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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牛津通識讀本:政治的曆史與邊界》由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肯尼思·米諾格著,試圖通過曆史的巡禮,給人們指示一條理解政治的路徑。政治學學者、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張鳳陽作序推薦。
內容簡介
《牛津通識讀本:政治的曆史與邊界》敘述周詳而又引人入勝的著作中,肯尼思·米諾格探討瞭從古代世界到20世紀的政治發展過程。作者力圖引導讀者去思考如下問題:政治體製為何演進不止?政治如何在我們的社會中生發權力、保障秩序?民主是否一直有利無弊?21世紀的政治又將有何變遷?
作者簡介
肯尼思·米諾格,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所發錶論文廣泛涉及政治理論諸多領域,已齣版著作包括《自由性靈》、《民族主義》、《大學的理念》、《異化的權力:意識形態純理論》等。
精彩書評
米諾格將政治的脈絡與細節娓娓道來,他是敘述這一主題的絕*人選。
——《衛報》 尼古拉斯·萊紮德
從這本書中我們不難讀齣如下六點:政治就是政治、專製就是專製、古代就是古代、現代就是現代、民主就是民主,而未來就是未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毛壽龍
目錄
前言
1 政治中為什麼沒有專製者的位置
2 古希臘人:怎樣做一個公民
3 古羅馬人:愛國主義的真義
4 基督教與個人主義的興起
5 建立現代國傢
6 怎樣分析現代社會
7 國傢間的關係:如何保持均勢
8 政治的實踐(之一):怎樣做一個參與者
9 政治的實踐(之二):政黨與政治信條
10 政治的實踐(之三):正義、自由、民主
11 科學地研究政治
12 意識形態嚮政治挑戰
13 政治會在21世紀消亡嗎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政治中為什麼沒有專製者的位置
據說古巴格達哈裏發哈倫·拉施德常會喬裝成乞丐以訪察民情。聚集在絕對權力周圍的諂媚者們包圍著哈倫,他隻有使用迂迴戰術纔能瞭解到真實情況。哈倫就是那個著名的伊斯蘭國王,他宣布將山魯佐德處死,可是山魯佐德會講好聽的故事,講瞭一夜又一夜,一共講瞭一韆夜。哈倫聽得入迷,一再推遲執行死刑,最後竟娶她為王後。這個著名的故事生動地描繪齣專製體製的形象:那種政體的秩序靠武力來建立,以恐怖來維係,朝令夕改,反復無常。
在專製政體中,有關秩序的最高準則取決於君主個人的好惡。然而專製體製也不是完全不講正義的:正義在十分傳統的社會裏也普遍流行著——習俗主宰一切,人們把普遍流行的正義觀念當作自然法則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在一個神授的體係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興衰更替遵循著中國人常說的“天命”,但對農民來說,生活並沒發生多大變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紀,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發生瞭衝突,以色列人便到統治他們的先知撒母耳那裏說,他們需要一個既能主持正義、又能帶領他們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贊成這個要求,還警告他們說,這樣的王將會剝奪他們的財産,束縛他們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堅持要像彆的民族一樣,立一個王。在當時的中東,“王”就是一個用專製的方式對待民眾的統治者,與歐洲立憲製下的統治者很不一樣。之後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運地擁立瞭掃羅、大衛、所羅門這些著名的君王,他們使以色列人享有瞭一段短暫的安定,甚至為以色列贏得瞭一定的國際聲譽。所羅門對兩婦人爭奪同一嬰兒案的裁決隻是他傳奇式智慧的一個最膾炙人口的例證。然而這些賢明的君王最終還是會采取暴虐的舉措:最後所羅門規模浩大的工程所帶來的沉重負擔終於導緻瞭以色列的分裂。
“專製主義”是一個籠統的名稱,它包含許多不同的類型。非歐洲的各種文明幾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專製體製統治過,而西方的思想創造則總是遭到各種專製統治者的敵視——從殘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亂的羅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祿,還有印度和中國那樣的遠方異邦的皇帝。在歐洲,追求專製權力的人必須把自己僞裝起來。歐洲人有時會被某種以誘人的理想主義麵目齣現的專製體製所濛蔽——希特勒就使用過這種手法。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專製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我們都不遠。許多國傢至今還在專製主義統治之下,它隨時都可能帶來痛苦或死亡,人們就像生活在瘋人院裏。
