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所称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系指我国仿行西洋教育制度之全体而言，时间断自同治初元至民国十五年。自同治初元设同文馆，至今已六十余年，其间经过之教育事迹甚多，势不能一一追溯原委，罗列无遗，故只择其较重大者录入。精彩书评
中国改行新教育制度，为时虽不过六十余年，但各种文献散在各处，搜集颇不容易。且断篇杂乘，时间性极短，过期即绝版，欲搜集亦无处搜集。编者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借以探询各种史实。……特从抄就之底稿中择其重要而为一般教育者所当参阅之纪载，先辑此册，印行于世，一以谋拙著《近代中国教育史》参考书之便利，一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舒新城
目录
一、兴学创议请推广学校折李端棻
议覆推广学校折 总理衙门
二、学制系统未建立前之学堂
创设北京同文馆奏疏 同治元年八月 总理衙门
奏请开设同文馆疏 恭亲王
京师同文馆馆规
天津创设武备学堂折 李鸿章
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 张之洞
湘乡东山精舍章程
奏请创设陆军及铁路学堂事折 张之洞．
天津中西学堂章程 盛宣怀
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附章程 盛宣怀．
湖南时务学堂公启 梁启超
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 陈宝箴
附《湘学新报》叙附例言 江标
奏请将中西大学堂归并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折 岑春煊
三、戊戌变政期之新教育
戊戌变政期之新教育
四、维新教育
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张之洞 刘坤一
会奏变法自强第三疏（摘录）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 张之洞 刘坤一
维新教育丛录
五、京师大学堂
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 美人李佳白
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 美人狄考文等
奏办京师大学堂 张百熙
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
筹办大学堂事务请旨遵行疏 孙家鼐
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 孙家鼐
京师大学堂堂谕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罗惇曧
六、游学
甲 通议
派员游历之先河
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
奏议覆派遣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 外务部
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 张之洞 张百熙 荣庆
奏请约束鼓励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附章程 张之洞
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折并单 学部
议覆北洋大臣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折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 学部
乙 美国
奏选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 曾国藩 李鸿章
奏派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 李鸿章
覆议选派委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 总理衙门 曾国藩 李鸿章
予之教育计划 容闳
经理留学事务所（派送第一批留学生） 容闳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容闳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
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 外务部 学部
丙 日本
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 总理衙门
查覆日本游学生聚众滋事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 载振
奏请简派日本游学生总监督折光绪 二十八年 外务部
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及各省按年分认经费章程 学部
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折 练兵处
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 中国之新民
附奏拨中国公学经费片 端方
宏文学院沿革概说
中日间之教育的设施 傅代言
丁 欧洲
奏选闽厂生徒出洋习艺并酌议章程 李鸿章 沈葆桢
奏派学生前赴比国游学折 光绪二十九年 端方
……
精彩书摘
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中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远了。但丁（Dante）、鲍高嘉（Boccaccio）的文学，规定了意大利的国语；嘉叟（Chaucer）、卫克烈夫（Wyeliff）的文学，规定了英吉利的国语；十四、五世纪的法兰西文学，规定了法兰西的国语。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中国的国语早已写定了，又早已传播的很远了，又早已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活文学了，然而国语还不曾得全国的公认，国语的文学也还不曾得大家的公认，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这里面有两个大原因：一是科举没有废止，一是没有一种有意的国语主张。
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在科举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无数的白话作品出现，功名富贵的引诱居然买不动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政府的权威居然压不住《水浒》、《西游》、《红楼》的产生与流传，这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徼幸又最光荣的事了。但科举的制度就竟能使一般文人钻在那墨卷古文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一九〇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但是还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语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是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但这些“人上人”自己仍旧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罢！爱庆祝的，也请庆祝罢！”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装帧设计倒是颇具年代感，封面那种略带泛黄的纸张质感，让人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纹理。我一开始是抱着一种寻宝的心态去翻阅的，期待能从中挖掘出一些尘封已久的、关于清末民初教育变革的鲜活记录。比如，我很想看看那些早期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在国内推广新式学堂，又是如何应对传统士绅阶层的阻力。史料的编排方式很注重原貌呈现，这一点我很欣赏，毕竟，原始文本的语感和笔法，往往比后人的解读更能传递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然而，深入阅读后，我发现它更侧重于官方文书和制度层面的梳理，比如各省学务公所的谕旨、学堂章程的修订过程等等，这些当然是构建整体框架所必需的，但作为一名对个体经验更感兴趣的读者，我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人味儿”。我渴望看到更多的私人信件、日记摘录，那些记录了师生日常点滴、教材内容争议、乃至经费紧张时期的无奈与挣扎的文字。这些“灰色地带”的史料，往往才是理解一个社会在剧烈转型期真正发生何种文化碰撞的关键。整体来说，这是一部严谨的资料汇编，但对于想通过故事而非制度来理解近代教育图景的读者来说，可能需要更有耐心地去“淘金”。
评分从收藏价值和研究基础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它将原本散落在不同档案馆、不同省份地方志中的零散档案，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集中的整理和印刷，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极大地提升了史料的利用效率。我特别注意到了其中收录的关于“学堂建筑规格”的部分，那些图纸和详细的设施清单，直观地展示了“新式学校”的空间想象，是如何刻意区别于传统书院和私塾的。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得不承认，这套书的“口吻”过于统一了，它基本遵循了那个时代政府或士绅阶层的话语体系。这使得我很难捕捉到被边缘化群体的声音。例如，那些最早接受教育的贫苦家庭的孩子，他们对这种“新式教育”的真实感受如何？他们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学费压力？或者，当时作为教员的那些老秀才们，他们在新旧交替中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这些“非主流”的视角，似乎被厚厚的官方法规文本所掩盖了。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教育“蓝图”的记录，而非一份关于其“真实经历”的口述历史汇编。
评分当我拿到这本资料集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它的“文献密度”。它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档案复印件合集，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官方腔调和冗长的公文格式。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这无疑是福音，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的原始信息被集中整理，省去了四处搜集之苦。我尤其留意了其中关于“学堂经费”的记录，那里面往往藏着最真实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某个地方官在申请拨款时所用的措辞，或是对学款被挪用的无奈陈述，这些细节透露出新教育推行过程中，不仅仅是思想的冲突，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困境。不过，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阅读体验堪称是一种考验。大量的繁体字、夹杂的文言词汇以及当时特有的官僚术语，使得阅读速度非常缓慢，很容易在晦涩的语句中迷失方向。我希望，如果未来再版，能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性强的文献后附带简要的白话注释或者背景介绍。这样既能保持史料的纯粹性，也能降低普通历史爱好者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现在的版本，更像是为“圈内人”准备的工具书，而非面向更广大人群的知识普及载体。
