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塔西佗集：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citus]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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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比肩的拉丁语纪事作家，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维，而是塔西佗。塔西佗的两部纪事大书也是古罗马文学中的瑰宝，文辞精练紧凑，言简意赅，富有诗情，感染力强，政治事件的描写既生动又深刻，古典语文学家尼采也赞不绝口。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外，塔西佗的其余四种作品早已有了中译，译品均堪称上乘，可惜都缺乏笺释和绎读，重新译笺塔西佗作品，选译西方学界有见识的绎读，对于我们自己学会写作晚近纪事想必不无历史意义。

内容简介

　　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典范之一。与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同，塔西佗并不相信“宪政”法力无边，他熟悉却并未呼唤雅典民主政治一类“普世观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优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高贵精神与男子气概完美结合的优良政治才干。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品性，既有别于修昔底德，也有别于现代史学的传统，那就是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立志记述帝国所经历的政治事件，目的不在于编史，而是探究政制变迁所隐含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

内页插图

目录

编者前言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与卷章划分
首次行动中的一例死亡
提贝里乌斯登基
编年形式、讣告与塔西佗的主题
提贝里乌斯的卡普里阿之旅
权力的味道
没有出现的凤凰
提贝里乌斯的讣告
皇朝政治的必然模式
尼禄的异域都城
尼禄宫中的业余戏剧

精彩书摘

　　于是，剩下的提图斯和多米提亚努斯的统治，将会在三卷之内处理，如果我们接受十二卷为界的话。根据这一计划，我们可以把一卷分配给提图斯（两年），两卷给多米提亚努斯，但后者伴随着一个高得可疑的平均年数：七年半——如此节制令人难以置信，要是考虑到这位义愤（indignatio）的纪事作家，如今正自由呼吸在图拉真统治之下；而且就我们所能推测的范围而言，当时他并没有动机进行如此极端的浓缩。更有可能的是，塔西佗在这里回到了五卷编组，李维的读者对于这一编组方法再熟悉不过；塔西佗先在提图斯身上花了一卷，然后分配给多米提亚努斯四卷。如果需要将多米提亚努斯的四卷细分为两个两卷编组，塔西佗可以在十二卷结尾歇口气，此处为百年祭（88A.D.），身为十五人祭司团的成员与军事统帅，塔西佗对此有切己的兴趣，正如他在《编年纪事》提醒我们的（卷十一，第1l节）。这种安排让卷十一、卷十二平均有三年半，剩下的卷十三、卷十四平均有四年，这些数字非常接近《编年纪事》存世部分的数字。
　　这样，《纪事》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少于14卷，分组情况可能是：3+（3+3）+（1+4）。不过，圣哲罗姆提到的三十年这个数字，虽然人们一般认为确凿无疑，但并不立刻迫使我们接受这点：《编年纪事》原初的计划只有十六卷，而非许多人认为的十八卷——我们的手稿中断于卷十六第35节，在中断处记载的日期之后，还有大量材料有待处理，有鉴于此，十八卷的说法就更可信了。
　　仍然很有可能的是，当塔西佗接近完成任务时，他有意放弃了如此巧妙对称的方案，而且，由于意识到《编年纪事》与《纪事》的统一在文体上难以实现、在戏剧性上又不可想象，塔西佗便加快结局，以法翁别墅那一幕结束卷十六，并以此结束整部作品。我们也不必想象是年老体弱促使塔西佗放弃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必定要做出大量牺牲，仅仅为了美妙的分组——这一数字系统，在《编年纪事》更早的部分行之有效，现在塔西佗却很恰当地将它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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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早在1959年，我国学界就引介了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在80年代，又相继迻译《纪事》与《编年纪事》。书是译过来了，该如何读呢？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就与自家的文史传统一刀两断，走上了与西方史学接轨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学一科，就理解西方史书而言，的确有必要——我们总不宜用中国的文史传统、印度的文史传统（倘若有的话）去解读西方的史书，西方的史书还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去读——可是，什么是西方的史学传统呢？
　　梁启超当年引进且随后成为学界主流的“史学”，是成形于西方19世纪的“历史学”。起初，此种历史学怀有雄心壮志，它企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发现总体历史进程的规律、原则、观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壮志很快就被证明是不自量力：二战结束后，无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职业史家汤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了普遍拒斥。历史学剩下的工作，似乎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发掘手稿、整理档案、考辨文献，在穷尽汗牛充栋的资料后，重组所谓过去的事实。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史家们都心安理得地埋首于这平淡的“本职”工作。
　　后现代史学打破了现代史家们平凡的幸福。凭借现代语言学理论，后现代史学攻击现代史家还原历史真相的企图。他们认为，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史家的著述，都是广义的“文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语言／文本与真实的过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史家无法挣脱语言／文本的藩篱而接触到真实的过去。况且，语言一旦说出，其意义便不受言说者控制：语言／文本的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所有这些意义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触真实的过去，读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家写下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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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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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政治史学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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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拼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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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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