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2016年6月18日4时许,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终年77岁。吴建民大使195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进入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工作,后曾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世界知识出版社曾出版过《吴建民传》和《交流使人生更美好》两本图书,前一本传记主要讲述了吴建民大使在外交舞台上的长袖善舞和亲历见闻以及对世界格局的思考;后一本书则是吴建民大使和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的对谈录。二人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国际交往中掌握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现了吴大使本人作为著名新闻人和驻外使节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值此悲伤时刻,谨向吴建民大使的家人深表哀悼,原吴大使一路走好。
内容简介
《吴建民传》作者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评议谨慎;他善于在一些零散现象的辗转勾连和细密剥析过程中嵌入匠心独运的思考。人们称赞他的书“客观生动,信息量大,平实而不失深度”,是可靠的传记。《吴建民传》描述了传主做过的许多件大事。事实上,《吴建民传》是以这个选定的传主当作“载体”来表达时代的故事。
《吴建民传》描述了传主做过的许多件大事。事实上,《吴建民传》是以这个选定的传主当作“载体”来表达时代的故事。为什么要看《吴建民传》:看一个新中国成立时年仅十岁的普通少年,如何在党的培养教育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成长为魅力外交家,创造出卓尔不凡的业绩。
看我国综合实力从较弱到渐强进程中一些外交大事的内幕。
看外交部、联合国、驻外使领馆等过去人们觉得神秘的外交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看国内外许多著名政治人物是如何在历史中起作用的。
看《吴建民传》作者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用四年时间采访、写作、编辑的《吴建民传》如何以这个选定的传主当作“载体”来表达时代的故事。
作者简介
王凡,独立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始热哀中国近代史研究,90年代后转入历史纪实和传记类题材的写作。其个人文集《知情者说》,后被扩充为被海内外普遍认可的了解现、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丛书,后以红墙系列写作较有影响。
其主要纪实作品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一辑第一册、第二册,第三辑第六册、第七册,《目击历史——关于当代中国大事伟人的口述实录》,《红色警卫——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红墙记忆——大历史小细节;大人物小故事》,《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红都童话——少年延安往事》等。
精彩书评
事实上,《吴建民传》是以这个选定的传主当作“载体”来表达时代的故事。我相信建民同志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受采访的。所以,我认为读《吴建民传》在知道他个人故事的同时,也了解了与我国综合实力从较弱到渐强进程并行的外交事业中的一些大事。
——赵启正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总要做点事情,可以给自己,可以为家庭,也可以为国家,我选择了第三者。
——吴建民
一个做事情,可以做得差强人意,可以做得无可挑剔,也可以做得卓异完美。他(吴建民)还是选择了第三者。
——作者
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好院长。
——外交学院研究生部全体师生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知愁滋味
1.摇篮曲
2.童年的记忆
第二章 大学所给予的
第三章 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
第四章 在伟人身边领略外交魅力
第五章 “火柴盒”里的春秋
第六章 看与听中长学问
第七章 走出人生低谷
第八章 二进联合国
第九章 成熟于困境外交中
第十章 全新的挑战
第十一章 祖国的形象公关
第十二章 有风格的发言人
第十三章 要与主流社会沟通
第十四章 人权之战是怎样取胜的
第十五章 比看得见的胜利更精彩的
第十六章 两国元首走向对方故乡的路
第十七章 更深厚的力量蕴藏在文化之中
第十八章 “大将军”勋章属于祖国
第十九章 带着新观念实现角色转换
第二十章 外交生命依然在延续
精彩书摘
第一章少年不知愁滋味
1.摇篮曲
公元1939年3月30日,本书的主人公吴建民在重庆呱呱坠地。历史延伸的轨迹有时像是漫不经意的,有时却又像是经过了令人称绝的设计,人生的轨迹似乎亦是如此。1939年的3月,本身就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例如在这个月里,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南昌沦入日军之手;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登基;5000多幅艺术作品,在德国被列为“堕落艺术”,在柏林被付之一炬;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英文版出版发行;西班牙内战,以独裁者佛朗哥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但如若以3月为中心点,往前追半年,再向后溯半年,也就是公元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口,那是在人类刻骨铭心的流血政治的一页开启之前,让世界屏住了呼吸瞩目扣人心弦的外交角力的时刻。一些地域的名称,就是由于那一时段的外交活动,而被赋予了新的特定的含义,例如成为政治悲剧代名词永远载入了史册的“慕尼黑”;一些政治术语,即以那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作了最经典的注脚,例如“绥靖政策”。
让我们暂且把目光从新生婴儿身上移开一会儿,用一小点篇幅,对这位外交家出生的那个时段的世界画面特别是外交舞台稍作浏览:
