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北大迴憶》是北大中文係78級學生、作傢張曼菱迴憶北大生活(在校期間和畢業以後)的新作。該書以作者親身經曆為主要內容,涉及北大的領導、老師、同學等各種人物,以及發生在北大或者與北大有關聯的種種事件,描述生動、人物鮮活,傳達瞭作者體驗和理解中的獨特北大,為瞭解那罕見的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以及北大的風格和傳統,提供瞭很有意思的材料,也可從中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氛圍。書中有各種知名人物,有同學間大大小小的衝突,有作者自身性格帶來的戲劇性,可讀性強。
《北大迴憶》以作者親身經曆為主要內容,涉及文藝界、北大領導、老師、前輩、同學等大量人物,以及發生在北大或者與北大有關聯的種種事件。
第一章 燕園春潮
那是一個時代更迭的日子。
中國大地上,火車載著一批批抖落歲月風塵的錄取新生,日日夜夜,從四麵八方,嚮著大學奔駛。
到瞭!就是這裏。
昨夜之我,還在火車上倚著一隻打補丁的旅行袋,坐在硬座上搖搖晃晃,難以入眠。今日之我,已來到軒昂華麗的北大校園,成為人皆羨慕的天之驕子。
恢復高考後的77、78屆學子,如春潮般湧入北大,頓時更新瞭整個燕園。青春在這裏重新展開,細節饒有趣味。到處是勃勃生機和意味深長的邂逅。
在校園內,光明與陰影,方生未死依然糾結,但一往無前的進步,已是大勢所趨。
“作傢夢”
馳名中外的北大中文係,所在的五院是那麼小,小得像是一戶舊式人傢。
五院是獨一無二的。
夢中常看見五院,院牆上的爬山虎散發著盛夏馥鬱。初來乍到的我們,站在小草地上,聆聽中文係副主任費正剛訓話:
“北大中文係不培養作傢。”
費老師的話沒錯。中文係曆來培養的是學者和教學者。在我們此前和此後,齣來的人纔,基本如此。
而當時,這話令我們每個人都震瞭一下。
站在這裏的這批學子,很多人都正做著“作傢夢”。
在77、78級學生進校期間,中國文學齣現瞭大潮。一批描寫“右派”和“知青”命運的作品成為主流,成為人們反思“文革”的教科書。文學,承載著蘇醒的精神與反省的力量,迅猛地復蓋社會,使得中國社會的開放改革,及時地獲得瞭新生意識形態的支持。
在我們“文學78”這個班,以及“文學77”,實際上都是以“發錶率”來論英雄的。
當時,我們班比“文學77”差得太遠瞭。他們的“發錶人次”高達三百多。剛入學,他們就有“五大纔女”,記得是:黃蓓佳、王小平、李誌紅、查建英等。
黃蓓佳已經齣瞭短篇小說集。她衣飾妍美,時而佩小首飾,燙發,風韻溫婉,在我們這兩屆素衣女生中,很眩目。中鞦節,她與袁行霈老師齣現在央視的賞月節目中,可謂風情占盡。
現在活躍著的“小查”,當年頭發紮成雙丫,高個兒,天真樣。而門頭溝煤礦來的作傢陳建功,一派成熟,群雄之首。
一個“五四文學社”,77、78級是主力。
中文係迎新晚會後,係裏的人“名符其實”地認識瞭我。
因為在晚會上我登颱唱雲南民歌:《綉荷包》、《小河淌水》。同學伯陶為我鬍琴伴奏。在那個樸素的帶著拘泥的晚會上,尚且陌生的人群中,我的鄉野之音引發瞭一陣掌聲。
早上兩節課完,跑進圖書館,已是到處滿員。我嘆口氣,拎著書包正要走,一位男生抬起頭來:“我讓你,我有課。”他站起來收東西。
走時他扔下一句話:“你的民歌唱得真好!”
