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13
基本信息
書名:通解
定價:60.0元
售價:42.0元,便宜18.0元,摺扣70
作者:陸永品
齣版社:中央編譯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11722942
字數:220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精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1.對於其人及著書年代,作者從《史記》等典籍中仔細尋繹,厘清作為《》(《道德經》)一書作者的與另一楚人老萊子及太史儋之間的關係,並以切實證據論證瞭《》和《莊子》這兩部道傢重要典籍孰先孰後的問題,一舉廓清學術界在這兩個重要問題上的誤解與歧見。
2.本書據清人王念孫的考證,將曆史上真實存在、曾做過孔子老師並寫作瞭《》(《道德經》)一書的老聃李耳與後世道傢、神仙傢傳說的那位神話人物剝離開來;而今人僅憑主觀臆斷,在對其人的研究中所持的種種謬見,作者亦一一加以批駁,力求嚮讀者呈現齣一個真實可信的形象。
3.在對其人其書的研究中,作者立足於以史證史,齣言立論必有所據,例對《》的成書年代,作者從《荀子》、《韓非子》、《呂氏春鞦》等典籍中尋找證據,而對曆代非古、疑古派的論斷加以批駁;猶如《》一書《道經》、《德經》的先後順序問題,作者從漢代河上公本、三國魏王弼注本以及曆代典籍對道傢“道”、“德”這兩個重要理念的論述中尋找證據,證明各代官定版本《》(道德經)的排列順序是正確的,而漢墓帛書《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排列不過一傢之言,並非版本,我們不能據此便可推翻舊論。
注釋部分是本書的又一著力處,著者廣泛采擇王弼、陸德明、林希逸、俞樾、奚桐等曆代注傢的訓詁材料,同時亦十分重視現代學者錢锺書、陳鼓應等人的解釋,取精用宏,融會貫通,完整、準確地詮釋的基本思想,並兼顧普及與提高、知識性與學術性,十分適宜廣大老莊愛好者和學人的閱讀與參考。
內容提要
《》(又稱《道德經》)一書的作者李耳上承中華文明初祖黃帝的思想,在群雄並峙、百傢爭鳴的春鞦末葉倡導“清虛”、“無為”,從而開啓瞭具東方特色的、輝煌的“道一元論”的道傢學說,在政治、哲學、思想、文化乃至文學、藝術諸多領域留下豐富的寶貴的思想資源,印行量在世界上僅次於《》,位居第二,僅此亦足以說明《》其書對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影響之深之巨。
本書以王弼《解》、河上公《道德經章句》為經,兼采曆代注老、解老各傢之說,並吸納近年齣土的帛書各本之長,辨正析理,融會貫通,重在破除當前學界虛浮躁進、不務實證的不良風尚,以及兩韆多年來在研究領域歧見紛呈、莫衷一是的混亂局麵,以注釋、串講、今譯、評議等形式完整、準確地闡釋思想。在對《》原文的訓釋上,作者尤其注重參酌宋人林希逸《鬳齋口義》及近現代易順鼎、馬敘倫、高亨、陳鼓應等學者的成就,發前人所未發,是近年來研究的一部不可多見的力作。
目錄
作者介紹
陸永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傢協會會員。196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一生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自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主要著作有《老莊研究》、《司馬遷研究》、《詩詞鑒賞新解》、《莊子通釋》、《莊子選集》、《莊子選譯》、《莊子選評》、《唐宋詞選》(閤著),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類集成》(先秦兩漢部分)、《俞平伯名作欣賞》,編選《俞平伯集》、《史記論文·史記評議》等,並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文摘
前言
是我國春鞦末年的哲學傢,在我國哲學史、美學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並有深遠的影響。在《通解》前言裏,擬談這樣四個問題:一是對道傢尤其對的看法,二是關於其人,三是關於其書,四是以及有關的問題。
一
對道傢尤其對的看法。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道傢是消極遁世的,儒傢是積極入世的。這樣看問題,過於簡單,也不符閤事實。對於儒傢,且不去說。就道傢而言,是道傢的始祖。司馬遷說:“,隱君子也。”(《史記·韓非列傳》)似乎給人的印象,是個隱士。其實並非如此。在《論六傢要指》中,司馬遷父子對儒、道、墨、法、名、陰陽六傢都進行瞭評論,唯獨對道傢給予很高的評價。其評價說:“道傢使人精神專一,動閤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序》)從此也說明,司馬遷父子都不認為是個消極遁世的隱士。說為“隱君子”,即閑居不仕之謂也。班固也給道傢以很高的評價,他說:“道傢者流,蓋齣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閤於堯之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漢書·藝文誌》)
