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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 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钦服他既能做大事,又能传播思想,以品格的力量影响后人这一点,真正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做大事,不是做大官。《清史专家林乾系列:正能量曾国藩·一个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典范》也正是在“做大事”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对曾国藩进行新的解读,对于当前的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以及青年人都是非常好的人生借鉴。
内容简介
《清史专家林乾系列:正能量曾国藩·一个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典范》是在我于2000年出版的《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方略》基础上,进行全面修订完成的。“方略”一书出版后,受到各界知名人士的极大推崇,并在美国等多个国家销售。这对于多年研究曾国藩的我而言,是大的肯定和鞭策,也激励我继续追寻曾国藩身上所特有的品格,挖掘他成大事的正能量。
与他同时代并成为他成大事的左膀右臂的胡林翼、李鸿章等人所具有的“官二代”的光环不同,曾国藩出身普通的农家子弟,早年社会关系简单,基础极为单薄,这就使得他所积蓄的正能量的时间似乎要更长一些。但他秉持“一入官场,即待罪之身”,对每一项任职都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历任各部侍郎,九年十迁,37岁成为清朝为数甚少的副部级领导。《年谱》记载他每日以八事自课,“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堪称是荀子所说的“仕者必为学”的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孔子所倡导的“仕而优则学”,即便他后来手挽四省兵符,戎马倥偬;以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职任两江总督,仍然“舟次不废学”,对此,身边的幕僚方宗诚颇为不解,他回答说:世间之事,为我们所不知、不深知者太多了。不读书,理不能明,心不能养,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古往今来,大人物而走向颠蹶的,都是不学之过啊!他所说的“学习”,不是本本主义,而是实践中学,他说:向古人学习,多看书籍,向今人学习,多找榜样;做事情,问当局者,知道委曲,问旁观者,知道效验。勤习不已,才能免于咎戾。这些都可以说是他不断累积正能量的法宝。
作者简介
林乾,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历史学博士。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清史。在中央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主讲曾国藩等系列讲座。著有《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方略》、《曾国藩和他的幕僚》、《曾国藩大传》、《曾国藩用人智慧全鉴》、《曾国藩修身与用人之道》等。
目录
第一章 局面做大:积累正能量
曾国藩怎样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以至连皇帝都惧他三分?蒋介石称:“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实则源于曾国藩善于积累正能量。
1.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
2.起家本钱,不可轻易一试
3.体制不容,暂避强者锋芒
4.躬履诸艰,不责人以同患
5.局面狭小,不许自立门户
6.待价而沽,为“局中人”而争
7.成大事有二途,儒缓为其一
8.大功大名,不可一人独享
9.为下属争取发展空间
10.立人达人,胜过所有权术
11.极盛之时,让人各显手段
12.取人为善,集众思广众益
13.合众人之私,满足成长需要
14.薪火相传,盛时接班谋事
第二章 广结关系:涵养正能量
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他提炼出的“未发迹时善交人”等“关系学准则”,堪称足为后世所效法的“友道”。而曾国藩正是通过他特有的“交结学”,使正能量得以涵养。
1.未发迹时早结网
2.早年知己,得道多助
3.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事
4.利用乡里关系,扩充人脉
5.一生成败,关乎朋友贤否
6.深交之人,守定宁缺勿滥
7.于应酬之际,观人情厚薄
8.以诚相交,襟怀广阔
9.上位而不骄,赖忠耿诤友
第三章 居官不败:守护正能量
曾国藩的仕途虽屡经坎坷,可为什么官越做越大?他善于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总结出许多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使正能量得以守护和坚持。通过他的居官智慧,来解开他晚场善收,成为传统中国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谜底。
1.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
2.委曲为官,屈心抑志
3.不在流俗毁誉上讨风信
4.居官四败:昏、傲、贪、诈
5.“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6.高官以通达政体为贵
7.久居高位的三大法宝
8.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
9.惟有忧患,才能长久
10.执理不移,忍隐婉陈
11.“为政不得罪巨室”
12.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13.坦陈利害,不可欺蒙上司
14.宦海畏途,谨字当先
15.功名不可恃,进退善抉择
16.左右近习,不可不慎
17.古今膺大位而颠蹶者,皆不学之过
第四章 成就大事:释放正能量