评分说实话，我对这套丛刊的期待值是相当高的，毕竟“近代中国教育史”这个主题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和复杂的纠葛。当我打开卷帙浩繁的目录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对时间跨度和地域覆盖的广度。它似乎试图囊括从洋务运动萌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各个重要教育节点，并且不局限于京津沪等中心地带，对地方性的教育实践也有所收录。这种全面的姿态令人赞赏，它为任何一个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坚实的原始数据基础。然而，这种“大而全”的特点也带来了一个阅读上的挑战：文本的跳跃性太强了。上一页还在讨论某所大学的西学课程设置，下一页可能就跳到了一个偏远县衙关于童试改革的电报文稿。这种碎片化的呈现，使得读者很难在脑海中建立起一个连贯的、有机的近代教育发展脉络。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手动地串联不同来源的材料，试图拼凑出一个“故事线”。我更倾向于那种带有一定主题性、将相关史料集中展示的编排方式，比如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讨论“体育教育的引入与争议”，或者“女学兴起的社会反响”。目前的汇编方式，虽然保证了史料的客观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为一本“可读”的历史读物的流畅性。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它更像是一本“骨架”，非常坚实，但缺少“血肉”。我本以为它会收录大量关于教材的具体内容，比如那本臭名昭著的《最新地理教科书》是如何被批评的，或是初级识字课本里教导的第一句“爱国语”究竟是什么模样。这本丛刊提供的更多是“发生了什么”的宏观证据——如颁布了新的学堂章程、设立了某某委员会——但对于“如何发生”以及“在具体课堂中发生了什么”的微观证据却相对稀疏。我理解，原始的教育资料中，学生用的课本实物或课堂实录往往比官方文件更难保存和汇集，但正是这些微观层面的东西，才能真正描绘出近代教育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思维模式。比如，我想知道，在那些新学堂里，学生们是如何看待“修身”和“格致”这两门学科在课程表中的位置冲突的？是更倾向于西方的科学理性，还是依旧在努力调和传统的道德伦理？这套丛刊的优势在于提供了制度的“法律条文”，但对于理解“教育实践”中的张力与挣扎，似乎还留下了不小的空白等待填补。
评分还没有看，资料性质的，值得收藏，教育研究时必不可少的资料。
评分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 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 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 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 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 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 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 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 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 “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 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 《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 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 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 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 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 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 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 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 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 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 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 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 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 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 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 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 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 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 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 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 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 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 （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 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 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 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 动；当然，其反传统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 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 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 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 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 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 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 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 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 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 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 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 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 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 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 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 使用的“自然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 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 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 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 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 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 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 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 “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 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 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 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 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对和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 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 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 可以变成强盛之国”。
评分内容方面作为研究资料来讲还是很好的，
评分丛刊中的史料都是从各处搜集而来的，有些甚至在其他地方根本见不到，非常珍贵。透过这些史料，能够对清末民初的教育史实有一个更清晰的脉络，对后来的教育发展具有莫大的借鉴作用。
评分还没有看，资料性质的，值得收藏，教育研究时必不可少的资料。
评分可以查阅很多有用的资料，
评分可以查阅很多有用的资料，
评分感觉比那套10来册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评分精装硬皮，参考工具书，太靠谱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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