我們從《》書中,也能看到有許多催人奮進的思想。諸如頌揚謙遜退讓、勸人嚮善立德、要慈愛節儉、“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人事天莫若嗇”等等,都錶現瞭關心國傢社會、勸導世人重視操行修養。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2章)。“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7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8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第9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第22章)。“道法自然”(第25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27章)。“物壯則老”(第30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第33章)。“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第36章)。“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第41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44章)。“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衝,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45章)。“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足之足,常足矣”(第46章)。“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第55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第57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第58章)。“治人事天莫若嗇……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第59章)。“治大國若烹小鮮”(第60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第63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閤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颱,起於纍土;韆裏之行,始於足下”(第64章)。“江海所以能為百榖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66章)。“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第67章)。“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第68章)。“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第69章)。“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71章)。“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第72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第73章)。“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第75章)。“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馀”(第77章)。“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第78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第79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第81章)。凡此等等,即充分說明《》是一部催人奮進的著作,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自古以來,有識之士皆極為重視道傢。尤其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廣大的讀者更加重視道傢,甚至形成瞭老莊熱。就《》之書的發行量而言,除《》外,全世界《》(包括各種譯著)的發行量居世界第二。由此說明,不僅中國人民喜愛《》,全世界的廣大人民也酷愛。是全世界人民的先賢聖哲,寶貴的文化財富。
二
關於其人。
司馬遷是給作瞭傳的,對於其人及其思想的傳播,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同時,司馬遷在《史記》本傳裏,也如實地記載瞭關於的兩種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姓李,名耳,字聃,楚苦縣(治所在今河南省鹿邑東)厲鄉麯仁裏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曾問禮於。另一種說法是:“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閤而離,離五百歲而復閤,閤七十歲,而霸王者齣焉。’或曰儋即,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其實,太史儋的言論,與的思想,其中真僞是不難分辨的。對此問題,這裏暫且不談,留在下麵再作分析。
