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與李澤厚、李歐梵、林崗
諸友人論衡五四新文學運動
五四的曆史功績在於把梁啓超、嚴復等近代思想傢的以“國”“群”為目的為核心的價值觀、拉嚮以個體生命即以“已”“我”為目的為核心的價值現。
傳統與中國人
人論二十五種
思想者十八題
文學十八題
文學的反思
共悟人間
共鑒「五四」
魯迅傳
閱讀美國
讀滄海
內容簡介
一次五四文化的曆史解讀,一場哲人匯聚的思想盛宴。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文化更新運動,也是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深遠的曆史事件。一個東方大國的文化轉型、心理轉型就從這裏開始。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麵對這一劃時代的事實。《共鑒五四》即為劉再復先生近年來發錶的有關“五四”的訪談、對話、文章的閤集,當中更以李澤厚與劉再復的精彩對話作為《共鑒五四》代序——“五四”五說。在當今紛紛詆毀“五四”、盛行尊孔的語境中,如何看待“五四”?劉再復教授以犀利的思想、鮮明的態度和精粹的語言作齣瞭自己的迴答。書中作者還與李澤厚、李歐梵教授一起,直麵真理,共論九十年前的大變革。
作者簡介
劉再復,一九四一年生予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係,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愛,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傢協會理事。後旅居美國,先後在芝加哥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科羅拉多大學任教,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榮譽教授。著作有《性格組閤論》、
《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魯迅傳》、《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傳統與中國人》《罪與文學》(與林崗閤著)、《放逐諸神》、《人論二十五種》、《讀滄海》、《漂梳手記》(十捲)、《紅樓四書》(四捲)等四十幾部學術論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譯為英、韓、日、法、德等多種文字齣版。
目錄
“五四”五說(代序)——李澤厚 劉再復
一“五四”瞭不起
二 反孔也瞭不起
三 最缺的還是德賽兩先生
四 告彆“新啓濛”
五 五四新文化諸子評說
附錄:一字之差的說明
五四新文化運動批評提綱
一 重心明確但理論準備不足
二 批孔的閤理性與浪漫性
三 德賽兩先生的體用分離
四 文學革命的概念錯位
五 現代人文經典創造意識的闕如
六 主攻對象置換的假設
附錄一: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
附錄二:誰是最可憐的人?
附錄三:偉大的內心律令——在香港北大校友會上的講話
“五四”啓濛問題答問紀要—— 答北京魯迅博物館薑異新博士問
一 關於啓濛的反思
二 現代啓濛有無獨特的話語譜係
三 “五四”若乾主將的不同思路
四 清華諸子也屬新文化範疇
五 《紅樓夢》是“五四”的先聲
六 關於魯迅的新認識
七 海外語境下的思索與研究
病理學啓濛的反思——劉再復、李歐梵對談錄
一 病理學啓濛與生理學啓濛
二 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
三 獨立存在與象牙之塔
四 抽象能力與形而上品格
五“新啓濛”命題已過時
“五四”中心理念及其曆史語境 ——近現代中國三大意識舶覺醒
一“民族一國傢”意識的覺醒
二“人一個體”意識的覺醒
三 階級意識的覺醒與個體意識的滅亡
關於個人主義與新文學的思考——與李澤厚的兩篇對話
一 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浮沉
二 中國現代諸作傢評論
五四文學啓濛精神的失落與迴歸
一 曆史角色的互換——啓濛主體的易位
二 社會運動重心的轉移和個性生長土壤的貧瘠
三 啓濛主題的迴歸與創作個性
“五四”與西方的文藝復興
一 “五四”與西方文藝復興的不同思路
二 民族“厄運”與個人“厄運”的重疊
三 三種“吃人”方式的發現
四 人倫網絡與禮治秩序
“五四”語言實驗及其流變史略
一“五四”語言變革的偉大動機
二 新語言的睏境和媚俗流嚮
三 走齣俗化政治化的語言新試驗
後 記
精彩書摘
薑:您認為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史的敘述,不應隻講北大,不講清華,兩者雖有激進與保守之分,但都在為中國新文化奠定基石。應當把與“五四”主潮(北京大學為中心的陳獨秀、鬍適、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華大學學者的人文論述(包括王國維、梁啓超、吳宓等)納入新文化的範疇。能否具體談談他們共同呈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多元文化景觀?
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北大,陳獨秀、鬍適、周作人都屬北大,這一點無可爭議。但清華總是被視為新文化的對立麵,卻不公乎,錯覺的原因是因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三個代錶人物梁啓超、王國維、吳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吳宓,他和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鬍先輔等先生創辦的《學衡》被視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動。其實,吳宓編輯《學衡》雜誌期間(1921-1924)身在南京東南大學。直到1925年初,他纔被聘到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不過,他是1917年由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派往美國學習的,因此被視為清華文化的一個符號,也理所當然。在吳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啓超被邀擔任研究院導師(於1928年夏季辭去職務)。同年,王國維也受聘於研究院,並攜全傢遷居於清華園,兩年後自殺前留下的遺書囑傢人把他“行葬於清華園塋地”。
1988年,我應瑞典文學院的邀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做瞭一次題為“傳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就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倒黴的是孔夫子。因為拿他作文化革命運動的靶子,就把他判定為“孔傢店”總頭目,吃人文化的總代錶,讓他承擔數韆年中國文化負麵的全部罪惡。在當時的文化改革者的筆下,中國的專製、壓迫、奴役,中國人奴性、獸性、羊性、傢畜性,中國國民的世故、圓滑、虛僞、勢利、自大,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中國男人的抽鴉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頭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傢真被狠狠地潑瞭一身髒水。在講座中,我肯定“五四”兩大發現:一是發現故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麵對現代化的挑戰;二是發現理性、邏輯文化在中國的嚴重闕如。正視問題纔能打開新局麵,所以“五四”的曆史閤理性和曆史功勛不可抹殺。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說這位兩韆多年前的老校長,確實是個大教育傢,確實是個好人,權勢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將他打人地獄也不妥,尤其是把什麼罪惡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為打倒瞭孔傢店,中國就能得救,實在想得太簡單、太片麵。近年來,我在反省“五四”時曾想:要是新文化運動不選擇孔夫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選擇集權術陰謀之大成的《三國演義》和“造反有理”的《水滸傳》為主要批判對象,並以《紅樓夢》作為人文主義的旗幟,20世紀中國的世道人心將會好得多。僅著眼於“五四”,說孔夫子是“最倒黴的人”恐怕沒有錯,但是如果著眼於整個20世紀乃至今天,則應當用一個更準確的概念,這就是“最可憐的人”,在魯迅的“可憐”二字上再加個“最”字。
前言/序言
一 “五四”瞭不起
劉再復: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香港三聯約我一本書,我就把這兩年發錶的有關於“五四”的訪談、對話、文章匯為集子,也藉此更加明快地錶述一下自己對“五四”啓濛運動的思想。此集您如果能作篇序言就好瞭,可惜您已封筆,隻好作罷。不過,今天我還是想再聽聽您對於“五四”有沒有新的想法。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和《告彆革命》中,您已作過充分論述。十幾年、二十幾年過去瞭,語境變瞭,不知道您有無修正或補正。
李澤厚:我讀瞭你最近發錶在《書屋》的文章和訪談,寫得很好。我對“五四”的看法沒有改變。在詆毀“五四”、盛行尊孔成為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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