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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明隆庆元年，追赠新建侯，谧“文成”。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对傅承与发展儒学之贡献尤为卓著。其学上承孟子，中继陆象山，而形成为风靡明代中后期并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阳明心学。其学说，不仅影响及于我国明清两代以至近现代，而且远播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

　　邓艾民先生的王阳明研究是80年代大陆王阳明研究较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传习录注疏》即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内容简介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杰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
　　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
　　邓著在《传习录》个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作者简介

　　邓艾民先生，1920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1939—1945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学生，1946—1950年北京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员，1950—1956年教育部大学司任职，1956—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员、副教授、教授，1984年3月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已出版专著：
　　一、《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冯契作序），1989年3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论文：
　　一、《论朱熹形而上学的格物说》，《中国哲学》1979年一期。
　　二、《论朱熹的太极说的历史地位》（英文），1982年6月在夏威夷“朱熹思想研究国际会议”宣读。该会主席陈荣捷教授（美籍）书面评价为高水平论文。
　　三、《论朱熹的太极说》，香港明报月刊1981年二——四期。
　　四、《朱子语类序》（复审全部《朱子语类》书稿），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
　　五、《论王守仁的唯心主义泛神论世界观》，《中国哲学》1982年第八期。
　　六、《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王守仁和“王学”的九个条目，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精彩书评

　　★王阳明的《传习录》是“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钱穆

　　★《传习录》的注释，常见的已有数种，其中叶绍钧的标点本出版较早，亦颇通行，但注释十分简略。日人三轮希贤的标注颇精，但对于阳明思想未多着墨。陈荣捷先生的《传习录详注集评》有注有评，学者称便。但陈书之注释仍是以考证之功多，义理之阐释较少，其所收之评论，亦未必都有价值。邓先生此书，吸收了陈书之长处，又参考了几种日本人之相关著作，所以此书之注释是相当确实的。邓先生很注意阳明思想之前后期之发展，这是本书的特色。更重要的，是邓先生将《传习录》和王阳明的其他著作，如论学书、诗文等关联起来，互相印证。这一步工作，对于了解阳明的思想，是有很大帮助的。《传习录》固然很明白而集中地表现阳明的思想，但阳明其他的著述也很重要，能两者相参，必能较全面地掌握阳明的见解。相信这部邓先生遗著的出版，对阳明学的研究，会有所推进。
　　——杨祖汉（著名新儒家，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邓著的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与考辨，从而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即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从而向人们“立体”地展示了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吴震 （著名阳明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目录

邓艾民先生简历
序一 陈来
序二 杨祖汉
传习录序 徐爱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中
答顾东桥书
答周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
又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
二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后记 左启华

