门下二省由宫中近臣转变为朝官。
(2)三省长官“参掌朝政”成为定制。
隋避杨忠讳,称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令为内史令。《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条:“(隋)文帝废三公府寮,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通典》卷二一《职官典》三“宰相”条:“隋有内史、纳言,是为真宰相。”这意味着宰相由一人独任改为多人合议制,这是隋朝的创举。因此可以认为,隋文帝改定三省制之后,“秦汉以来的个人开府宰相制的残余(就被)彻底荡除”了。
三省六部之外,还有九寺三监。寺、监的名称和职能许多都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如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鸿胪、司农、太府等。那么尚书六部和寺、监是什么关系呢,其职权差异在哪里呢?一般认为:“尚书六部二十四司上承君相之制命,制为政令,颁下于寺、监,促其执行,而为之节制;寺、监则上承尚书六部之政令,亲事执行,复以成果申于六部。故六部为上级机构,掌政务(即政令);寺、监为下级机关,掌事务。……尚书六部既为政务机关,掌政令,故官员不必多,而地位权势特隆;九寺诸监为事务机关,故地位权势不甚隆,而组织常庞杂。”
(二)改革地方官制
开皇三年(583)十一月,杨尚希、苏威等请废郡,文帝乃下诏正式将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行政机构,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大业三年(607),又改为郡、县两级。
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节省了国家的开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但中国地域辽阔,地方行政仅设两级,未免鞭长莫及,这是后来盛唐时代使职差遣大肆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地方行政两级与三级的反复。尽管三级制放权,有利于地方发展,但大臣权重,往往于中央集权不利,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隋朝削弱地方官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措施是在《开皇令》中规定:凡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每年由吏部考核殿16。此后又规定: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重复任用。有隋一代,吏部选用地方官全都用外地人。由此结束了世族豪强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
大家知道,自汉代以来,地方官有辟召属吏的权力,因而结成地方势力,形成世族、豪门。至曹魏行“九品中正”,更增强了这种趋势。然而,北齐后主时“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这本来是北齐时的一件败政,隋朝因袭之并加以普遍化,将一切官吏任命之权归于省司(吏部)以加强中央集权,堪称善于扬弃。史家评价此事“悉废汉以来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归吏部铨授,乃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也就是说,在秦统一将地方政府变成中央的派出机构之后,隋朝又使地方吏员全都变成了中央的派出人员,故后来中国人习惯把任职当差统统说成是吃“皇粮”。
(三)创立并实行科举制
除了上述任官制度之外,隋朝在选举制即人才选拔制度方面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这就是实行科举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选任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其本意也是为了给战乱中的人才任用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可是,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对官吏的任用实际上是只看门第,不论才学,使九品中正制沦为巩固门阀政治的工具,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开皇三年(583),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先改为荐举,后来代之以由中央直接考选人才的科举制。一般认为,科举制始于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项制度从大业元年(605)诏复国学开进士科起,到1905 年清朝光绪皇帝发表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了一千三百年。文职官吏实行考试选拔的任期制,这是隋唐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创新。这种办法是开一个科目考试,因此又叫“开科取士”,即“科举”。与此前选举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有两个特点:
(1)选人不限家世,庶族寒人可以投牒自举,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不需要预先经过地方世族豪门的推荐和评定。
(2)由中央政府考选人才,地方官吏只能奉行中央命令,负责考选而无辟用之权。白丁能否释褐任官,以考试合格与否为准。
科举制度不仅使官员的选拔有了一个确定的标准(考试成绩),使参政机会更加公正,还开拓了社会人才资源,扩展了人才流动空间,使政治更为透明、公开。这在当时对于强化国家和广开才路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改革府兵制
府兵制产生于西魏大统(535—551)年间,废于唐天宝(742—756)年间,前后经历凡二百多年,其间变易增损之处不少。然而后代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忽略时代前后的变化,只依据该制度后期即唐代的材料,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的史实,这样以孤立、静止的观念去解说一项前后有很大不同的制度,不利于认识理解这一中古史上的重要问题,反而容易增加误会。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20 一般认为,隋代府兵制度变革有两个特点:
(1)比北周武帝以府兵为侍官番上宿卫更进一步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
(2)比北周武帝募百姓(即汉人)为兵更进一步扩大征调,即实行兵农合一。
这样的制度与西魏初创府兵时“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的兵农分离之制已经根本不同了。如史家所说:“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宇文泰)、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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