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5
启动创新驱动,才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创新,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书名:创新与产业升级
定价:48.00元
作者:陈清泰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05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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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ISBN:
"内容简介: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即将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直接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竞争地位。
作者经过多年的跟踪调查与研究,得出基本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后发跟踪优势逐渐消失。中国要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要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同时,我们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理清思路、改革不适应的体制、制定积极的政策,如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才有可能把蕴含的创新能量充分释放。终,通过创新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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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Ⅶ
导言ⅩⅢ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 3
章转变增长方式,改变发展环境 / 17
第三章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 28
篇技术创新的思路和政策
第四章技术追赶的挑战 / 47
第五章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 / 59
第六章几点政策思考 / 67
第七章 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 / 90
第三篇产业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
第八章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 / 103
第九章培育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 / 117
第十章产业升级中的政府作用 / 144
第四篇深化国有经济的调整与改革,推动自主创新和
产业升级
第十一章 国有经济的定位和战略性调整 / 161
第十二章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168
第十三章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与整体改制 / 175
第十四章有关国有经济若干问题的讨论 / 185
第五篇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十五章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经济 / 197
第十六章中国制造业要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班车 / 200
第十七章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 204
第十八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210
第十九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 212
第六篇供给侧结构改革
十章特斯拉汽车公司创新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 217
十一章对长春光机所体制机制创新的讨论 / 224
十二章对长春光机所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 / 230
十三章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模式 / 238
十四章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反思与改革 / 243
十五章实现公平竞争需要制度保障 / 251
十六章关注制造业新型生产模式的兴起 / 256
附录
电动汽车的发展形势与展望 / 263
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几个政策问题 / 269
新能源汽车:争夺未来的竞争 / 277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在哪?* / 286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柱* / 289
大力培育新能源产业 / 296
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 300
参考文献 /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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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泰
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毕业生金质奖章,并留校任教。1970年进入汽车制造厂,先后任产品设计工程师、工程师,产品设计处副处长、处长。1982年后,任二汽总工程师,汽车制造厂厂长暨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兼任神龙汽车公司届董事长。1992年调任国家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次年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兼任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届委员。1998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党组书记、副主任。
1988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企业家,获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首任会长。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兼职。
国务院发展研究研究员。主要从事政策咨询研究,涉及领域为增长方式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产业发展与企业改革、科技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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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快进入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主要任务就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的过程,奠定工业化基础。实际上我国是三条主线交叉并行地展开的。一是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企业改革,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二是以大规模资源投入,借助引进的技术,建设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加工业的生产能力,积累工业化铺底经济存量;三是以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较大程度上融入国际产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在这期间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这就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发挥到,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已工业化国家近百年经历的过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这种“压缩式”增长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粗放式增长。在技术空心化的条件下,速度优先,过度地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付出较大的增长成本。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在产业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一些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却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他们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与此同时,以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行政审批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体制惯性。强政府、弱市场体制的持续运作、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所有制歧视逐渐固化、市场分割若隐若现、行政性垄断打而不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终导致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速度,效益不高。这些都成了经济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一时间国内外对中国能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这期间我国经济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2011—2012年我国越过年度投资的峰值期;从2012年起我国进入劳动人口绝对数递减阶段;2012年第三产业次超过产业;2014年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一半,相应地,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
经济上这些重大趋势性变化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转型已刻不容缓。多年来我们利用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已经做到了,潜力逐渐消失。这时,无论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支持投资扩张的那些产业的投资空间都在迅速缩小或逐渐消失,在诸多领域进入了投资回报递减的阶段;劳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增加劳动投入已经没有来源,加之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种种迹象表明,规模扩张驱动型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多样化的变化;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发挥作用的期逐渐过去,靠投资拉动,我国很难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以持续的效率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源泉;一个是资本投入,一个是劳动力投入,第三个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就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生产的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包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效应、甚至负效应。如目前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就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没有天花板,人的知识积累越丰富、技能水平越高,产出的效率越高。这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但是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一个门槛较高的发展过程,顺利跨过这个门槛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种内生性的经济活动,需要的是各个市场主体的内在动力。因此,经济的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有专家测算了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越接近市场,行政干预越少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效益表现越好。比如民营经济和互联网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它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决定价格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而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价格体系、政府的管制、行业垄断、市场分割、所有制歧视,以及产权保护不严格、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法制不健全等。从这个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思路是顺理成章的。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很快确认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由重速度转向重效益,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把创新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冒险决策的市场行为。因此创新需要的环境条件比一般投资更加苛刻。企业改变不了外部环境,但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大多数市场主体就会有怎样的市场行为。如果少数企业不创新是其自身的决策,如果多数企业不创新那就是发展环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的问题就是发展环境转型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府对投资的干预、项目审批、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资金融通等总体上都是为不断扩大投资和出口而设计的,并不适合创新驱动的发展。
构建适宜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重要的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实施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积极性的政策,严格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适合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多样化的创新服务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针对这些问题有了一系列的政策突破,为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习近平主席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说:“营造让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土壤”,“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这些话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国家支持创新的温度。
种种情况表明,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渐衰退同时,我们已经站到一个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中主要的,一是生产要素结构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创业已成气候,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二是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三是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提高,多样化市场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促进创新发展相关政策落实的步伐加快,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位。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智力型人力资源结合,使我国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较快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提高到56.2%,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部分技术和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16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超过77.5%,涌现出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美国创投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名单,截至2018年2月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共有230家企业,其中113家位于美国,中国以62家紧跟其后。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交融,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群体性突破。其中信息已经成为基本生产要素,“信息生产率”成为各个部门生产率的“乘数型”生产力。它将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将改变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与此同时,资源成本优势的重要性减弱,产业的规模优势将被弱化,各个国家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将此消彼长,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重新洗牌。
一些先进国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引起了高度关注,纷纷制定“工业互联网”“再工业化”“工业4.0”等应对战略。一些未来学家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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