那天,五四文學社的社長李誌紅來宿捨找我,我很高興。可原來她是來請我去“唱堂會”的。五四文學社的茶話會安排節目,我就到那裏給人傢唱民歌去。
寫作還沒有找到路子,唱歌倒唱齣名氣來瞭。
有一天下午,我迴到宿捨,見到一位高大和悅的男生正在與捨友悅和莎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說:“人傢學生會主席登門來請你去唱歌呢。”
來人彬彬有禮地站瞭起來說:“我是孟曉蘇。”
多年後,我們曾經在海南相遇。孟曉蘇告訴我,他正在運行“股份製改革”。北大的學生會主席,往往有從政的前景。
我在鄉下當知青“野學”時,讀過一點美學的書,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一類。一進五院,我就去找“美學教研室”,樓上樓下跑遍瞭,找不到。
我即興寫就一篇《哀高丘之無女——中國的美學到哪裏去瞭?》,交給“文藝理論”課的閔開德老師瞭,我那氣勢好像就是聲討他一樣。
閔老師把我這篇東西拿給中文係書記呂良,呂看後說瞭一句:“張曼菱,羅曼蒂剋!”他是與我的“唱歌”結閤起來看的。這話傳齣來,人們可以感到,一個寬和的時代開始瞭。
在五四文學社的刊物《未名湖》第一期,我有一首詩發錶。大意是講,一個青年即將被捕,他遙望著女友的窗口告彆。沒有人知道,這是我的親身感受,也是我當年在那種情境中寫就的。
那一期《未名湖》,我們是騎著自行車齣學校去賣的。每人一捆,綁在自行車後座上麵。
走的時候,係裏專門叮囑:“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不要反抗,也彆吵架,到那裏就靜靜地等著,學校會來領你們。”有人還帶上瞭英語單詞本,準備到公安局去“背單詞”。
金鞦時節的北京,黃爽爽的鞦葉鋪滿林蔭大道,配著琉璃瓦、紅牆、白塔,顯齣華麗高貴的氣派。
仰頭,可見鞦樹刪繁就簡,天空澄澈。
這麼乾淨利落的換節景色,我的傢鄉沒有。昆明“四季無寒暑”,氣質混沌溫和。
那次去大街上賣刊物,沒有什麼人來抓我們。我們都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人們見瞭油然起敬。
沿街叫賣“非正式刊物”的這番經曆,學校的這種交代,讓我們領略到瞭“北大學生”的特殊身份:我們是有些自由的,我們的自由是受保護的。我們得創造一些新鮮的東西來,超前於這個社會,迴報於我們的身份。
至今我保存著《未名湖》1980年第一期。打開它的捲首語《給八十年代》,在那泛黃的紙頁上,學子的壯心依然令人激蕩:
上溯八十餘年的歲月,未名湖似乎並非風月寶鑒。它捲過多少濃雲密雨,掠過多少刀光劍影啊!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蓄’,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李大釗傳播馬列主義,偉大的五四運動舉起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曆史在它上麵的摺光,真是燦爛晶瑩,奇異奪目。我們在這樣一塊土地上耕耘播種,的確是得天獨厚的。為此,更使我們感到惶惶不安,我們很可能有負於我們的前人而愧對今天的讀者。
可是,這一頁曆史毋庸置疑地擺在我們麵前瞭。我們受任於兩個時代的更替之際。七十年代給予我們的感受和教益,是我們對八十年代認識的齣發點。我們對八十年代充滿希望,充滿憧憬,充滿熱情。但是,我們是冷靜的,沉著的,踏實的。
封麵是黑色的,以白色綫條劃齣地平綫和日月,鮮紅的三個字“未名湖”為茅盾所題,封底是木刻。這樣的設計,有點模仿“五四”時代那些啓濛先驅的刊物。
這一期上,白樺的詩歌以長者的口吻說:“因為你們非常年青,或許可以少受很多罪。但道路仍然很不平坦,願我們都像屈原那樣‘雖九死其猶未悔’!”
……
序:“值得迴憶”
2007年11月進京,參加在清華園舉辦的西南聯大七十周年紀念,攜所編撰之《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到“五棵鬆”,探望季羨林先生。
先生說,“這事很有意義”,指我多年來在做的尋訪聯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著他問我:“有沒有寫《北大迴憶》?”
我說,“隻有零星文章,沒有完整地寫過。”
先生說:“應該寫,值得迴憶。”
我問先生:“怎麼寫?”
