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暢銷書《蘇共亡黨十年祭》作者黃葦町再齣新著,《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緊扣近10年來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對蘇共亡黨進行更加係統精深的研究。
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黨的群眾路綫教育實踐活動學習用書
中央電視颱《讀書》欄目與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聯閤評選的"2013中國好書"
新華網與中國齣版傳媒商報聯閤評選的"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
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評選的"2012-2013年度全行業暢銷書"
內容簡介
2001年,一本《蘇共亡黨十年祭》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十多年來暢銷不衰。十二年過去瞭,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人們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關注和思考卻從未停止過。著名反腐專傢黃葦町繼《蘇共亡黨十年祭》後推齣的《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將極大地滿足社會各界讀者的需求。
較之“十年祭”,《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對蘇共敗亡教訓作瞭更加係統精深的思考:權力過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蘇共垮颱的總病根。隻有科學、深刻地反思,以史為鑒,曆史悲劇纔能以曆史的進步來補償。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對照前蘇聯和中國當前及世界形勢,全方位解讀和研究蘇共的失敗,同時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竈”,具有很高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執政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黃葦町,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中國經濟學傢。1947年生,1975年畢業於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1982年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做編輯工作,撰寫思想評論。1985年任紅旗雜誌社事業部主任。現任紅旗齣版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的消費之謎》、《中國的隱形經濟》、《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等。曾獲“全國首屆十佳經濟讀物”奬等5個奬項。作者多次應邀齣國講學,《中國的隱形經濟》等三種專著已被譯成英、日、韓、德等多種文本在國外齣版發行。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我們國傢無論在體製、製度上,還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麵臨的境遇,都與前蘇聯有著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瞭,能走齣一片艷陽天;弄不好,蘇共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習近平
目錄
自序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第一篇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一 漲價打開瞭潘多拉盒子
二 工人階級不再留戀“工人國傢”
三 69年-6年9個月-69個小時
四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五 “上街的是自己,上颱的是彆人”
六 百年迴首話當初
第二篇 三十功名塵與土
一 “新經濟政策”夭摺和強推農業集體化
二 總路綫、工業趕超和農業公社
三 大飢荒帶來的黨內論爭
四 “大清洗”——不忍卒讀的一頁
五 理論扭麯與權力集中
六 黨內自殘的惡果
七 曆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三篇 蘇共錯失的幾次重要發展機遇
一 沉醉勝利,錯失改革開放良機
二 社會振蕩使改革“欲速則不達”
三 “布拉格之春”導緻的“急刹車”
四 與新技術革命擦肩而過
五 油價暴漲助長瞭不思進取
六 代際更替淪為改朝換代
七 京城老翁,坐看風起雲湧
第四篇 誰綁架瞭改革?
一 赫魯曉夫“對乾部不負責任”被趕下颱
二 柯西金得罪強勢集團被迫辭職
三 戈爾巴喬夫打開瞭潘多拉盒子
四 勃列日涅夫——傳統體製的化身
五 執政能力和人纔的枯竭
第五篇 心中沒有人民,必被人民拋棄
一 人心被葉利欽帶走瞭
二 特權的最大危險——和人民的睏苦隔離
三 國因傢破、國破傢亡
四 隻聽見自己的聲音,卻說是人民的聲音
五 他們是為瞭自己可以背叛一切的人
六 再看今日之俄羅斯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一 互聯網十年變
附錄二 我讀黃葦町的《我的爺爺奶奶》
精彩書摘
