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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文集。主要内容包括刑法教义学方法论、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构建刑法学研究方法体系、正义路径与方法、法学方法论、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解释论、犯罪中心主义与被害人学的产生与发展等。
我们的会议名称为“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似有排斥老年刑法学者之嫌。当时起名的初衷有自谦之意，只是少数中青年学者的造次，未敢惊动刑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当然，有老年刑法学者参与指导则更是会议之幸矣。首届会议有北大法学院德高望重的储槐植教授、张文教授与会，使会议大为增色。当然，我们也有年老的那一天，届时会议名称仍为“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会议的主体将是那时的的中青年刑法学者，而我辈则将退居二线矣。

目录

第一篇 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一、法学方法论探寻
二、法教义学及其方法论
三、刑法解释方法论
四、犯罪构成方法论问题
五、案件事实认定方法论
六、刑法论证方法论

第二篇 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
一、刑法方法和刑法方法论的概念与区分意义
二、刑法方法和影响方法选择的条件
三、刑法方法和刑法信条学的关系问题
四、刑法方法和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
五、刑法理想对刑法方法的指引作用
六、综合的方法是最好的刑法方法

第三篇 构建刑法学研究方法体系／张旭卓黎黎
一、刑法学研究的本土性问题
二、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三、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第四篇 正义、路径与方法
——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一、刑法方法论之发端：本体论与工具论之争
二、刑法方法论之发展：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作为刑事正义之实现路径
三、刑法方法论之发达：精密的刑法解释学之构建

第五篇 法学方法论再议
——以刑法学为视角的分析
一、方法论讨论之必要
二、研究方法论之方法
三、对象不同、方法不同
四、目的论——一种可行的解释方法

第六篇 提倡折中——研究范式检讨
第七篇 “少演绎、多归纳”之提倡
第八篇 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
——一种基于“方法论”的扩展性思考
一、思考的起点与参照
二、综合式思维：归纳与演绎的交织
三、开放式思维：意义边界之流动
四、结构式思维：体系脉络之追寻

第九篇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解释论
一、刑法解释论的基点——刑法文本及其特殊性
二、刑法解释的目标定位——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
三、刑法解释的本体——主体、形式与载体
四、刑法解释的动态过程——方法选择与顺序安排
五、刑法解释规则——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规则

第十篇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
一、明确性要求与系统的开放性
二、明确性要求与解释论的困境
三、法的明确性与体系性的建构思路
四、困境之出路：判例制度
五、判例制度的功能
六、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设想

第十一篇 刑事裁判过程中价值判断问题研究
一、价值判断是刑法适用过程中基本方法
二、适用刑法需要价值判断的原因
三、价值判断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客观性
四、结语

第十二篇 犯罪定义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证刑法学
一、面包与铁路
二、主体本位的犯罪定义观
三、客体本位的犯罪定义观
四、中介本位的犯罪定义观
五、实证刑法学之构想
六、余论

第十三篇 犯罪中心主义与被害人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犯罪中心主义的基本现状及评价
二、犯罪中心主义的历史由来
三、历史性反思以及被害人学(Victimology)的产生
四、反思的扩展及被害人学的发展
第十四篇 我国刑法学应当加强实证研究
附录 刑法方法论论坛实录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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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 平壤出土的《论语》竹简(2张) 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 教育思想 孔子讲学[2]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与赵翼齐名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他们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 《廿二史考异》，都被钱穆先生誉为考据学上的典范著作。在考据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许较钱、王的大作要逊色一些。王树民先生在中华书局 版《廿二史札记》的校对前言中评论道：“翼于经学无所建树……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成为其书之严重缺点”。但我个人以为，刘知己论“史家三 长”，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三者之中，当以史识为冠。读史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搞清楚刘备究竟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李 自成是真的死在了九宫山还是出了家，或者雍正是否真的谋父篡位之类的细微末节吗?还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历史现象背后更深层的规律性的问 题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赵翼的《札记》也许在“史学”上与钱、王等“考据高手”有差距，但在“史识”上却是技高一筹的。《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 装上下册)》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部著名的读史札记，为史学工作者必读书之一。《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装上下册)》对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作 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分析考辨订正了重要的史实。王树民先生所作《校证》，对其书中引用的资料逐条校核，纠正了不少错误。 　被梁启超、钱穆等诸位大师认为在考据、训诂诸学上成就斐然的“乾嘉 学派”，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 　　 　　 赵翼与写《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著《廿二史考异》的钱大昕并称“乾嘉学派”中的史学三大巨匠。说心里 话，此前我对于乾嘉学派的诸公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一群没有一丝中国文人的骨气的昏聩老朽，被文字狱吓得屁滚尿流，不问世事，“躲进书斋成一统 ”，皓首穷经，终老于户牖之下，醉心于故纸堆中，“于国于家无望”，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读了《廿二史札记》，细细思量，这虽不是鲁迅 石破天惊的呐喊，亦非曹雪芹无才补天的绝望，却使人在窒息与沉闷之中感到了另类的萌动。 翻开《廿二史札记》，但见作者在《小引》中写着这样的 话：“是以此编就正史记、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 之故者，亦随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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