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聯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係列之一(022)——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本書有劉瑜專文導讀,探討民主體製帶來的“選舉迷信”及政治暴力,深思該如何拯救底層國傢。
★《戰爭、槍炮與選票》通過對贊比亞、剛果、肯尼亞、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傢長年的研究,分析為什麼政治暴力在底層10億人的社會裏如此普遍以及如何遏製它,更深入討論“選票”與權力、族群政治和暴力衝突的關聯。
★《戰爭、槍炮與選票》提齣改良底層國傢政治和經濟的處方簽,並對發達國傢的責任、國際軍事和經濟援助行動提齣具體的建言。
★《紐約時報書評》《衛報》《泰晤士報》《觀察傢報》《星期日泰晤士報》《文學評論》等媒體齊聲推薦。
為什麼在極端貧窮的社會裏,政治暴力如此普遍?要如何纔能遏製它?在貧睏10億人的地區,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烏乾達、肯尼亞等國,其部落傳統造民無法形成國傢認同,選舉也無法扼止部落間的戰爭。這些地區的國傢結構性缺陷,也導緻經濟無法正常發展,人民隻能仰賴國際援助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然而貧睏的小國政府對主權的激烈捍衛,再加上領導人的軟弱和冷漠,徹底限製國際行動實際上能達到的效果。
在《戰爭、槍炮與選票》中,保羅·科利爾關注權力,深入探討為什麼政治暴力在底層10億人的社會裏如此普遍,以及如何纔能遏製它。在世界經濟底層的國傢裏,暴力一直是通往權力的主要途徑。政治暴力本身是禍根,同時也是建立負責任的、閤法的政府的障礙。他破除“選舉迷信”,建議通過國際社會與極端貧睏社會的“共同治理”,使國際社會隻需要較小的乾預就能控製底層10億人的國傢內在的政治暴力。這股迄今為止如此強大的毀滅性力量纔能被駕馭,從而轉禍為福,把民主體製的破壞勢力變成其捍衛力量。
保羅·科利爾結閤紮實的實地考察研究及嚴謹的統計研究分析,跨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邊界,以宏觀的視角,推導政策建議,給貧睏的10億人開藥。本書對於國人瞭解落後地區的貧睏狀況、暴亂睏境以及當前國際上有關乾預的各種建議和措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認識價值和指導意義。
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牛津大學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英國政府非洲委員會顧問,非洲經濟問題的世界專傢之一,著有《底層的10億人》(The Bottom Billion)、《難民》(Refugee)、《針眼》(The Eye of the Needle)等。曾獲萊昂內爾·吉爾伯奬(The Lionel Gelber Prize)、剋林納國際書捲奬(Corine - Internationaler Buchpreis)、亞瑟·羅斯圖書奬(Arthur Ross Book Award)、埃斯托利爾事務傑齣著作奬(Estoril Global Issues Distinguished Book Prize)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列入“頂*思想傢”。
吳遙,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本科,西班牙馬德裏卡洛斯三世大學商學與統計學碩士,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碩士。精通西班牙語和英語。
保羅·科利爾對當前的討論做齣瞭重大貢獻。西方的決策者們在討論底層10億人的地區事務時,往往先入為主地帶入瞭對民主製度的某種假設。科利爾用實證研究糾正瞭這種假設。——《紐約時報書評》
總統奧巴馬在部署行動之前真應該讀一讀保羅·科利爾教授的《戰爭、槍炮與選票》……與很多學者不同,科利爾提齣瞭一套非常具體的建議和巧妙的解決方案。——《泰晤士報》
在透徹的實證研究基礎上提齣的重要觀點……使他躋身於諸如諾貝爾奬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大師之列。——《衛報》
科利爾非常瞭解非洲……他對世界盲目於現實的憤慨和緻力於改善的熱情,很難讓人不為之動容。——《星期日泰晤士報》
這本書展現的氣魄、機智和從各個角度齣發的側麵思考將改變讀者的視野。——《觀察傢報》
保羅·科利爾的思想總是深具啓發性並立足於縝密嚴謹的社會科學上。——《文學評論》
導讀 如何拯救世界?(劉瑜)
序言 危險地區的民主
部分 否認現實:瘋狂民主
章 選票與暴力
第二章 族群政治
第三章 危局之中:衝突後協議
第二部分 麵對現實:殘酷、野蠻又漫長
第四章 槍炮:火上澆油
第五章 戰爭:關於破壞的政治經濟學
第六章 政變:不受控製的導彈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第三部分 改變現狀:政府問責和安全防禦
第八章 國傢體製建設與民族國傢建設
第九章 寜死不吃救濟糧?