葉利欽是戈爾巴喬夫一手提拔起來的。1985年3月,剛剛就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前往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諾夫斯剋州視察工作,對全程陪同的時年53歲的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的果斷能乾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視察結束一個月後,便將葉利欽調入莫斯科任蘇聯建設部長。5個月後,葉利欽又被火箭式地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當時誰都不會想到,後者會成為蘇共和蘇聯這個大黨和大國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發現瞭新任市委書記與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們中的一些人那樣不苟言笑,語速緩慢,沉穩中透著傲氣,讓人敬而遠之。他看起來更像個率性而為、在酒桌上無話不談的爽快漢子。為瞭體察民情,他經常微服私訪,一會兒乘上公共汽車、電車或者地鐵,瞭解居民齣行的情況;一會兒跑到商店或者門診部,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和醫院服務情況,於是第二天這條新聞便把莫斯科攪得滿城風雨。
針對當時日用消費品緊缺的狀況,葉利欽籌建起一批食品、肉類加工廠和乳品生産廠,並公開嚮民眾許諾,將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諸如香腸和酸奶長期短缺等老大難問題。他逛商店時發現有的商店經理私藏貨物到黑市賣高價,就亮明身份當場予以免職。年過半百的葉利欽,甚至還不時下車間與小夥子們一起裝卸貨物。有人還在購買副食品的長隊中,驚訝地發現瞭裹著厚厚的呢大衣、圍著毛圍巾、在雪後的街道邊默默地跟著前麵的人挪動腳步的市委第一書記的妻子——按照內部供應製度,作為排在蘇聯領導人前幾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同時又是首都最高首長的傢人,她完全不必排隊,甚至不必齣門,就可以派服務員或司機,開車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簡單地在記賬單上簽個名,就能把各種進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裝運迴傢。
葉利欽特彆重視和善於利用正在開放的輿論工具。莫斯科首批關於改革的報道之一,是在電視上直播瞭查處公車私用的報道。一個周末,在通往鄉間的大道上,從城裏開來的黑色的“伏爾加”牌公車受到攔路檢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並不是去辦公事,而是去彆墅。麵對從車裏走齣的倉皇失措的體麵男子,軍官在電視颱記者的攝像頭前建議他,今後在類似的情況下乘電氣列車。隨後莫斯科就齣颱瞭一項政策——減少公車數量,領導人的妻子、親戚不得將公傢的汽車用於私人需要。第一書記本人也象徵性地乘坐公共汽車上班,為其他人樹立榜樣。他還嚮“特供點”“專門醫院”療養院等發起進攻,他下令取消瞭莫斯科市的高乾特供商店,建議莫斯科黨的機關乾部迴憶“列寜的樸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蘇聯人一樣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屬於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各部門管理的這種商店就有100多處。
後來葉利欽在《我的自白》中是這樣揭露蘇共上層的嚴重特權現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瞭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瞭共産主義……共産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傢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他認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這些特權現象,葉利欽公開號召首都新聞界將其曝光。一時間,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報》、莫斯科電視颱的社會專欄裏洶湧澎湃,形成一股內幕報道熱潮,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葉利欽認為,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他們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級乾部的食品特供、公車私用、保健醫療、專門服裝加工部和劇院為領導乾部預留座位等做法。這些盡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還從未有人敢於觸動這些黨和國傢的“內部待遇”。可他這樣做瞭。當時的考慮是,“成韆上萬的人都是這場鬥爭的見證人”。從這些問題入手,可以使他迅速獲得那些沒有特權,並經常感受到特權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葉利欽首先選擇蘇共領導乾部的“特權”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攜者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主政後,也曾批評過特權現象。
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齣:“應該從自身做起。宴會、禮品、招待會——我們曾鼓勵所有這一切,而且自己也參加過,各級領導有自己的食品供應基地,他們的妻子連商店都不用跑瞭。在每個區、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內部供應商店,在那裏分配著進口商品。我們自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有錯。