前言/序言

　　陈来
　　艾民先生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现在海内外的朋友多知道我和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邓艾民先生的关系。
　　艾民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1979年夏，研究生一年级结束，当时作教研室主任的张先生（岱年），要我们“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十个人，各报自己希望研究的方向。酝酿之后，我看大家多报“先秦”，于是就选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告我：“你的方向要改一下。”决定由艾民先生作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艾民先生专长在宋明哲学，特别是朱子和王阳明。于是我就确定以“宋明”为方向，选定朱子为研究对象。以后的研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艾民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主掌系务工作。他虽然在北大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可是他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冯契。冯契与艾民先生在西南联大曾同学，又有志同道合之谊，但他们是终身相知的朋友。一般人极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辈同学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我说，他认为冯契的研究最好，要我注意看冯契的东西。也是在艾民先生的建议下，我去旁听了数理逻辑专业的几门课。从这里看，他似乎也很欣赏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冯契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加以结合。
　　我给艾民先生写过一些读书报告，依次为“孟子”、“庄子”、“公孙龙”、《易传》、“郭象”。“庄子”的一篇在1980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过，郭象的一篇发表在《中国哲学》，而艾民先生比较欣赏“孟子”的那一篇。我也写过一篇“二程”，未获发表。但我的用力所在，主要还是朱子。记得上来读王白田《朱子年谱》时，对于朱子早年的“已发未发”说，颇觉难明，就写了一页问题，请问艾民先生。艾民先生要我自思而得之。于是我自己又去用功，而终于深造之而有所得。此在愤悱启发之功，不可不归于艾民先生。
　　1979年到1980年，杜维明教授在北京访学，在北大的座谈结束后，与北大几位先生同游未名湖。杜教授问起艾民先生的研究兴趣，答“宋明理学”，杜即为之精神一振；又问最喜欢何人，答以“王阳明”，杜大喜之。于是两人深谈良久。当时艾民先生主持北京市哲学会的工作，即邀请杜教授在北京市哲学会讲演，艾民先生特为介绍，当时北京研究中国哲学的名流都在座，我们也参加了旁听。
　　1982年艾民先生从夏威夷参加“朱熹思想研究国际会议”回来，全力投入王阳明的研究，那时他给1982年入学的研究生开“王阳明哲学”的课，他写了讲义，从生平到哲学，论述很精彩、很细致。他让系里把讲义油印，发给同学，要同学在讲义上面的边、眉处写他们的读后意见。他在学期结束时把这些讲义收回，要我来看（那时我已在系里教书），学生的评价也很好（如李仁山、景海峰）。其中《王阳明生平》一章，他曾在1981年秋天“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讲过；他认为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听说这个讲法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不过他并不在意。他的想法，是以这些讲义为基础，写成一本“王阳明哲学”的书。同时，他又作了王阳明《传习录》的注释，也是交由系里油印，作为研究生的教材，希望经过讨论修改后成为专著。这个时期是他学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这两部阳明学的著作，在他生前虽未出版，但可以说代表了80年代初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水平。《传习录注疏》这部书，即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这里仅举一例： 《传习录》第一条中：“‘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四部备要》本、《王阳明全集》本、陈荣捷先生本文字皆如此。而《传习录注疏》作“然非新字义”。下出校注：“《王文成公全书》本，‘新’讹作‘亲’，据闾东本改。”这个改正显然是正确的。本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可惜，1983年他被发现得了癌症，次年过世，否则，他给予中国学术界的贡献一定会更大。他患病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当时他在医院仍在积极修改这两项研究。在刚刚住院时，他对我说，王阳明哲学的书，还差几章，如果来不及，希望我帮他补写这几章；而《传习录注疏》的修改如来不及，就希望魏常海帮他完成。最后，《传习录注疏》终于还是完成了。而王阳明哲学的部分后来也由冯契先生将之与艾民先生有关朱子的论文合并，在上海出版。
　　多年前，杨祖汉教授听我说起艾民先生有关于《传习录》的书稿，对我表示可以安排在台湾出版。于是我就将此意转达给邓师母左启华教授，她为了书稿的打字，付出了多年的辛苦。现在，这部书终于付印，既可以告慰艾民先生，也使邓师母的心愿得以达成。书将付印，邓师母要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艾民先生与我的渊源往来，略表出如上，亦用以纪念艾民先生。
　　公元2000年2月序于香港
　　后记
　　《传习録注疏》是邓艾民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遗着。本书也与作者的经历一样，历经磨难，长期埋没于废纸堆中。艾民逝世以后，北京大学陈来博士将书稿推荐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杨祖汉教授，并由法严出版社整理出版，本书才得以重见天日，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艾民思想活跃，追求真理，青年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即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他坚定地认为，那个时代是需要哲学的时代，所以，他毅然离开他已经获得优秀成绩的工程学科转攻读哲学。自那时起，哲学这门学科就成为他终身探索的目标。毕业后，多年来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艾民一生坎坷，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知识分子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加之他崇尚自由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是惨遭迫害，多次被抄家，长期被关押在“牛棚”之中，“监督劳改”于荒野之上。面对那种非人道的身心摧残，他总是心胸坦荡，坚持真理，决不同流合污。
　　“文革”后，正当他为了弥补失去的光阴而奋力拼搏时，癌症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住医院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心投入哲学的写作，直到最后一次心跳。他在给挚友冯契教授的信中说：“得恶疾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有关宋明理学的一些条目；以及《传习録》的疏释和《朱子语类》的校点工作。当他已经无力执笔时，《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书稿尚未完成，逝世后由上海华东师大冯契教授为之整理、作序、出版。艾民的写作风格质朴无华，掌握丰富的资料，经过细致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独立的见解，始终体现自由讨论的精神。
　　在与艾民数十年共同生活期间，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良师益友，是一位高尚的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即使在逆境中，他也总是以豁达的胸怀探求人生哲理。在病中，他常常与冯契通信，坦率地讨论人性解放问题，认为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只有在真正自由发表意见的气氛之下才能有人性的解放，才能言行一致；而专制统治只能造就虚伪。他们也讨论人道问题，认为哲学对于人的德性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讨论人生的理想时，他们认为“文革”时期没有理想，只有空想，造成人性的严重破坏。他们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充满希望，对于人类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终将走向个性解放。现在，冯契教授也已因病逝世，我深信，他们的共同信念会得到实现的。
　　如果说，艾民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研究哲学，是因为他感到那个时代是需要哲学的时代；那么，当今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需要哲学的时代。本书是他毕生学术成果之一，如今得以出版，流传于世，我想这一定会告慰他在天之灵的。
　　左启华
　　公元2000年5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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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民先生的王阳明研究是80年代大陆王阳明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传习录注疏》即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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