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称赞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而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就是钦服他既能做大事,又能传播思想,以品格的力量影响后人这一点,称他是中国几千年仅有的“办事兼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成就大事之道,也就是释放正能量过程的体现。
1.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2.天下事,必须躬自入局
3.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4.权衡轻重,把握事机
5.封疆大吏:四事三要则
6.适时而变,一生大彻大悟时
7.成大业者,须从小事做起
8.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以往成败
9.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为要
10.担当大事要有大气度
11.自胜之力甚强,方能成大事
12.成大事者,目标远大与综理细微缺一不可
13.相濡以沫,气类孤则大事不成
14.破官场习气,敢言能负重
第五章求人辅佐:夯实正能量
曾国藩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称“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随着台面逐渐做大,曾国藩通过寻找事业帮手来夯实正能量。
1.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
2.把好做法转变为一种机制
3.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
4.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5.三种人不宜提拔
6.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满
7.知人之明,源于体察入微
8.“扶助英豪,张大吾军”
9.不可重用表现欲过强之人
10.为人之道有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11.不用轻薄与刻薄之人
12.严于律己,不受人惠
13.折服强悍之人要用两手
14.为下属承担责任
第六章 境遇应对:管控负能量
《易》之大道,无时不在言变,而成大事者一定都经历过或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境遇,成大事者要管控好负能量,方能直道前行。后人总结曾国藩“一生三变”,每一次大的方略调整都使他保存、壮大了自己。
1.身处逆境之二策:苦练内功、徐图自强
2.不唯书,不唯上,成功与否人、天各半
3.“伏虎于匣”,进退隐显细思量
4.适时而变,一生三次大调整
5.把握“度”的界限,得意不再妄
6.平生最喜“花未全开月未圆”
7.盛时要作衰时想,晚场善收的要义
8.忧虑清朝覆亡,淡看个人生死
9.习学之事,相伴终生
10.大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第七章 家世不衰:延续正能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很少有人能常胜不败,更难寻找三世不衰的家庭。近代史上的曾家却是个例外,这源于他正视、重视“周期率”,使正能量得以代代延续,成为百年家族盛而不衰的典范。
1.常说常行“八宝饭”
2.身教是一种榜样和引领
3.希望“代代有读书种子”
4.气象兴衰,责有攸归
5.“八本三致祥”,贤才出于家教
6.惟有耕读之家耐久不衰
7.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8.官宦之家,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9.尊重个性,断不可送条子
10.以严治家,顺境久必生波灾
11.言传身教,六者皆范
12.勉励为主,家和则百福生
13.不与骄奢人家结亲
14.遗产多易长后代骄惰之气
15.不着长辈恩怨,遗泽惠后人
16.为官最忌求田问舍,让他三尺又何妨
17.君逸臣劳,养生六法
……
精彩书摘
居官四败:昏、傲、贪、诈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就丢官的。前者属于居官而败的“软原因”,它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不好,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忧虑时间长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会失败,傲狠妄为的人会失败,贪鄙无忌的人会失败,反复多诈的人会失败。”曾国藩所说的前次,是指1864年2月所总结的:身败之道有四:骄盈凌物、昏惰任下、贪刻兼至、反复无信。可见确有差别。
曾国藩提出,要居官不败,必须力戒此四败。避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
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因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所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既叹气又痛恨,求得一个象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倍加器重,屡次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各种人才混为一谈,我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就是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对部属要求严格,绝不放任。曾国藩剿捻时,陈国瑞部与刘铭传军发生火拼,起因于陈国瑞抢夺,但陈恶人先告状。曾国藩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功过,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但陈国瑞不遵约束,曾国藩三次参奏,撤去帮办军务。陈国瑞也向曾国藩认错,不再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和珅、反复多诈如李林甫等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对他的九弟曾国荃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其中之一就是傲。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洽。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至嘱。