自希特勒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后,也就是不到三年的工夫,就一步步摘除了欧洲诸国通过凡尔赛和会给作为“一战”罪魁的德国套上的紧箍咒,相继打破了对德国建军的限制、禁止征兵的规定以及洛迦诺裁军条款,使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军力迅速膨胀,从10万自愿军的限制到正规陆军的无限制扩展;从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到德国空军规模短期内就达到法国空军的半数……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是在收获其在谈判桌上耕耘的果实。
1936年3月,希特勒的外交添加了武力的因素,德军开进了莱茵区,使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成为废纸;1938年3月,德军跨出凡尔赛和约所划定的国界,长驱直入奥地利。这些公然打破依靠凡尔赛体系构建起的欧洲均势,对地区持久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行径,本应引起欧洲政治家们的高度警觉,赶紧勒住希特勒这匹野马的辔头。但他们却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听凭欧洲集体安全的警钟一鸣再鸣,只做了几番虚应故事的表态便默然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综观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希特勒的政治诉求和敢于诉诸武力之所以出人意表地屡屡得逞,是因为他的确切准了欧洲诸国的脉搏,首先在外交和心理战中操握了胜算。
希特勒敏锐地发现了欧洲两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历史龃龉,他们虽然编织出凡尔赛体系,并充当着欧洲均势的两大护法,但却又不愿意为维护这种均势真正承担义务,他们对打破平衡的挑衅宁肯退让,也不会果决地联手实施强硬制裁。与此同时,欧洲诸国对处于欧洲东部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普遍怀抱敌意,他们即便已经感觉到纳粹是一股威胁欧洲和平的祸水,然而只要祸水东流,只要西线无战事,便采取纵容的态度。
因此,希特勒成功地利用了欧洲诸国的这种心态,频频发起和平攻势,巧妙地迎合未来可能的侵略对象的错觉。他总是举着橄榄枝去撞英、法一次次设置的底线,每当他企图变异“一战”后形成的格局,便奉上互不侵犯条约的诱人条文,仿佛英、法做一点小小的松口,之后就是大大的和平;同时他一再向西欧传递纳粹与苏维埃制度势不两立的信息,在进军莱茵区之际就向英、法表明这实在是反制苏联的步骤。
于是欧洲诸国甚至曲意讨好起希特勒,待到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野心已经日益明显,欧洲诸国已经没有能力加以遏制。在兼并奥地利后,支解地处欧洲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随即排上了希特勒的日程,1938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明确的叫嚣。
当时的法国曾经承诺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略,将不会袖手作壁上观,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认识到,在支解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而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并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整个中欧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了,此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处在同一等级。
于是,法国向希特勒发出了警告,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则在既没有德国提出正式要求,也未进行事先外交沟通的情况下,就要求于9月15日拜访希特勒。希特勒为表示对这次会晤的不屑,故意将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离伦敦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伯希特斯加登,而张伯伦因此不仅是在67岁的年龄第一次搭乘飞机,而且还忍受了5个小时的空中颠簸。
然而在伯希特斯加登迎接张伯伦的,却是希特勒一连几个小时的咆哮。他指责苏台德的德裔遭到不平待遇,他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由德国支解捷克斯洛伐克。但咆哮之后他并没有忘记拍着胸脯保证,这是德国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张伯伦遂应允在德国的戈德斯堡进一步磋商。
9月22日在戈德斯堡,希特勒的价码提得更高了,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立即撤出整个苏台德区,时间从9月26日起,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张伯伦虽然与希特勒“争辩”了数小时,但希特勒的让步仅仅是将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撤出的开始时间推迟五天。
张伯伦虽然表达了对这一谈判结果的不满,法国总理达拉第也公开表示了强硬立场,但希特勒的回应,是宣布从9月28日两点开始对德军进行入驻苏台德的总动员。战端的开启仿佛就在毫发之间,张伯伦随即要求再一次会见希特勒,并求助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请他劝说希特勒把总动员时间延迟24小时,于此前召开德、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9月29日,四国领袖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纳粹党的策源地慕尼黑齐集,这耐人寻味的地点安排似乎已经昭示了会议的结果。墨索里尼扮演了给希特勒敲边鼓的角色,他在会议上的提议,与希特勒在戈德斯堡的要价如出一辙;而希特勒等待的,就是英、法两国首脑认可他的最后通牒。尽管张伯伦与达拉第很清楚,对希特勒的勒索让步,意味着自己的失信弃义,同时德国将足以同英、法两国抗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希特勒的触角,马上就要伸进苏联的势力范围……
