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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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大史学文库”是大象出版社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合作推出的一套大型历史丛书。该史学文库收集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以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吧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该丛书既有中国古代史，也有中国近现代史；既有对某一个学术问题的前沿性论述，也有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

内容简介

　　《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汇集了笔者研究中国农业史和环境史方面的部分论文28篇。内容包括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与农耕文明、关于耦耕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代中耕简论、洪水传说与大禹治水略论、《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齐民要术》与商品生产探析、《齐民要术》与大豆种植及加工技术、刘淳《农病》探析等。

目录

农业史研究
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与农耕文明
关于耦耕问题的探讨
中国古代中耕简论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洪水传说与大禹治水略论
《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
《齐民要术》与商品生产探析
《齐民要术》与大豆种植及加工技术
刘淳《农病》探析
风能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利用
中国古代花卉饮食考略
略论农业考古学在中国的创立及发展历程

环境史研究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
《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
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略论生态环境对先秦水井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
《考工记》与临淄齐国都城的相关探讨
《说文解字·风部》对风的认识
1213年“汴京大疫”辨析
明代黄河水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略论吴其溶的治淮方略
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
黄河与中国科技文明
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
略论中国古代的海溢灾害
后记

精彩书摘

　　二、《齐民要术》中的大豆种植技术　　中国大豆种植技术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对大豆品种、特征的认识　　对农作物品种及其特征的认识，利于作物种子的提纯、复壮、繁育。《诗经．鲁颂》有“植菽麦”，《管子·地员》有“其种大菽，细菽”，《吕氏春秋．审时》中有“大菽则圆，小菽则博以芳”，《广志》载“大豆：有黄落豆，有御豆，其豆角长，有杨豆，叶可食”。说明对大豆不同品种已有一定的认识。《齐民要术》则明确指出：“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种”，“黄高丽豆、黑高丽豆、燕豆、豍豆，大豆类也”。这种明确认识对大豆品种的选择、繁殖、保纯及其产量、质量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奠定了大豆品种分类的科学基础。　　2．时令的把握与播种数量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农作物环境因素、季节时令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人在很早时就已知道栽培农作物必须与季节时令相结合。《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汉书‘食货志》记有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使关中民宜种宿麦，令无后时。”《四民月令》载：“正月可种豍豆，二月可种大豆，三月，昏，参夕，杏花盛，桑树赤，可种大豆，四月，时雨降，可种大小豆。”《汜胜之书》指出：“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贾思勰更为强调农时，指出：“以时及泽为上策”，不仅注重季节时令，而且还认为应根据季节时令的变化，增加或减少播种量，以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齐民要术》：“春大豆，次植谷之后。二月中旬为上时（一亩用子八升）；三月上旬为中时（用子一斗）；四月上旬为下时（用子一斗二升），岁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种子。”因为时令晚，影响豆的分蘖，增加种子可争取较多植株。多分枝而增产。　　3．播种方法　　在播种方法上北魏时期有点播、条播和撒播三种。《齐民要术》比较三种播种方法的优劣，强调大豆播种“必须耧下”。播种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全苗，获得全苗需有充足的墒情。由于大豆豆性强，“种欲深故，豆性强，苗深则及泽”，故耧播最适宜。显而易见，这种“必须耧下”的大豆播种方法，是依据大豆有较强的扎根深的特性，而深扎根则易“及泽”，可获得较好的墒情，这就有利于出苗。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适合大豆的生长特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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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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