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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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现实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人文与社会译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人文与社会译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内容简介
《人文与社会译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作者在书中指出，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作者简介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精彩书评
说实在话，我被斯科特的著作迷住了。斯科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社会中，坏的情况要数挨饿，农民要把挨饿的风险降至低，他们的社会秩序有赖于此。就此而言，农民不会去追求利益大化，这个特征是我们西方强加给他们的。……我是研究南亚政治经济的，这本书对我的课题“锡兰僧加罗民族主义的崛起”很有帮助。……对任何一位关心东南亚发展、农业发展和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它都是一本必读书。——迈克尔·肖沃尔特
斯科特的分析表明不发达国家的低度发展和贫穷不仅仅是发展失败引起的，而且还是国际化导致的结果。……斯科特论证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两个不同。传统社会总体上是生存伦理，更倾向于安全感和可靠性，家庭和亲属纽带等都是个体遭受厄运时的安全阀。……斯科特认为，对于维持生计的人们来说，更期望的是稳定的实际收入，而不是更高的平均收入。
——法鲁克·埃克梅克奇
目录
前言导论
第一章 生存伦理的经济与社会学
“安全第一”：生存经济学
生存伦理的社会学
农民社会中的风险分配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第二章 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
风险与社会分层
乡村的风险保障
租佃与分成租佃的风险
风险和政府
第三章 风险分配与殖民地变革
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
乡村保护的弱化
辅助生存资源的丧失
农村阶级关系的恶化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与世界经济
第四章 作为勒索者的政府
缅甸
越南
第五章 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交趾支那：“红色恐怖”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起义过程
下缅甸——沙耶山起义
第六章 剥削的分析意义：互惠与生存的公正
剥削的标准
剥削——一个道德难题
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生存——基本的社会权利
传统与稳定交换的打破
社会分层、义务和权利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镇压
反叛的结构性背景
反叛与农民的社会结构
不反叛，自助，或溃散
不反叛：镇压和“错觉”问题
索引
译后感言
前言/序言
这项关于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这一事实对于认识剥削问题有着巨大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有可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本书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检验了这一理论。农业的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逐渐破坏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书对此类反抗的两个突出事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静苏维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自校对本书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不少关于第三世界农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关于反叛运动的档案材料。这些都会加强我的论点，也会加入一些细微的差别。特别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未能读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这两书。
读者将会注意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图指明——特别是在论述“错觉”问题时——此种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线，但我自己在这里也不过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异议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本书于1973年到1974年间完成初稿。那时，我幸运地得到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迁居巴黎从事19世纪艺术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时间，广泛地阅读了被泛泛地称为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的著作，特别是马克·布洛克和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罗伯特·曼德鲁和R.C.科布论大众心态的著作。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著作的某种精神，尽管我不愿意自称是他们团体的成员而玷污他们的学派。我不定期参加了由尼科斯·普兰茨和阿兰·图雷纳组织的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高级研讨会，深受启发，随之极大地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程度。乔治·孔多米纳也欢迎我每周参加他的令人兴奋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研讨会。同在我之前的许多学者一样，我得益于麦迪逊人文科学图书馆的设备和学术氛围，非常感激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萨科夫、埃兹雷·叙雷曼和亚纳·巴尔贝等学者结下的学术友谊，给孤苦写作中的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巴黎的海外档案馆和伦敦的印度公务图书馆，为我在本书中关于越南和缅甸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资料，我要感谢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
倘若不是1973年春从亚洲学会的东南亚发展顾问组得到半年的研究奖金，使我有机会整理酝酿已久的思想，我就不会进入写作状态。
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上的帮助，真是难以尽述。而且，据我所知，我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合作者愿意继续做无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谢詹姆斯·罗马塞特、小巴林顿·穆尔和西德尔·西尔弗曼，他们的著作帮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加伊·帕拉迪塞·凯利、萨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亚历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评帮助，那么，本书无疑要在事实和分析两方面出现更多的错误。关于顺从和错觉这个无论如何都有出错危险的话题，我拒绝了罗纳德·赫林、托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尔和迈克尔·莱瑟森的许多批评。他们对我的论点的抨击，帮助我进一步巩固了论点，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全然抛弃自己的观点会感到遗憾。我用来巩固观点的部分材料来自杰出的荷兰学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学术观点。
在本书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评者中间，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阿代斯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提出了最尖锐深刻的意见。根据他们仔细阅读之后的意见，我重新思考和系统阐述了许多论据。虽然我肯定不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论最后成书的质量如何，本书能达到目前这个程度都是同他们的详细评论分不开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土地使用权研究中心，作为主要负责我在农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机构，十分友好地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资助，使我有可能根据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重写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尔曼和Ｆ.海沃德，给了我多方面的鼓励，确实难以尽述。尤为重要的是，爱德华·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开设了有关农民的政治活动和革命的课程——在学术的非神秘化、关于马克思以及农民问题等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使我难以报答。我只能希望本书不辜负他的友谊和指导。
詹妮·米特纳切特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还修复了由于我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会而造成的许多文字硬伤。
说到这里，按照标准前言的惯例，该是作者为书中的错误和自己的固执包揽全部责任、免除他人责任的时候了。但我不一定想这么做。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J.C.S.