今天我們將專製主義(連同獨裁和極權)定義為一種政體。這會使古希臘人大為驚駭,因為古希臘人的獨特(也是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恰恰在於他們不同於那些聽任專製主義統治的東方鄰居。這一觀念上的差異告訴我們,政治在我們的文明中占據著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於文化和環境的每一步變遷都會引起政治含義的變化。所以,我們想要理解政治,第一步就必須擺脫現有的未加思索的信念的束縛。為什麼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國傢的精英所從事的一種有限的活動,如今竟被看作是無處不在的人類關注的焦點?寫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釋這一過程的來龍去脈。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臘人賦予政治的價值觀。希臘人最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完全不同於東方人。希臘人贊賞埃及、波斯這些東方帝國的絢麗文化,卻又鄙視這些國度的統治方式。他們把這種外國製度稱作“專製主義”,因為這種體製下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的關係無異於主人和奴隸的關係。希臘人是武士,他們鄙夷東方臣民在君主麵前匍匐下拜:他們無法忍受公民與當權者之間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兩韆多年後,我們完全繼承瞭這種對匍匐下拜的習慣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教中用來描述人與神之間的距離的一種意象。談論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們常用domination(支配)這個拉丁語詞。古希臘人說的despotes(主人)和古羅馬人說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隸主所特有的那種權力。當代有許多語言符號錶明這種意識在我們的自我認知過程中占有未受削弱的中心地位,例如現代英語中的dictatorship(獨裁)和20世紀齣現的新詞totalitarianism(極權)。
專製主義的本質是,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對統治者不受製衡的權力的挑戰。臣民的唯一任務就是獻媚。那裏沒有國會,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也沒有法律來保護私有財産不受強權剝奪。一句話,沒有公眾輿論,隻有專製統治者的強音。奇怪的是,臣民的這種被宰製狀態倒使一些專製體製成為精神啓濛的著名發源地。在一個國度裏,強權的反復無常也會引發一種迴應,富有思想的臣民轉嚮神秘主義、禁欲的斯多葛主義或是其他消極隱退的信仰。他們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裏找到瞭生活的真諦,而社會和政治生活則被貶低為一種幻象。這種趨勢的後果往往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長期停滯,隻有短暫的繁榮算是例外。
多數社會都起源於軍事徵服,武力徵服之後自然會産生專製製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種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應當被看作是瞭不起的成就。歐洲人曾在三個著名的曆史時期創建過這種秩序,但其中的兩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潰而告終。第一次是古希臘的城邦時期。亞曆山大大帝去世後,專製統治者就攫取瞭政權。第二次是古羅馬時期。羅馬人成功地建立瞭一個帝國,但帝國的成分實在太龐雜,隻有專製政權能防止它解體。第一次的經曆産生瞭斯多葛主義和其他的遁世哲學,第二次曆史經曆則為基督教的誕生播下瞭種子。典型的中世紀政治産生於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蠻國傢,從中世紀政治中又衍生齣現代的政治製度。既然我們依舊生活在這樣的曆史進程中,就隻好在曆史不斷的前進中理解政治,我們不知道前進的終點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們的確知道,雖然反對專製曾是西方政治傳統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們對專製的抵製已經變得暖昧起來。近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人曾夢想運用專製政權所獨有的無法抵禦的強力來清除我們社會中明顯存在著的弊病。在歐洲,專製主義的政治方案,即便十分富有哲理或識見,也會遭到失敗,除非是把它的真實本質掩蓋起來。既然政治在某種程度上隻是一齣幻象頻生的劇目,人們就很容易發明齣新名稱、新觀念。20世紀以各種極權主義形式齣現的專製體製構築瞭一個廣大的政治實驗場,各式各樣創建完美社會的政治設想都在這裏進行瞭演練。這些試驗都失敗瞭,這已經是大傢公認的事實;但許多人卻沒有認識到,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必定與隱藏在我們文明深處的某種傾嚮相關聯。因此,要洞察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徵兆——它們或許能揭示我們文明中某一個斷層的深處隱藏著什麼。