在《史記》本傳裏,司馬遷除記載有關的兩種不同說法外,還附帶記載一條關於老萊子的傳說,即是:“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傢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然而,後人竟然根據司馬遷關於的不同記載和有關老萊子的記載,於是便對其人産生種種不同的說法。就其不同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即李聃,姓李,名耳,字聃,世稱老聃,著《道德經》,與孔子同時,曾為孔子之師。《禮記·曾子問》亦記孔子曾問禮於的事。《禮記》是漢代人編撰的秦漢以前各種禮儀的選集,應當說對某些問題的記載是有其可靠性的。後代的許多知名學者,諸如陸德明、韓愈、王念孫、王先謙等都堅持司馬遷的記載和《禮記》的說法。
二即太史儋,在孔子之後。清代學者畢沅等堅持此說。也有人認為有兩個,一個是教孔子儒學的,一個是著道傢之書的。此說是沿襲司馬遷本傳裏關於的兩種不同記載。
三今天還有一種說法,把老聃、老萊子、太史儋閤為一人,即。
以上三種不同說法,即使同屬於一種看法,其中也還有小的差異。因此,在此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不再一一辨析瞭,隻就其中具有代錶性的說法作一些探討。為瞭便於研究問題,先討論後兩種看法,然後再研究種看法。
先研究與太史儋的關係問題。
與太史儋並非一人,這從司馬遷本傳的記載中,即可分辨得十分清楚。據司馬遷記載說:“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韆言。”又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不難看齣,這裏說的是著《道德經》之,與太史儋毫無關涉。這是其一。其二,孔子問禮於,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道傢之,是主張無為、無欲,去甚、去泰、去奢的。從答孔子問的這段文字裏,正體現瞭的這種思想。所以,著《道德經》的,不是太史儋。其三,從太史儋見秦獻公的談吐,可以看齣太史儋並非。太史儋見秦獻公時說的一段話,是說霸王之事,與的思想無共同之處,由此亦可見他與著《道德經》之並非一人。因此可以辨明,“或曰儋即”之說是錯誤的;“或曰非也”是正確的。有人列舉八條理由,論證太史儋即,是秦獻公時人。但是其立論,多齣於推理,尚且缺乏確鑿可信的史料,因此還不能證實太史儋即是。
然而,有人根據司馬遷本傳的記載,認為秦以前有兩個:一個與孔子同時,一個與秦獻公同時。此說似有道理,符閤司馬遷記載的說法。《老聃年》一文,若從這個觀點立論,似可成立。
再談所謂、老萊子、太史儋實為一人即之說,此種說法,更不能成立。太史儋並非著《道德經》之,上麵已經分辨清楚。老萊子並非著《道德經》之,司馬遷在本傳裏也講得頗為清晰。他說:“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傢之用,與孔子同時雲。”是楚人,“老萊子亦楚人”,說明他們都是楚地人。司馬遷在這裏用一“亦”字,即錶明老萊子與實為兩人。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說:“太史公疑或為老萊子,故書之。”清代梁玉繩未細心研讀《史記》本傳,輕信張守節的說法,亦錯誤地認為“太史公疑或為老萊子”《史記誌疑》。
西漢初年,陸賈《新語》的《思務篇》,雖殘缺不全,但其中有一段文字,不僅能說明與孔子同時,而且能夠說明與老菜子並非一人。這段文字是:
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以下缺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幽間,小人厲之於士眾。曰:“上德不德”(以下缺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聖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以下缺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這裏把接輿、老萊(即老萊子)、、孔子四人相提並論,從此也說明與老萊子實為兩人。又據班固《漢書·藝文誌》載:“老萊子十六篇。”自注說:“楚人,與孔子同時。”從上述史料足以說明,與太史儋是兩個人,與老萊子也是兩個人。那種把、太史儋和老萊子三人閤而為一即的說法,並無史料可作佐證。至於有人把老聃與李耳分開,認為老聃和李耳是兩人,司馬遷錯誤地把他們閤而為一。此種說法,也沒有什麼曆史根據。
還有一個關涉到其人的小問題,值得再談一下。《史記》有種版本本傳說:“者,楚苦縣厲鄉麯仁裏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據王念孫經過詳細考證說:“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仙傢書改竄之耳……若史公以為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讀書雜誌》)王氏的考證是可信的,“字伯陽”是後人據《神仙傳》所為。周朝的伯陽父與實為兩人,不應混為一談。
下麵探討與孔子同時,曾為孔子之師的問題。我認為,說與孔子同時,曾為孔子之師,這是可信的。何以見得呢除以上所說的理由,還有秦漢以來、尤其秦漢以前的史料可作佐證。
,《韓非子》書中有《解老》和《喻老》兩篇,不言而喻,韓非是把《》視作古書來解釋的。韓非是戰國末年人,假若與戰國中期見秦獻公的太史儋為一人,韓非與相距隻有百餘年,他是不會把《》當作古書來詮釋的。
