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的實踐叢書·曆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反思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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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蘭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認的19世紀偉大的兩位曆史學傢。他們常常被視為一種對照，：蘭剋是政治史的代盲人，布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領域。但是這種簡單歸納不足以凸顯二者的史學旨趣與研究路徑，也忽視瞭他們學術上的復雜關聯。
　　 《曆史學的實踐叢書·曆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反思》將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史學觀念的形成和發展與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識語境結閤起來，展現瞭他們在學術上的互相影響與共同紐帶，從而揭示齣這兩位史學巨匠真正的創造與貢獻之所在。

作者簡介

費利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畢業於柏林大學，其研究生涯起步於西方史學史，師從著名史傢梅涅剋，後受聘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生從事西方史學史、外交史、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方麵的研究。
劉耀春，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世界史係副教授。主要從事歐洲近代早期社會史、歐洲城市史研究。

內頁插圖

目錄

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對曆史思想的衝擊
第二章 蘭剋眼中的史學使命
第三章 蘭剋和曆史的意義
第四章 布剋哈特的文化史觀
第五章 布剋哈特及其時代的文化史
第六章 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共同紐帶
索引

精彩書摘

對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的關注錶明瞭這些年月中所發生事件是何等的重要，以及這些事件對曆史思考的發展的影響。蘭剋、德羅伊森、布剋哈特開設的課程名稱也錶明，他們對這些影響的判斷各不相同。蘭剋和布剋哈特把這幾十年視為一個危機時期，它揭示瞭歐洲社會和文化麵臨的重重危險。德羅伊森比較樂觀，認為這一時期打開瞭通嚮未來的道路。
德羅伊森開設的“解放戰爭”並未集中於1812-1815年導緻拿破侖垮颱的那些戰爭。這門“解放戰爭”課始於英屬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鬥爭。這場鬥爭錶明，將日益膨脹的國傢權力置於人民意誌之下的時代已經到來。在德羅伊森看來，憲政主義和民族獨立是時代的主鏇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專製警示人們實現這些目標必經的艱難和危險。然而，法國大革命也是一個轉摺點：它標誌著民族國傢（人民有權參與政府）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對德羅伊森而言，未來的曆史發展進程不存在什麼必然性，但他的確相信進步，相信人類改善社會生活的能力。你或許能在德羅伊森的樂觀信念中發現黑格爾（Hegel）曆史哲學的影子，後者在19世紀早期的影響至為強勁。無論如何，通過強調民族意識和憲政主義的逐漸興起，德羅伊森毫不費力地將大革命時期的事件整閤到曆史發展的大洪流中。
這項工作對蘭剋和布剋哈特來說則睏難得多。他們兩人都是保守派，對自由民主運動持斷然否定態度。當然蘭剋也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對曆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事件，但這並非因為它將新思想或新力量引入政治生活。相反，革命力量反抗統治階層和既有社會結構的鬥爭考驗瞭現存製度的力量，使它們重新煥發活力並使它們“更充分、更重要和更廣闊”。布剋哈特對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和後果的看法最為悲觀：大革命在現代世界造就瞭一個永久性危機。法律和經濟上平等的觀念以及國傢權力的擴張，損害瞭所有往昔的生活形式，因而喚醒瞭貪婪和批評。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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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曆史學的實踐叢書·曆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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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作為馴化候補考的148種陸生食草類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中，隻有14種通過瞭試驗。為什麼其餘的134種沒有能通過試驗呢?弗朗西斯?高爾頓在把其餘那些動物說成是“注定要永遠野生”時指的是哪些情況呢? 答案來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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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價值，蘭剋和布剋哈特都是史學大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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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高阮原是“水木清華”投身政治的弄潮兒，他曾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等進步團體，又加入瞭共産黨，後來是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也辦過《時代婦女》《學生會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憲兵總部，同案有王瑤、柳無垢、張宗植、張風閣等。這是一段光榮曆史是不須說的；問題是他獲釋返平不久，黨內有一場“北平問題”的糾紛，以及之後關於“無條件的統一”和“知識救國論”的提齣，徐高阮與黨內有瞭分歧，終被開除。關於這場爭論，當事人的張宗植(後是日籍華裔企業傢，有懷舊文集《比鄰天涯》)迴憶說：“這是一個較深層的現實問題，我無經驗無從判斷，他感到有一些領導乾部理解力不夠，當然也是有可能的，任何團體組織的領導都有個人差彆，不會有百分之百都是理想的完美的領袖。”即是如此，筆者更不便妄加置喙。西安事變之後，當時《大公報》標榜“文人論政”，又“不偏不倚”，此前麵對國難群情激憤，它逆潮流主張“明恥教戰”“讀書救國”，後尤倡導“國傢中心論”，這代錶作就是王蕓生在《國聞周報》發錶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謂學生運動是“浮動”，規勸學生不為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而應以國傢利益為重。徐高阮迴應王蕓生之請，也在《國聞周報》刊登《論共産黨的問題》《談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學生運動的檢討》等，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發的“五條件的統一”大討論，徐等主張反對民眾運動中的宗派主義，反對黨派狹隘色彩的團體組織，這當然不能被有過足夠經驗教訓、時刻警惕領導權問題的中共黨組織所漠視和認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學生“工委”(徐的同學蔣南翔任書記)領導與之鬥爭，同時也爭取徐迴心轉意，無奈徐固執，“劉少奇讓他到延安去解決，他不肯去，還要繼續辯論，最後被開除齣黨”(高承誌：《我在清華大學期間參加革命活動的迴憶》)。關於這段往事，《劉少奇傳》中是這樣說的：1936年，“六七月間，原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徐高阮和另一個人，卻就此(即發生“三三一”抬棺遊行的“左”的傾嚮後，又相繼有天津學聯發起的“五二八抗日大遊行”、北平學聯響應之的“六一三北平抗日大遊行”，後者中共北平市委錶現得遲誤，當時劉少奇及中共北方局批評其從“三三一”事件後走嚮另一極端，對群眾運動變得縮手縮腳——筆者注)給北方局寫瞭一封信，全盤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黨的工作，提齣‘過去全黨的腐敗的，舊的乾部都是官僚’，‘舊瓶子不能裝新酒’，主張‘實行一個徹底的黨內革命’來‘肅清舊人物’，改組北平市委。由此在北平黨內引齣瞭一場風波，當時被稱為‘北平問題’”。劉少奇為此寫瞭《關於北平問題》一文，在《火綫》的“北平問題專號”發錶，文章批評瞭徐高阮等人的觀點，認為他們對黨內狀況的看法是錯誤的，“誰看不見我黨十年來這些最偉大的成功誰就是瞎子”，且“舊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裝新酒的”，“黨不能采用自殺的辦法去‘肅清’他們”，“過去那種隨便‘鬥爭’、隨便打擊與大批撤換乾部的辦法是錯誤的”。但“後來，徐高阮卻因對黨不滿，采取瞭自由行動，實際上脫黨瞭，最後被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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