一個眾所周知的綫索就是當前私人生活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私人領域指的是傢庭生活以及個人良知的領域——個人良知即個人憑自己的意願選擇信仰和興趣。這種私人領域存在的先決條件是:具有統治權威的國傢公共領域支持一個維護公民自主關係的法製體係。具有統治權威的公共法律體係對自己的權力進行限定,唯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政治纔能存在。正如伯裏剋利在紀念伯羅奔尼撒戰爭頭一年陣亡的雅典人葬禮上發錶的著名演說中所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們自由而且寬容;但在公共事務中我們嚴守法規。”當然,無論是就法律還是公民的態度而言,公共事務和私人生活的實際界限總是在變化。同性戀和宗教信仰過去曾受到公共領域的規製,現在則基本上屬於私人領域;然而婚內強奸和殘害幼年子女卻越來越多地受到法律的乾預。政治與專製的區彆就在於是否承認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之間的界限——我們這裏說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界定為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典型的專製國傢,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專製君主的財産,但現代社會“公”與“私”的基本界限卻被從另一個方嚮一步步侵蝕瞭:私人領域受到公共領域限製的部分在逐步擴大。如果任何引起爭議的問題都被稱作“政治”問題,如果像一個流行的口號說的那樣:“個人的一切都屬於政治”,那就沒有一樣東西是在政府控製的範圍之外瞭。這種口號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然而它卻是20世紀極權主義的基本準則,其後果顯然是將個人限定在一個單一的控製體係之內,毀棄現代國傢一直承繼著的傳統:經濟、宗教、文化、社會、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獨立,各司其職。
“個人的一切都屬於政治”之類的口號都是僞裝成普世真理的行動計劃。這類口號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號中隱含的觀點一遇氣候便會活躍起來,要求實行與我們珍視的如個人自由之類價值觀相抵觸的政策。人們說,隻有提高警覺纔能保持自由,而警覺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語匯,這種語匯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學首先就要注意變化的跡象。政治是一個幻覺舞颱,粗心的觀察者看不齣它的底細。現實與幻象是政治研究的兩個中心課題。首先碰到的就是政治製度和機構的命名問題。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說,每個國傢都有一種政治體製,還有一套相應的機構和製度:議會、憲法、公民的各種權利、工會、法庭、報紙、部長等等——看起來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種模式運行。事實卻絕非如此。比如說,日本有一名被稱作首相的政府官員,外國政治傢就常鬧誤會,他們會很失望地發現,日本首相無法像其他國傢的首腦那樣不時頒布國傢政策。1936年斯大林頒布瞭據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憲法,為蘇聯人民提供瞭權益和保障。事實上,就在頒布這部憲法的同時,斯大林正在用假審判的手段對蘇聯高層人士進行“清洗”。成百萬的人被槍決。政客愛撒謊,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但最讓世人迷惑的卻是稱謂與現實之間的這種撲朔迷離的關係。
首先,“政治”這個名詞本身就含義暖昧。一個概念如果過分地延伸就會斷裂而失去錶意功能。“政治”本來隻指君主、國會、部長們的活動,還包括那些幫助或阻礙這些人物取得權力的政治參與者的活動。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動都屬於社會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範疇。隨著政府權力的擴張,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以某種方式貼上瞭“政治”的標簽。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這裏僅舉一例:政府總是要把一切好事都歸功於自己,反對黨則總是要把一切壞事的賬都算到政府頭上,於是政府和反對黨就在閤力傳播著一個觀念,即一切事情,不管好事還是壞事,都是政策造成的。這種觀念使得民眾遇事就去嚮政府請願,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來施予。這種做法又反過來加強瞭“一切事物事實上都是政治”的觀念。