感謝上帝,我們自己沒有走上犯罪的道路。這一切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瞭。”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並非沒有看到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對蘇共乾群關係和領導乾部形象造成的嚴重損害,如果他上颱後能夠積極、穩妥地采取措施,動手逐步消除這些特權,是可以在群眾中為他的改革政策贏得很多加分的。但戈爾巴喬夫講歸講,並沒打算真的馬上動手去做。他能夠當上蘇共第一把手,就與擔任“療養院書記”期間,能夠精心地為領導人提供特權享受而獲得青睞分不開,他知道觸動這個問題的利害關係。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葉利欽一上颱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權”搞到如此大張旗鼓,甚至鳳聲鶴唳的地步,打亂瞭他的改革全盤計劃。這樣做盡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絕大多數普通人和知識分子的認可,但在黨的領導層中卻引起軒然大波:這個從斯維爾德諾夫斯剋來的鄉下人到底要乾什麼?他怎麼可以為瞭沽名釣譽而打破幾代人傳下來的老規矩,威脅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誰在背後支持他?因為這不僅會影響到每個領導乾部正常的傢庭生活,還會直接損害他們的地位和尊嚴——如果要求每個領導乾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凍得前胸貼後背的普通人的長隊的話。對葉利欽這些“齣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惱火的是戈爾巴喬夫。當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種種阻力、爭取各級領導乾部支持時,他不希望葉利欽一下子把領導層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這一係列讓人眼花繚亂的“組閤拳”,使葉利欽在風頭上甚至蓋過瞭戈爾巴喬夫本人,成為媒體聚光燈和攝像鏡頭無可爭議的聚焦點,也使總書記從內心感到不快。因此,當莫斯科的地方媒體對葉利欽的這些舉動報道得熱火朝天時,蘇共中央的媒體卻悄悄地減少甚至停止瞭這類報道。因為真理報總編輯接到戈爾巴喬夫的電話:對葉利欽的報道要“淡化處理”,《真理報》不要鼓動葉利欽去進行他的“煽情行為”。令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中央媒體對葉利欽明顯的視若無睹甚至抵製,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強的社會氛圍中,幫助他樹立瞭與“官僚集團”鬥爭的“反特權”旗手形象。有關葉利欽的事跡在民眾中口口相傳,使他很快成瞭莫斯科乃至全蘇聯的傳奇式人物,並被賦予英雄般的品德。
葉利欽所觸動的的確是蘇聯領導乾部的核心利益之一——從斯大林時期就開始的各種公開和隱蔽的特權。不過,當時享有特權的人數較少,對群眾心理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斯大林對各級乾部的不斷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領導乾部也不敢肆意妄為。而赫魯曉夫上颱後對乾部特權製度的“十次打擊”,特彆是關於乾部輪換的硬性規定,領導乾部像走馬燈一樣不斷更換,也難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特權階層。但等級特權既然已成為閤法製度,就潛藏著蔓延的危險。羅·亞·麥德維傑夫在《讓曆史來審判》一書中說:“黨的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開始遠不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響,黨內機構的個彆環節也齣現瞭腐化因素,完全沒有什麼理由使一些黨的乾部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後來又變成瞭目的本身,成為一種拜物教。”而蘇聯現實的體製機製係統中“缺乏任何比較有效地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
到瞭勃列日涅夫時期,尤其在其執政後期,一方麵由於體製僵化和乾部隊伍高度穩定;另一方麵由於腐朽思想對乾部隊伍的侵蝕及黨內外長期缺乏民主監督,“特權階層”終於形成。“特權階層”有以下主要特徵: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事業單位、集體農莊的絕對領導權,是自己權力所及範圍內的“老大”。第二,他們基本都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傢訪問。第三,他們不以享有高級乾部的特殊待遇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傢財産。第四,他們還盤根錯節、拉幫結派,聯閤起來反對任何有損自己利益的實質性改革。第五,他們已經擁有現行體製下能夠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觀上並不想搞垮蘇共和蘇聯,但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纔為後來的改革夭摺和蘇聯解體埋下瞭禍根。
如果說,腐敗的本質是以權謀私。在蘇聯的政治機體中,實際上存在兩種形式的腐敗。一種是明顯非法的腐敗,包括利用手裏掌握的公共權力貪汙受賄、走私、侵占國有資産等要受到蘇維埃法律追究的行為。另一種是貌似閤法的腐敗,就是利用手裏掌握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製定各種超過履行公職需要的特權。什麼是履行公職需要的閤理的特殊待遇,什麼是超過需要的特權?很難細分。但有兩種做法明顯屬於不閤理的特權,人們是有共識的。一種是把特殊待遇“泛化”,為瞭使自己和一般群眾隔絕開來,而把這種“身份性消費”延伸到所有的消費領域,齣現領導乾部和老百姓完全“雙軌製”的消費。另一種就是把領導乾部的特殊待遇不閤情理地全麵延伸到他們的親屬子女身上,進而發展到後者可以藉此謀取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和長遠利益,甚至進行資本積纍。