第十章 改變現實
緻謝
附錄 底層10億人的國傢
參考文獻
導讀 如何拯救世界?(選摘)
保羅·科利爾,大約是極少數五六十歲還在夢想“拯救世界”的人。這當然也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閤情閤理—他1998—2003年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可以說曾是其首席專傢。
眾所周知,世界銀行是一個針對貧睏國傢實施發展援助的機構,其研究機構的核心議題當然是“如何有效地幫助極端貧睏國傢”。作為一個常年緻力於此的經濟學傢,科利爾的思維方式顯著地有彆於許多學院派經濟學傢(盡管他本人也同時是牛津大學教授)。,他必須思考“大問題”—他不能停留於某個技術化的、局部的、微觀的經濟問題,而必須跨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邊界,進行綜閤性的宏觀思考;第二,他必須進行政策性思考,即他的思考不能停留於理論思辨和發錶論文,而是必須能夠直接推導政策建議,這些建議需要接受現實的檢驗。
那麼,根據這本書,我們應該“如何拯救世界”?
科利爾首先拿來開刀的是“選舉迷信”。通過對民主與暴力衝突的實證研究,他發現“民主的好處”是需要經濟條件的。確切地說,在極端貧睏的地區,越民主越容易齣現暴力;而在相對富足的地區,越專製則越容易齣現暴力。“極端貧睏”和“相對富足”的分界綫是什麼?他的研究結果是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該書齣版於2009年)。也就是說,他的研究顯示,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下的地區,民主是危險的,而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上的地方,專製則是危險的。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它既否定瞭“無條件的民主熱情”,也否定瞭“無條件的專製熱情”。但是既然本書是關於“貧睏的國傢”,不妨聚焦於前者。
為什麼在極端貧睏國傢,民主化反而會加劇暴力?理論上,民主是暴力的一種替代性機製—人們以定期投票取代暴力循環來獲取權力,從而平息暴力。在科利爾看來,原因在於,健康的自由民主製有兩個要素,一個是選舉,一個是製衡。如果把民主片麵地理解為選舉,而不緻力於發展製衡機製,那麼民主可能會成為一個危險的遊戲。不幸的是,在大多數進入民主化進程的貧睏國傢,民主被化約為選舉。
為什麼把民主化約為“選舉”是危險的?原因在於,在一個缺乏製衡的環境下,選舉很容易成為政治強人的囊中之物。科利爾發現,那些貧睏的“半民主”或“僞民主”國傢,領導人非常“善於”贏得選舉。在一個典型的發達國傢(OECD國傢),現任政府有大約45%的幾率贏得選舉,而在底層10 億人所在國傢的選舉裏,盡管治理績效明顯糟糕得多,但是現任政府獲勝的概率卻高達74%。事實上,貧睏國傢的很多政治強人之所以接受“民主化”,就是因為他們有把握“贏得選舉”。通過打壓公民社會、選舉舞弊、操縱選舉委員會或法院、削弱反對派政治自由等方式,他們能輕易把選舉改造成威權統治的閤法化機製。重要的是保住權力,手段則可以與時俱進。既然國際社會和“老百姓”都想要選舉這層“皮”,我就披上這層“皮”。
但是譴責“邪惡的政治傢”並非科利爾的全部目的,甚至可能不是其主要目的。他的論述某種意義上指嚮一個更令人悲觀的信息:貧睏國傢的政治傢之所以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民允許他們如此糟糕。何以如此?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落腳於“族群政治”。理論上,選舉是一種優勝劣汰的“規訓”機製—如果你的治理績效好,那麼你留下來繼續執政,如果不好,那麼捲鋪蓋走人。如果選舉真的能夠實現這種優勝劣汰功能,那麼民主就肯定是個“好東西”瞭。但是這個理論的問題在於:它假定人是“理性”的。不,人不但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在一個族群成分極其復雜而且族群曆史積怨極其深厚的地方,人們給×××投票往往不是因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績效,而是因為他和“我”來自同一種宗教、同一個地區、同一個民族、同一個種族……總之,因為他是“自己人”。如果人們根據族群認同而非治理績效投票,那麼很大程度上選舉的規訓功能就會被取消,從而使其“正麵效應”難以釋放。事實上,如果人們基於認同而非理性投票,後果很可能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越善於煽動仇恨、“製造敵人”的政治傢越有機會,越正直冷靜的政治傢越沒有機會。事實上,這種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就不想從政。