至于贪、诈而失败的例证,比比皆是,也可以说,凡是贪、诈之辈,没有不失败的,只是时间而已。
高官以通达政体为贵
1847年,曾国藩在京城做侍郎时,他的弟子高生出去做官,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做得好?他告诉高生: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于过。也就是说,不能频繁地出政策、出措施,使得更多的人陷于不法或者过错之中。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罔民。他举例说,就拿清理籍贯这件事来说,应该崇尚宽大,不能操之太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这样做也不是国家“宏采庶士之宜,仆持此议,盖非一日。”,并说“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施行不少“新政”,但关系下属的安置,曾国藩明确表态:丁日昌如果要去掉所有属员的饭碗,我也不会同意,须知天下人的饭碗,万万不能没有,你打掉他一个饭碗,他一定另外寻找一个饭碗,于公事没有益处,不过百姓吃亏而已。”
清代在江苏等八省征收漕粮,地方官在征收过程中,通过勒折、浮收等办法加重纳粮户的负担,致使民怨沸腾,自嘉庆时期开始,清廷及地方官试图解决这一影响社会稳定的弊政,但都未能如愿,因而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这也是其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攻下天京后,曾国藩推动完成了减漕改革,成为当时最成功的一项惠及几省普通纳粮户的重要改革。此外,为减免税负,他还四次和下属交涉。曾国藩第二次任两江总督后,正逢天下大旱,他奏准免征钱粮,百姓纷纷大呼是仁德之举。但此后地方司道官员又重新征收,以至于民间怨声载道。曾国藩最初也不知情。1867年7月下旬,一位姓邓的幕僚得知此事,告诉了赵烈文,赵又将此事禀明曾国藩。为此曾国藩与司道官员四次协商,钱应溥也赞成免征这件事,至此,减免钱粮一事才最后确定下来。
他一贯主张,“设官分职,贵在通达政体”。为官的人,不能以一己之好恶裁处事情,更不能以权势没有敢抗,一意妄行。《浪潜纪闻初笔》记载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也是他通达政体的事证之一。
金陵(南京)乃六朝粉黛之都,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庶繁华为天下所仰慕,但她饱经风霜,后来只剩秦淮河,尚保存六朝风味。明朝末年,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俱绝的名妓,均出自于此,并倾动天下才子。
然而,自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于南京后,这里打了十年的仗,秦淮河也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曾国藩在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江南乡试的同时,又令人将战争期间残毁而无法使用的船只,放到秦淮河,以招揽商人、士子,不久,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再现了往日的繁华。
但此举却遭到曾国藩的幕僚、出任江宁知府不久的涂宗瀛的反对,甚至引起轩然大波。涂宗瀛是安徽六安州人,举人出身,曾在家乡带团勇。1862年,前去江苏分发知县时,在安庆留在曾国藩的幕府。打下南京后,经曾国藩举荐,升江宁知府。涂思想有些守旧,是个迂腐型的官员,对两江总督大人此举颇不以为然,立即下令江宁等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第二天,拜谒了昔日的幕主、今日三省最高长官曾国藩,禀报对此事的处理。
涂宗瀛满以为会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说道:“听说秦淮河的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早年曾经到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知府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宗瀛。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没有与涂知府进行争辩孰是孰非,而是拿出他一贯的处事风格,只做不说,用行动来做出回答。总督大人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涂知府也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写道:自此后,一时士女欢声,商贾云集,河房榛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盛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信来归,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公(曾国藩)之此举,实在是深知为政之体啊!
又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867年7月19日载:最初,老师(指曾国藩)考虑到南京城民生计萧条,命令下属官员将原来用于作战用的已经报废而剩下的四板炮船的船身,发给贫民撑驾,并改成秦淮凉棚的样式,以便来年科举考试时用来做点生意。用意本来是为了方便民众,但这一做法刚一提出,那些喜欢放言高论的人就议论纷纷,说总督大人这是打算恢复秦淮河的灯船;又有人说,总督大人要招集秦淮河青楼女子。昨天,江苏布政使李宗羲前来力谏,但被老师所拒绝。李宗羲的请求没有被采纳,于是悻悻而去。老师把这件事告诉我说:“自南宋以来,天下就为士大夫所把持,凡是要做一件事情,这些人不论事情的轻重,也不论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是起来全力争夺,软弱及昏庸的君主被这些人的气势所吓倒,六神无主。宋明两朝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灭亡的啊!”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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