1976年5月26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用户评价
这本书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作为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我一直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种模糊的、甚至有些浪漫化的想象。直到我读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暂且这么称呼它吧），我才真正开始理解，原来在淳朴的外表下，农民的经济行为有着如此深刻的内在逻辑和道德考量。作者并没有像很多社会学著作那样，上来就堆砌复杂的理论框架，而是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和细致的田野调查，将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呈现在我面前。我尤其被那些关于“最低生计水平”的论述所打动，书中描绘的场景，农民们并非为了追求暴利，而是尽力确保家庭成员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不至于陷入贫困的泥潭。这种“道义”的底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似乎越来越被忽视，但它却扎根于农民长久以来形成的生存智慧和社群伦理之中。读完之后，我开始反思，我们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是不是也应该带有一些“道义”的审视？不仅仅是追求性价比，更应该考虑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农民，更是关于一种更深层次的人性，一种在物质追求之外，对尊严和公平的坚守。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论述方式和深度，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作者在分析农民的经济行为时，并非简单地将他们看作是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将他们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的探讨，让我耳目一新。我一直以为，经济行为的核心就是利益最大化，但这本书却提出了“道义经济学”的视角，强调了农民在追求生计的过程中，还受到一系列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比如对社区的责任感、对公平的追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集体主义”情结。这种视角，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们对“理性”和“利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我们是不是过于强调了个体利益，而忽视了集体福祉和道德约束的作用？这本书所描绘的农民形象，虽然可能带有历史的烙烟，但其所蕴含的对于尊严、公平和社群价值的追求，对于当下的我们，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评分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让我深刻认识到历史进程是如何塑造了农民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模式。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农民面对的经济压力、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方式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自救”和“抵抗”的章节，它们揭示了农民并非是沉默的、被动的承受者，而是在绝境中不断寻找出路，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书中的历史细节非常扎实，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一手资料，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农民的艰辛与不易。我曾经以为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是相对简单的，但这本书让我明白，即使在传统社会，农民的生产决策也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气候、市场、政府政策，甚至是邻里关系。而且，他们并非仅仅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深深地嵌入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提供了支持，也带来了约束。读这本书，不仅仅是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出了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以及对普通人生存智慧的赞叹。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农民的“经济学”。我之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多停留在供需曲线、成本收益分析这些冰冷的公式上。但这本书却告诉我，在农业社会，尤其是过去那种半自然半市场的经济环境中，情感、人情、信任这些“软性”因素，在经济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书中提到的“互助网络”，农民之间不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而是充满了义务和责任的连接。这种连接，在应对风险、分散损失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曾经在一些农村地区生活过，也亲身感受到那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复杂人际关系，但这本书帮我把这种体验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让我明白了这种关系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它让我意识到，经济活动并非总是冰冷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人性的温度和复杂性。尤其是在一些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基于人情和信任的经济模式，对于农民的生存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道防线。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真的觉得自己的认知被颠覆了。一直以来，我们对农民的理解，可能更多停留在“贫困”、“落后”、“传统”这些标签上，认为他们的经济行为是简单粗暴、缺乏理性指导的。但这本书却用扎实的研究和深刻的洞察，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我被书中对农民“抗风险能力”的分析深深吸引，他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严苛的环境下，通过精巧的策略和社群的互助，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这种智慧，不是课堂上学来的理论，而是无数代人与土地、与生活搏斗的经验结晶。书中关于“最小收益”和“最大损失”的辩证思考，让我看到了农民在极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理性极致。他们不是不追求利益，而是他们对利益的理解，与我们这些城市居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首先要保障的是生存的底线，是家庭的稳定，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本书让我对“农民”这个群体，充满了敬意，也对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评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评分我前面已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激发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传统，其中有些在当代社会科学讨论中还占据着核心地位。出于简洁的目的，我将要列举一本与达伦多夫的著作一样在社会学中造成重大影响的作品，以此作为与工业社会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此书的观点与达伦多夫相去甚远，因为它是一本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就是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Miliband《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密里本德的目标与达伦多夫非常一致，那就是分析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同时检视马克思著作在分析这些变化时的意义。然而，当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不再有效时，密里本德却认为，这些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失去其解释的力量。当然，密里本德也认为，自马克思去世以来，世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彻底改变或放弃它们。
评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该领域——道义经济学重要作者詹姆斯 斯科特的重要著作。期待尽快开始阅读。
评分作者指出，农民关注的不是被索取了多少而是自己剩下了多少，当自己所剩的不足以维持生存、或者是精英阶级和政府破坏了其社会公正感（两者本质是一致的），农民就可能反叛。但以此理论考察中国1959-1960年的大饥荒时，理论与实际情况出现了差异。关于大饥荒饿死农民的数量，暂取3000万人这一说法，那么说明这3000万农民在被国家索取产品后所剩的绝不足以维持生存。在不存在市场体制、辅助性生产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由于这些人最终饿死，说明政府即使有援助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根据斯科特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所能做出的政治选择无外乎反叛。但是我们并未见到有关当时大规模反叛的记载（3000万不是小数字）。当然，斯科特也指出，农民的具体社会公正观念和政治选择因其具体环境和历史文化经验而不同，但即使如此，也难以理解中国3000万农民宁愿处于饥饿致死的境地也不愿反叛现存制度。那么也许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政府迅速镇压了大规模反叛（依靠现代武装）并彻底掩盖了消息。但如果农民真的是没有采取极端暴力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他们的这种超常选择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评分在本书中，作者从亲身考察的东南亚农民的反叛运动入手，探究了当地进入殖民地时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兴起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冲击。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传统乡村的农民有自己的生存伦理，其社会安排和经济安排都是从生存伦理出发来构建的，这也构成了传统农民的有关社会公正的道德价值观念。进入殖民地时代以后，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遭到侵犯，因而农民奋起反抗，这并非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贫困。
评分James.scott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是他的早期作品，今年5月再版，目光向下關注農民真實的生活境況和政治活動，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配合《弱者的武器》、《國家的視角》閱讀，會有頗多的收穫。
评分经验之作，经典，值得借鉴
评分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评分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现实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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