還有一個因素導緻政治的功用和含義日漸擴大。在歐洲,從遠古以來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們從事的活動,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們的業績。參與政治就等於獲得瞭不朽。1953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第一次奪取政權失敗,在法庭上他為自己辯護說:“曆史將宣判我無罪。”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曆史舞颱上的演員。凡欲名垂青史的人都會去從政。本可能成為剋倫威爾的人們不再滿足於“不曾害國傢流血”,他們再也不甘願默默無聞地老死在寜靜的鄉村墓地。他們從政去瞭。法國革命將這種榮譽帶給瞭本該默默無聞的人物如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夏洛特?科黛、聖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曆史這麵牆上信手塗抹的藝術傢。這是極端的例子,而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希望不朽的熱情以較為溫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選中得到瞭滿足。普選當然是一種通貨膨脹,它使選票貶瞭值,但我們仍然認為選舉是一項公民應當享有的重要權利。“艾利絲在曆史上留下瞭痕跡”——這是英國報紙的一條大標題,報道一位南非黑人老婦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況。
我們現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認為生活在後現代的人們)特彆容易對政治的本質産生誤解:我們想齣瞭種種巧妙的理由來證明我們的思想比我們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群體都認為唯有自己信奉的信念最正確,然而今日受過教育的人們尤其無法擺脫當代各種偏見的束縛。比如說,進化的觀點就使許多人認為,我們的信念都比前人的那些有明顯缺陷的觀點更偉大。當代流行的思潮的確否定瞭進化的觀點,並明確指齣我們的觀念帶有濃厚的本地域和本時代的烙印;這種思潮還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平等的。錶麵看來,這種思潮像是一種懷疑主義,將我們從自己祖輩的傲慢中解放齣來,因為這好像是把我們的觀點降到瞭與世界上其他人同等的水平。這其實隻是一個假象。當代流行的懷疑主義是一種虛僞的謙恭,它掩蓋瞭這樣一個頑固的信念:我們的開放心態使我們的相對人文主義比前人的僵化和異族文化的褊狹都要高明得多。
因此,撰寫政治學著作的人必須警惕自己所處時代的狹隘偏見。在當代這種危險性決不低於往昔。人們廣泛地意識到這種危險性,所以政治學一直處於通識教育的核心地位。希臘和羅馬貴族學習法律、哲學、公共講演術,以便完成血統高貴者纔配承擔的政治使命。政治成瞭一門核心課程,是因為它很快地變成一種自覺的活動。政治活動促使人思索,並産生齣一種極優秀的敘述方式。哲學傢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探索過政治的概念,曆史學傢如希羅多德生動地記載瞭政治演變的過程,政治學傢如亞裏士多德研究過各種政體以及製度運作的情況,伊索將政治智慧用寓言錶達齣來,著名的演說傢如狄摩西尼和西塞羅創造瞭最有說服力的論辯形式,詩人寫作政治題材的挽歌和諷刺詩,而曆史事件中的政治場景最能激發莎士比亞等戲劇傢的想象。沒有一種認識或藝術創作從不涉及政治題材。
許多學術和藝術作品都是政治的鏡子,隻有把那些意象整閤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認識體係,我們纔能把握它們的真諦。我們從政治傢的急功近利和學究們的清高超脫那裏都能學到不少東西,應當把對二者的研究結閤起來。馬基雅維利追尋政治的“有效真理”,那隻不過是為政治活動傢服務的。“有效真理”有許多疏漏。我們必須從我們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臘和古羅馬人那裏開始,先討論一下他們的各種不同觀點。
……
前言/序言
對初涉政治學的中國讀者來說,肯尼斯·米諾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歐洲知識界,這位業已退休的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卻一度是齣鏡率很高的公眾人物。他做過《泰晤士報》的專欄作傢,還錄製過名為“新啓濛”的電視節目。一位有著如此經曆的學者,晚年撰寫一本政治學的入門小冊子,想來是很自然的。但是,考慮到米諾格主要憑先期齣版的《自由性靈》、《民族主義》、《異化的權力》等學術力作而贏得瞭自己的聲望,我們就應該恭敬地看待手頭這本似顯平常的通識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這本小冊子是米諾格長期理論思考的凝練錶達,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藉著一本小書,他為什麼能深入淺齣地講一些大道理,而且講得那麼通暢,那麼令人三思。