葉利欽選擇“反特權”作為他實現政治抱負的突破口,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公開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物質匱乏、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對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越來越反感,而葉利欽的每個不同凡響的舉動,都可以通過媒體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嚮鏡頭的中心,進而發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斷升級。在中央全會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講話稿時,葉利欽為展示直言作風,也對講稿挑瞭一通毛病,提瞭20多條修改意見,其中包括對蘇聯過去70年曆史的基本評價和黨的現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則性問題。他特彆提齣尤其強調要警惕正在興起的吹捧總書記的壞風氣。於是,一個充滿鬥爭性的“熱血中年”的形象在葉利欽身上躍然而齣。對葉利欽來說,這麼做並不奇怪,但沒想到戈爾巴喬夫的反應是失態的:從沒人敢這樣批評他!中央委員們對這個破壞“規矩”的莽撞傢夥也群情激憤,爭先恐後發言抨擊葉利欽。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傢”雅科夫列夫,稱“葉利欽是從背後給瞭黨一刀”。全會當場決定解除葉利欽各項職務。後來葉利欽寫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遭到戈爾巴喬夫拒絕。經受不瞭刺激的葉利欽用剪刀自殺未遂,次年1月被降職為部長級的國傢建委副主席。戈爾巴喬夫口口聲聲講“民主”,但當“民主”指嚮他時,卻受不瞭。大傢親眼看到戈爾巴喬夫度量太小,此後身邊的人再沒有敢講話的瞭。
……
前言/序言
自序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從以《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為題在國傢行政學院做首場報告到成書,已過去兩年多瞭,準確講,本書應該叫“二十二年祭”瞭。首先要嚮讀者和約稿的江西高校齣版社緻歉。
22年來,人們對劇變原因的探究從未停止過,最龐大的研究群體在中國。這不奇怪。同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執政時間最久的馬剋思主義政黨之一,研究蘇共的失敗,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竈”。因此也與其他曆史問題的研究,錶現齣一個很大不同。即參與者中不僅有專傢學者,還有各條戰綫的黨員乾部、各種職業的黨內外人士。這正是“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憂患意識的體現。
有種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蘇聯由盛到衰的轉摺點;戈爾巴喬夫背叛馬剋思主義,導緻蘇共垮颱。他們說,西方反斯大林,攻擊的其實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隨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這種政治警覺十分可貴。但如果因為一些西方人士彆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與科學社會主義劃等號;因為戈爾巴喬夫提齣“民主化”“公開性”,搞亂瞭人們思想,便認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長治久安,同樣會誤入歧途。
斯大林是堅定的無産階級革命傢。他的名字,是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的鞏固和發展,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聯係在一起的。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始終以馬剋思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來發展完善自己創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模式,而是將其凝固化、神聖化,視為各國共産黨都要遵循的“普遍經驗”。他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的“大清洗”,種下蘇共亡黨的禍根。最有力的證明,就是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時,蘇聯已經解體5年,物價上漲6000多倍,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畢生的積蓄被一捲而空。麵對葉利欽給國傢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人們照理應把票投給他的對立麵、俄共候選人久加諾夫。但葉利欽的競選班子,讓電視颱滾動播放“大清洗”的鏡頭和紀錄片,以此告訴大傢,誰投俄共的票,就是準備迴到自己和傢人不知何時會失蹤的年代。選舉結果錶明,人們更害怕迴到蘇聯的舊體製中去,因為幾乎每個蘇聯傢庭或其親屬,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幾十年後仍積怨不消。如此來攻擊俄共,最能激發群眾情緒。
同樣,把一個執政70多年、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的崩潰,歸罪於“兩個叛徒”,也有些簡單化。恩格斯在總結1848年革命失敗教訓時說:“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迴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齣賣瞭’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迴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東西,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彆人齣賣自己。”顯然,“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曆瞭動蕩的國傢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隻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瞭”。問題齣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但深層原因,還是要從體製和機製、從這個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變化中去尋找。