這一點在非洲許多國傢非常明顯。由於非洲曆史上幾乎沒有“國傢”傳統,隻有“部落”傳統,殖民者留下的那些常常是筆直的“國界綫”並不能喚起民眾的“國傢認同”,人們的政治信任往往局限於自己的部族,無法延展到“非我族類”身上。比如,肯尼亞有48個部族,在2007年的大選中,反對黨候選人奧廷加獲得瞭其部族(盧奧族)98%的選票。這種族群主義的投票模式不但無助於選拔“負責的”政府和政治傢,而且往往使得選舉成為族群衝突的火藥桶—事實上,2007年大選之後,支持奧廷加的盧奧族和支持時任總統齊貝吉的基庫尤族就爆發瞭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族群認同扭麯選舉結果,選舉結果惡化族群衝突,成為諸多非洲國傢的政治泥沼。尼日利亞、科特迪瓦、盧旺達、布隆迪、剛果、津巴布韋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科利爾指齣,成功的民主製度需要以一種寬泛的“國傢認同”為前提。領導人必須首先塑造“民族國傢”的想象,而後纔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如果人們的主要認同是“南方人”、“北方人”,或者“穆斯林”、“基督徒”,或者“X族人”、“Y族人”,而不是“某國人”,那麼在選舉當中這種認同就會扭麯民主發生作用的機製。關於這一點,科利爾對比瞭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政治。他發現,同樣是曆史上族群林立的國傢,坦桑尼亞在其前總統尼雷爾的帶領下,通過語言統一、中小學教育“灌輸”國傢觀念等方式,相對成功地“建構”瞭“坦桑尼亞認同”,而這種認同顯著提高瞭該國的公共服務質量。相比之下,一半的肯尼亞人將自己的族群認同置於國傢認同之上。
序言 危險地區的民主(選摘)
我的兒子丹尼爾今年7歲。也許他能在有生之年見證戰爭的終結,也許他會在某場戰爭中死去。本書的主題,就是解釋為什麼當今的孩子們實實在在地麵臨著這兩種可能的未來。戰爭有如疾病,自人類文明伊始就屢見不鮮。而今一些疾病已被攻剋:1977年,科學進步與公眾行動攜手消滅天花。如今的世界經濟形勢似乎可以提供和平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這是的局麵。然而經濟的增長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一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反而更容易受到任何零星殘存的混亂暴力的傷害。正如消滅天花靠的是公眾行動對科學的運用,經濟繁榮也需要因勢利導纔能捍衛世界和平。
《戰爭、槍炮與選票》這本書寫的是權力。為什麼要關注權力?因為約有10億人口生活在世界經濟底層的國傢裏。而在這些窮睏潦倒的小國,暴力一直是通往權力的主要途徑。政治暴力本身是禍根,同時也是建立負責任的、閤法的政府的障礙。說它是禍根,因為暴力鬥爭的過程極具破壞性;說它是障礙,因為政權一旦以暴力為根基,就會導緻這樣一條傲慢的假設—政府是來統治國傢而不是來服務人民的。你隻要看政治領導人的官方照片就明白。在成熟的民主國傢,我們的政治傢在照片上笑容可掬:他們韆方百計地討好他們的主人—選民。而在底層這10億人的社會裏,們不苟言笑:每一處公共建築、每一間教室裏都高懸著他們俯瞰眾生的肖像,眉頭緊鎖,威嚴赫赫。幸好列強殖民已成為過去,纔輪到他們坐江山。《戰爭、槍炮與選票》這本書研究的是,為什麼政治暴力在底層10億人的社會裏如此普遍,以及如何纔能遏製它。
在底層10億人的地區,首要的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國傢太大同時又太小。國傢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於無法協作生産公共物品;國傢太小,小到無法享受到國傢安全這一關鍵公共物品的規模經濟效應。但是,瞭解問題本質的意義就是幫助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如果問題在於國傢太大,無法凝聚齣一種世代傳承的國民身份認同感,那麼國傢的建設從根本上來講,就不適用當下時髦的藥方—製度的建設。因為在那之前,還要經曆一個必不可少的國民塑造的階段,而大多數上述國傢的領導層尚不具備足夠的遠見卓識來完成這一使命。
如果問題在於國傢太小,無法提供關鍵的公共物品,那麼把國傢主權作為建國的基石就失去瞭意義。在底層10億人的地區,國傢結構性的缺陷導緻人民除瞭依靠國際社會供應必需的公共物品之外,彆無他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國傢也可以通過建立聯閤主權的方式解決問題,但迄今為止他們在這一點上尤其失敗。不過這種失敗本身就是他們的癥狀:底層10億人的地區亟需的大多數國際公共物品,隻能由那些能夠團結協作的國傢,也就是高收入國傢來供應。然而底層10億人的小國政府對主權的激烈捍衛,再加上高收入國傢領導人的軟弱和冷漠,徹底限製瞭國際行動實際上能達到的效果。本書的核心建議是一種策略,憑藉這種策略,國際社會隻需要較小的乾預就能控製底層10億人的國傢內在的政治暴力。這股迄今為止如此強大的毀滅性力量可以被駕馭,從而轉禍為福,把民主體製的破壞勢力變成其捍衛力量。
要駕馭底層10億人的國傢裏固有的政治暴力,使其轉變為正義的能量,我們需要施加非常有限的一點國際力量。伊拉剋戰爭之後,由高收入國傢發起的國際維和行動變得不受歡迎,不僅高收入國傢的選民不支持,底層10億人的國傢政府也起瞭戒心。然而軍事乾涉可以起到關鍵作用:隻要控製得當,就能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保障當地政府順利履行其對國民的職責,這兩者都是國傢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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