在日常言談中,人們往往把政治比作遊戲。但在曆史上,參與這種遊戲卻要冒很大的風險。涉身官場的每一個人,大略都能體驗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說高層權力鬥爭的流血和死亡所營造的那種恐怖氣氛瞭。現代政治的一個文明化錶現,也許就在於使從政不再成為一種引來莫名殺身之禍的高危職業。今天,雖說政客之間和政黨之間的角逐依舊暗含著陰謀伎倆,但是,憲政法治的製度框架,畢竟為政治活動提供瞭基本的遊戲規則。正是靠著這些規則的約束,政客和政黨的錶演不僅看來益發輕鬆,而且,其行動邏輯也有瞭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緣此,那些掌握係統論、博弈論、統計學等數理方法和先進計算機工具的當代學者,便試圖像科學地研究自然一樣科學地研究政治。他們挖資料,采數據,建構起一種又一種解釋框架,不斷提高著政治行為分析和政治過程研究的科學化水準,也直接或間接地為政治決策提供瞭更具操作性的參謀意見。但是,政治學研究隻能沿著這樣的路綫朝前走嗎?米諾格說:“現代社會就是資料慢性中毒的社會。”這話幾乎明示瞭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批評。
本書使用瞭若乾通俗類比,其中頗具深意的,是把國傢喻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駕駛國傢這艘航船的藝術。”一如航行需要燈塔,國傢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學不能在好政府與壞政府之間保持中立。米諾格告訴我們,在思考良政善治這一重大問題的時候,曆史方法也許比科學方法有用得多。於是,本書就試圖通過曆史的巡禮,給人們指示一條理解政治的路徑:希臘民主如何訴諸公民參與;羅馬共和怎樣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種意義上構成瞭文明發展的重要一環;國傢的政治整閤與個人的自主獨立為什麼成為政治現代性的雙重麵相;以及,為謀求國傢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良性均衡,現代政治文明如何從傳統中提取價值資源,又怎樣超越古典主義,在更高水平上構建瞭崇尚自由的憲政民主體製,等等。也許可以說,高屋建瓴和娓娓道來的曆史敘事,是本書最引人入勝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理論造詣深厚的公共知識分子,米諾格熟悉文明史上的價值之爭,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當代共識性政治話語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願意啓發讀者去思考,而盡量避免代讀者下結論。“為政治導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義’”,也許是本書最旗幟鮮明的立場錶達。但悉心揣摩,我們又會在這一立場錶達背後發現某種思想的審慎。其辯證意涵是:在形而上的價值層麵,追求正義儼如來自神聖之域的絕對律令,天然正當且永遠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層麵,若監察既定的政府組織或政策實踐,看其有沒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瞭正義要求,則必須用懷疑的目光來打量。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趨嚮正義的每一點進步,都應給予首肯;但對那些打著道德旗號徹底改造世界的政治運動,卻應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與專製主義不相容,可是,專製主義並非隻有一種。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專製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著理想外衣的意識形態,卻帶來瞭現代僭政的新隱憂。因此,應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曆史告訴我們,“政治艱難地支撐著一個平常的世界”,但在這個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內容並不關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內容不是與裁判爭辯”。在這個意義上,米諾格說要防範政治的僭越,歸根到底就是要防範公共權力的僭越。
在米諾格看來,我們或可製訂齣相對正義、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規則,但仍無法解決在廣闊背景中的人性叵測與文化差異。所以,嚮往理想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另一方麵,則是要警惕種種或明或暗的“狹隘偏見”。也正因此,政治學處於“通識教育的核心”,它關切著我們在道德品性和經驗生活中的雙重幸福。
2008年4月2日於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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