距离四国首脑会议不远的另一个房间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如坐针毡,忧心如焚,他们国家的命运就在四国首脑的口舌之间。但他们最后等到的却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
这个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天之内把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苏台德区的捷军从10月1日开始撤退;在被割让领土上的一切工业、交通、军事等设施不得破坏,必须完整无损地移交……当一个国家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仅仅寄托于某个大国的承诺,其命运就是这样凄惨。
然而走出慕尼黑的张伯伦却向世界声称,他“为当代带来了和平”。那一天,是公元1938年9月30日,早于吴建民的出生整6个月。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在当时的西方国家迎来一片称道之声,这些政治家们居然都没有意识到,张伯伦手中握着的只是希特勒给予的大大的“画饼”。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张伯伦道贺说:“干得好。”英联邦各国领袖更是喜形于色,加拿大总理写信给张伯伦:“容我向您转达加拿大人民热诚的恭贺……我与僚属及政府,对您对人类的贡献同表无尽感佩。”澳洲总理也来凑趣:“我与僚属愿对慕尼黑会谈的成果致以最热诚的贺意。全体澳洲人民与大英帝国所有其他人民,对您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平深表感激。”
希特勒的外交胜利并没有在慕尼黑止步,他继续通过谈判桌这个战场,向他心中称霸欧洲的目标挺进。就在吴建民出生前15天,德军开进布拉格,进而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时此刻的希特勒,已经成为跃出潘多拉魔盒的巨怪,欧洲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对之侵吞欧洲的行径加以约束。
在德国最后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之际,英、法都没有履行他们将保护被肢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而是把底线再度后撤,宣布如果德军侵入波兰,就将对德国宣战。他们预料,德国对波兰的觊觎,定会导致德苏间的矛盾加剧。因此英国建议苏联对外宣布:“一旦有任何对苏联欧洲邻国的侵略行为,而受到该邻国的反抗,苏联政府将援手。”如果苏联真的把自己和英、法捆绑在一起,历史的进程或许会与后来人们看到的现状有所不同,英、法与希特勒的外交角力还不算满盘皆输。
但斯大林看穿了英国祸水东引的损人利己居心,拒绝作茧自缚。他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两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一再失信弃义;同时他看到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不可避免地使欧洲陷于战争。他想使根本没有战争准备的祖国尽可能长时间地超脱于冲突之外,因而与德国保持着外交接触。
英、法的幻想及与苏联的相互猜忌,恰恰使希特勒在同东西两边周旋中更加游刃有余,提供了德国和苏联缔结双边条约,为其计划中的入侵波兰铺平道路的可能性;同时通过与斯大林达成谅解,让西方国家与苏联结盟使德国两面受敌的构想彻底破灭。
法国和英国将苏联捆绑入欧洲安全体系的努力,在1939年8月21日归于失败可谓势所必然,而苏德基于一项贸易合同对话建立起的从未间断的联系却随之得到提升。8月2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自授予的行动全权前往莫斯科,谈判只进行了一天就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承诺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另一方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于是,德国可以放胆地进军波兰了。1939年9月,德军共集中了58个师,160万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英、法虽然在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三天便对德国宣战,但在此后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并未付诸任何交战行动,因此史书上以“奇怪的战争”称之。9月底,华沙即告陷落,此时的吴建民,刚好半岁。
实事求是地说,希特勒这个在20世纪40年代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的确是在取得了一系列“不流血政治——外交——的胜利”之后,才启动他的飞机和坦克的引擎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署的征兆显现,“希特勒无比兴奋,他展开双手,仰天大笑:‘啊,整个世界是我的囊中之物了!’”而历史的悲剧性也就在于,这个祸首所施展的外交伎俩的预期,皆一一如愿已偿。
如果说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从此以后,战场摆在了整个欧洲大陆,几百万人投入厮杀;那么在此前一年的时间里,战场则仅仅限于小小的会议室和谈判桌,多数情况下“参战者”还不到两位数。
上述事件都发生在吴建民的生命孕育和哺乳时期,世界的大背景几度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可以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一个未来的外交家,出生在这样一个外交活动如此纷繁多姿,并成为左右时局的聚焦点的时刻,这难免不让人感觉到人的命运中真有些不可说的奇异。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重新集中于这个新生的婴儿。吴建民在一天天地成长,转眼就到了中国人颇为看重的婴儿满月那一天,那是1939年的4月30日。吴建民生命的摇篮曲中让人联想起来感觉奇异的背景旋律,再次鸣奏了出来。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1939年4月30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原本是按部就班应该发生的事。在美国的纽约,第20届世界博览会,不早不晚,恰恰于这一天开幕了。这届世界博览会的规模超过了历届,场馆占地484公顷,参展国居然多达64个。博览会上展出了尼龙、塑料、录音机、磁带、电视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产品。
