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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部分对台湾省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评析。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读者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参考书。
内容简介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后一卷(即第15卷)。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谨慎、求实的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继承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项献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的又一论述重点。同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等,也分别予以充分的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目录
总编辑序
第15卷序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研究中国的政治系名誉教授 S.施拉姆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
第二章 中国陷入危机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哈里·哈丁
走向对抗
权威的垮台
夺权
政治体制的重建
结论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鲁宾逊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附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间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四篇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
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
精彩书摘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温和的态度。他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1976年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 白天和黑夜——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他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就两个仅有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问题的阶级而言(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他1951年划分界限时对它们的态度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
前言/序言
汉字帝国:中国古代治理的兴衰(公元前221年 - 公元1644年) 一部关于中国长达两千余年中央集权帝国制度构建、演变及其内在张力的宏大史诗 本书聚焦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直至明朝覆亡的漫长历史阶段。它并非一部单纯的政治编年史,而是深度剖析了“汉字帝国”——这个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核心、以官僚制度为治理骨架的庞大政治共同体——如何在地理、族群、经济和思想的复杂交互中,不断自我塑造、维持运转、遭遇危机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全过程。 本书的叙事策略在于超越王朝更迭的表象,深入探究支撑这个“帝国”长久存在的核心机制。我们关注的不是皇帝的个人功过,而是权力结构、行政技术、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这些结构性要素如何塑造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国家命运。 第一部分:帝国的奠基与早期形态(秦汉) 重塑疆域与思想的熔炉 本部分首先考察秦朝如何以军事暴力和法律严苛,一举打破旧的封建秩序,建立起郡县制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国家结构。我们将详细分析秦始皇和李斯如何通过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为后世两千年的“中国”奠定了物质与符号的基础。 随后,重点转向西汉的“黄老之治”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一过渡并非偶然,而是国家权力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压力和内部土地兼并危机时,对意识形态工具的选择性重塑。我们探讨了儒家思想如何被改造、被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成为筛选官员、稳定社会、构建合法性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同时,深入分析了察举制和太学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士人阶层开始以特定的文化资本进入国家机器,为后世士绅政治打下基础。 我们特别关注汉代在边疆管理上的创新——如“和亲”与军事屯田的结合,以及豪强地主对国家资源的侵蚀如何周期性地引发中央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东汉的衰落。 第二部分:分裂与重构:帝国逻辑的存续(魏晋南北朝) 文化转型与权力分散的张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看似崩溃,但本书认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帝国逻辑的存续”。在政治权力的碎片化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和制度的韧性: 1. 门阀的兴起与士族的政治化: 探讨曹魏九品中正制如何系统性地固化了地方士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以及“玄学”的流行如何反映了精英阶层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疏离与重构。 2. 民族大融合与“华夷之辨”: 考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如何通过采纳汉文化、推行汉法,完成“内化”过程。孝文帝的改革被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框架下——即如何在军事征服后,通过文化和制度的吸收来巩固统治合法性。 3. 佛教的制度化: 分析佛教如何从域外宗教转变为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力量,它提供的超越世俗的救赎观,在社会动荡期对民众心理的抚慰,以及其庞大的寺院经济对地方资源的汲取。 第三部分:盛世的巅峰与制度的精进(隋唐宋) 技术官僚的崛起与财政的革命 隋唐帝国代表了中国帝国体制的首次高峰,其关键在于制度上的巨大飞跃: 1. 科举制的制度化: 详尽分析科举制度的成熟如何打破了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得中央集权得以通过对人才的直接遴选而强化。科举不仅是选拔工具,更是意识形态的再教育机制。 2. 三省六部制的精妙: 探讨这种权力分散与制衡的设计,如何有效防止相权坐大,确保皇帝对行政流程的最终控制。 3. 中晚唐的财政危机与“藩镇”: 考察安史之乱如何暴露了唐代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构性弱点——地方节度使的军事化和土地兼并造成的财政枯竭。 随后,我们将焦点转向宋代,这一时期标志着国家治理从“军事立国”向“文治财政”的彻底转型: 重文抑武的政策逻辑: 解释宋朝为何宁愿牺牲军事效率,也要通过提高文官地位、强化中央财政的集权来确保政权稳定。 技术官僚的胜利: 分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核心,这是一种将国家治理视为精细化经济工程的尝试,尽管最终失败,但它揭示了宋代官僚系统对技术和数据的依赖。 第四部分:帝国的晚期形态与最终的僵化(元明) 多重统治下的张力与内向性的强化 本书的最后部分探讨了帝国体制在应对内外部挑战时的僵化倾向。 1. 元朝的“双轨制”治理: 分析蒙古统治者如何在保持军事和身份上的绝对优势下,利用汉人官僚治理地方。这种民族二元结构虽然短期内有效,却缺乏长期的文化整合力,最终导致了政权的短命。 2. 明代的中央集权回归与技术退化: 考察朱元璋如何通过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将权力推向皇帝的极致。然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下降和决策的非理性风险增加。 3. 社会经济的成熟与政治的保守: 探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江南士绅阶层的壮大,与日益僵化的程朱理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对任何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改革持抵制态度。 结论:一个永恒的循环? 全书最终落脚于对“汉字帝国”数次兴衰周期的结构性分析:每次王朝的更迭,都可被视为旧有精英集团对资源垄断(土地/官职)的失败,以及新中央政府在清理旧弊、重新分配资源、重塑意识形态后的一次“制度重启”。然而,每一次重启,都未能根本性地解决土地兼并、中央财政的结构性压力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根本矛盾,从而使得这个看似伟大的治理模式,最终走向了内部的停滞与循环。本书旨在为理解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力提供一个制度与意识形态分析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