當年的布爾什維剋黨,本質上是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推上曆史舞颱的。1905年前後,沙俄爆發瞭爭取麵包與土地的農民革命。沙皇政府總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統治,提齣瞭“先安定,後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法庭”派往各地,審判並立即處死參加“土地恐怖”的骨乾,以至絞索在俄國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失地農民湧入城市打工,造就瞭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的産業工人階級。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占農村男勞動力一半的1300多萬農民和200多萬城市居民被徵召入伍,驅趕嚮帝國主義戰爭的絞肉機。惡劣的後勤條件導緻全綫潰敗,大批“帶槍的人”結伴返迴內地。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羅曼諾夫王朝於1917年2月垮颱。政權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傢商店,因進貨不足齣現麵包脫銷。在徹骨的寒風中排隊很久卻未買到麵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燒瞭商店,引發大規模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嘩變,工人和士兵逮捕瞭朝廷大臣、將軍。僅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瞭。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說:“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瞭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因為這種騷動在人們麵前已經齣現過幾十次瞭。”此時還流亡國外的列寜,兩個多月後纔趕迴國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達得更晚。
由於臨時政府要求人民繼續忍飢挨餓、付齣生命和鮮血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引起廣大工農兵群眾強烈不滿。於是,經過暴力革命,政權再一次被轉移到以“和平、土地、麵包”為口號的布爾什維剋黨和工兵代錶蘇維埃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布爾什維剋黨領袖列寜的努力分不開,但十月革命能在幾小時內便取得決定性勝利,與其說是列寜和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指揮部的傑齣領導纔能,不如說是強烈的、爆炸性的社會情緒強力推動的結果。因為在那個混戰的夜晚,即使斯莫爾尼宮的作戰指揮部中,也沒有誰能準確說齣攻入鼕宮的有哪些部隊。
在短短8個月時間裏,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的世界大國,竟先後有兩個貌似強大的政權,如此戲劇性地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國傢興亡取決於人心所嚮”在這裏獲得最深刻的詮釋。布爾什維剋黨的執政資格,與其說是通過武裝鬥爭奪取的,不如說是因為提齣瞭正確口號和政策,贏得瞭俄羅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獲得的。十月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開天闢地的事件,作為全世界共産黨人的教科書,“始終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誌不忘的一條。但遺憾的是,在蘇共執政的70多年間,恰恰這一條被淡忘瞭,甚至丟棄瞭。
客觀地講,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蘇聯在實現全民就業和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麵曾取得巨大成就,並被全世界勞動者所嚮往。1929—1933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期間,申請移居蘇聯的美國失業工人就在蘇聯使領館前排起長隊。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大危機過後,當西方資産階級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包括為緩和階級矛盾,將蘇共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經驗為己所用,使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獲得更大發展空間時,蘇共本身卻日漸脫離群眾。包括一些改革先驅者利國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隻有自己和傢人、卻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會危機的強勢利益集團所扼殺。
還有,蘇共是以人民的名義取得政權的,並把實現“人民當傢做主”作為自己的旗幟。蘇共執政的閤法性,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但在後來的執政實踐中,卻逐漸演變成替人民當傢做主、以人民的名義為少數人獲取利益的政黨。特彆是長期實行自上而下的乾部委任製,黨內外群眾不僅無法按自己的意願選舉領導者,甚至不能監督和批評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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