在这届博览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参展。因为西方国家始终不肯承认这个与他们的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美国则是在1933年11月17日,才由总统罗斯福宣布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在此届世博会称为联盟大厅的苏联馆内,伫立着一个劳动者高举红星的雕像,这个造型在当时西方民众的眼里也分外的新鲜。
而这届博览会的主题,则更是一个无比诱人的憧憬:“明日的新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前来参观的60万人发表讲演。美国的媒体也热烈地呼唤:“人类相互依存,以今天的力量建设明天的美好世界……”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迎来“明日的新世界”,迎来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光之灾。战火和鲜血,是吴建民诞生那一年的主色调,他本人也差一点上演喋血的一幕。
然而,唯有在此将过了半个多世纪后又发生的一些事稍加罗列,人们才会感觉到插入吴建民生命摇篮曲中的这一乐段是多么有意思和耐人品嚼。
且让我们把1939年和21世纪之初做个跨越62年的对接,2001年5月2日,时为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中国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书;从那一天以后,到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通过投票表决中国取得第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屡有报道将吴建民称为此次中国申博的“前线总指挥”;国际展览局的宗旨,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发展。在国际展览局2003年12月召开的第134次全体大会上,吴建民被推举为新一任主席,由亚洲人任此要职在该局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把这几件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事情往一起一放,你就会惊叹人世间无奇不有的巧合,吴建民外交生涯后期的精彩乐章,居然与他生命摇篮曲的背景乐段相映相叠。
吴建民出生在重庆,但他的祖籍并不在巴蜀,而是在曾有过六朝繁华的古都南京。确切地说,是南京的近郊江浦县,该县于2002年4月被撤销,并入南京市浦口区。
如果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几乎中国所有大姓的家族都曾经有过值得夸耀的历史。当然,如果家谱续得比较长的话,也总能看到式微的轨迹。吴建民家到了他祖父的这一辈,也不巧正重叠在衰落的轨迹上。
祖父曾做过官,但仕途蹭蹬,后来竟落得返回故里以农耕度日。让人感觉悲悯的是,在一天夜里,看护自家田间作物的草棚燃起大火,睡在里面的祖父死于非命。家庭的支柱倒塌了,祖母遂带着年幼的子女投奔娘家兄弟。娘家的兄弟都是富庶大户,祖母本指望能得到同情和接济,但当她进入兄弟家门时,看到的却是像被冰冻过的面孔和目光。手足同胞的无情,使原本就在悲哀中的祖母又郁结了一腔的怨愤,她一气之下带着吴建民的父亲和姑姑们离开了娘家,来到南京市区住下。一个孤身女人拖儿带女,又无生财之道,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吴建民回忆说他幼年感觉自己的祖母的性情有些古怪乖戾,大概与她这段辛酸的经历不无关系。
由于家境窘蹙,吴建民父亲吴保生这个官宦之家的后裔居然只读了两年私塾,刚刚十四五岁,就去学手艺,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毕竟是有两年私塾的底子,吴保生所选择的这门手艺,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有些科技含量的,他学的是开汽车。然而他刚到南京的那家车行时,也就是个廉价劳动力,主要是给老板做家务,其次才能学“业务”。少年的吴保生,在对机械技术的认知上很快显出了几分灵气,他肯钻研,又勤奋,逐渐通晓了汽车的驾驶、修理技术。汽车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很稀罕的物品,能驾御、摆弄罕有的物品,自然等于掌握了“高技术”,也就掌握了不易为他人剥夺的安身立命的手艺。
……
前言/序言
我读了《吴建民传》书稿的目录就有预感,这是一本可能大获成功的书,读了正文之后,我对自己的预感就确信无疑了。
建民同志长我两岁,算是“同龄人”。他的外交亲历事件,对我则多是当时由报纸上知道的“大概的”事情,如今读了这本书,大概的事情就变成了详细的和有趣的真事儿了。读者一阅之后,必知我言之不谬耳!
我在1991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外事、外贸工作,后又兼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外国领导人和政要对中国访问的代表团约有百分之七十在访问北京之后要访问上海,由此我和外交部的许多同志有较密切的接触,其中就有吴建民同志。他除1994年6月去荷兰当大使前来沪时,我们俩有机会交流外,还往往由万里之外的驻在国给我“功课”。如他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信心,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工作组”来中国看一看(见此书第十五章)。这个小组的先遣组就是我接待的,并在上海安排了很敞开的考察项目。中国接待这个小组是第一次,而建民同志居然未给我什么“嘱咐”,我们配合默契,一切成功,产生了让来访者眼见为实的效果。
1998年我调任中央外宣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于是和建民同志有了更密切的接触。1999年新闻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巴黎举行中国文化周,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大规模跨文化项目。无论在北京策划期间,还是在巴黎活动进行期间,我免不了要请教吴建民大使,请教中又免不了也给他留些“功课”,事无巨细,他总是“求必应,应必果”。
好的传记公认的第一标准——必须求真实,并切忌像小说那样以“艺术的真实”代替“事实的真实”。在此前提下,有的传记重在表达传主的人生;有的重在表达特定时代。我看,这本传记属于后一类型,作者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评议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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