第二,《呂氏春鞦》裏有三條史料可證。
(一)《呂氏春鞦·貴公篇》說:
伯禽(周公之子,成王封之於魯)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這則史料則說明,與孔子是同時代人。
(二)《呂氏春鞦·不二篇》說:
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即聃字)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這十人,是按其時代先後順序排列的,從此可以說明稍早於孔子。
(三)《呂氏春鞦·當染篇》說: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東漢高誘注說:“此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由此可以說明,曾為孔子之師。
近人梁啓超在《評鬍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裏又認為,即使如《禮記》所記,孔子嚮問禮真有其事,這裏的是個拘謹守禮的人,與五韆言精神相反。因而他對其人産生瞭懷疑。其實,知禮,並非“拘謹守禮”,梁氏懷疑其人,進一步又懷疑孔子問禮於之事,顯然是主觀臆斷。
第三,《淮南子·道應訓》有一則故事,亦能說明與孔子的關係。這則故事說: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施德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第四十二章說:“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在這則故事裏,孔子說“益而損之”雲雲,顯然這是引用的話。這則故事的結尾,又引用《》第十五章後三句作結。由此可見,漢初《淮南子》的作者,是把看作稍早於孔子,曾為其老師看待的。然而,宋代陳師道卻說:“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指《天下篇》)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後,孟、荀之間乎”“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並不能說明不存在,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陳師道用簡單推論的方法來否定與孔子同時,認為在孟子與荀子之間,顯然也是不可靠的。
更加離奇的是高誘的說法。《呂氏春鞦·仲春紀·當染篇》說:“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說:“伯陽,蓋也。”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於辨彆,這裏所謂的伯陽,既然是舜時代的人,自然不會是著《道德經》之。
第四,司馬遷在《史記》本傳裏,按照與莊子的時代先後,是把排在莊子之前的。司馬遷非常明確地說: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之言”。揚雄在《法言·問道》捲裏,也是先論,再談莊子,而且把莊子視為的後學。揚雄說:“之言道德,吾有取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耳……或曰莊子有取乎曰少欲。”可見,有些的研究者,認為的齣生時代應在莊子之後,是缺乏曆史根據的。
三
關於其書。
《荀子·天論篇》說:“有見於詘,無見於信。”這說明荀子是曾經看見之書的。
從《荀子》、《韓非子》、《呂氏春鞦》等書對之書的稱引和訓釋,便可以說明之書在戰國時代已經廣泛流傳。1973年,又在我國長沙馬王堆漢墓裏發現帛書《》的兩種抄本。僅依這些史料和古籍,即足以證明五韆言之《》為所著。而後代有些研究者,可能是根據司馬遷對其人的不同記載,於是便對著《道德經》問題提齣種種懷疑。據宋代王十朋《策問·讀書疑信》說,懷疑《道德經》非為所著者,早是北魏的崔浩。南宋的黃震也說:“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為誣誕。”清代崔述步其後塵,也跟著懷疑《道德經》並非所著。十分明顯,這些話講得很隨便,都是信筆寫來,並未經過嚴肅認真地研究。
下麵對之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提齣不同的看法。我想這樣做,對弄清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一定的裨益。
羅根澤先生認為,書“非在孔、墨以後不能産生”,理由是說:“書反對仁義,反對禮,反對尚賢,主張道,主張無為主義”雲雲。因此,他便下結論說《》“非在孔、墨以後不能産生”。我認為,這種看法不能令人信服。
首先,羅根澤先生認為書反對仁義、反對禮、反對尚賢的問題,這並不能作為書“非在孔、墨以後不能産生”的理由。為什麼這樣說呢眾所周知,在《論語》裏,記錄許多孔子提倡仁義、講究禮的言論,同時也記錄瞭孔子“舉賢纔”(《論語·子路篇》)的主張。“舉賢纔”,正是尚賢思想的錶現,為什麼非說《墨子》裏有《尚賢篇》纔是尚賢呢盡管《論語》為孔子的門人後學編輯而成,但孔子帶領眾多弟子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和學說,他的思想當時就傳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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