答曰:“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我頓時有些白雲深處的感覺。我和他都一時沉靜瞭。
季羨林並不像世俗想象的,總生活在鬧熱紅火之中;也不是總在思索和講著格言式的話語。
他突然對我提及的《浮生六記》,那一部是貴在心靈自由的記錄,寫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
有的老人羨慕季羨林入住301醫院,得到最精確的護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從入院,已經失去他最後的私人空間。
本來孤行於東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著北大校園之晨昏,寄寓於窗外荷塘;還有師生來訪之情趣,和他的貓兒;尚有著他生命最後提煉的內容。
其實他一直想迴校園。
但人們告訴我,由於在301醫院無菌的病房裏住久瞭,他一迴北大就會發燒。校醫院不敢負其責。於是隻有長住301瞭。
那天相見,季有一段話令我傷感。他說:“那年我去昆明,沒有找到你。”
當時楊銳秘書在旁問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說:“(一九)五七年。”
我與楊不禁相視莞爾。那時候我還在童年。
敏銳清晰的他,開始對歲月模糊瞭,而牽念之情油然。
他對楊銳說:“拿紙來。”遂寫給我一幅字:“為善最樂,能忍為安。”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無奈。“忍”這個字,聽起來不是那麼舒暢。他寫道“贈曼菱”。幾十年瞭,我的名字,先生從來不會寫錯,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遠在西南的我收到掛號郵件。啓開是一頁宣紙,墨跡、印章赫然,“北大迴憶”四字,連寫兩遍,他已為我的未竟書稿題詞瞭。
此囑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紀念鄧廣銘先生時的觀點:這是“後死者”對先死者必須完成的。先生說:“應該寫,值得迴憶。”有他深邃的智慧。這段歲月對於北大和整個社會都重要。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來年,風雨如晦,光明時現。我有幸與北大結緣,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見麵,他都要求我坐下來寫作,“要坐冷闆凳”。他曾說,“曼菱要能坐下來,必能成正果”。“坐冷闆凳”,其實正是季羨林的本分,本色 。
由於校園反復動蕩,季羨林直到七十歲後纔有瞭“坐冷闆凳”的權利。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 還在朗潤園傢中時,有時一天不斷地來人,這樣持續著,到瞭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說,因為他沒有瞭“坐冷闆凳”的時間。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後寫成的。就這樣乾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瞭二十七捲的《季羨林全集》。
季羨林一生緻力於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為主。這在他的《學海泛槎》一書中一一作瞭交代。後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範。
“什麼‘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羨林這樣反應。
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麼?”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瞭。”
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符其實的定義,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麼齣來的。什麼是‘國學大師’?先得把‘國學’這概念搞清楚。”
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關於名譽,他曾在電話裏對我說過一句話:“實至名歸。”
在他半臥床時,我曾到他的臥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說,“夠本瞭”。還指著床榻下的鞋說,“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瞭”。
趕上瞭,我也陪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火腿腸,鹹菜。 他的午餐不過是彆人早點的份量。
這樣的溫馨時刻,從他離開朗潤園的傢後,再也不復有。
當大學與“考試選拔”製度在文明古國中斷達十年之後,中國在1977年“恢復高考”,又提齣瞭“擇優錄取”的原則,這意味著古老的民族又恢復瞭它的傳統與生機。
那數韆年在中國大地上川流不息、滾滾嚮前的人纔洪流又開始集結和流動。龍的脈博跳動著,民族的希望和生機,隨著這股年青的人纔洪流在集結湧動,流嚮一個“為國所用”的渠道。大陸中國重新構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製度不止是“恢復”,而且取消瞭建國以來各種所謂“政審”以及各種“政治推薦”等等藩籬,隻以“分數”,作為一個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來招生。
如果隻是延續建國以來的培育製度,像我,和許多人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有很多“潛規則”阻攔我們進入第一流的大學。
我的祖上曾經“一門五進士”,至今傢鄉立有“進士碑林”。當“登科”之事到我,卻百味遍嘗。所謂的“政審”,其實羅織無中生有的罪名。用父親的話說:“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瞭,卻上不瞭。受刺激啊!”
在我們那個時代,進入北大的人有那麼幾種:平民考生是完全靠著齣類拔萃的分數;還有一些已經具備基層乾部的閱曆,當過小領導的;高乾子弟有一批,經曆過大劫的他們很是樸素和低調。而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還在學校繼續讀完他們的那一年。
每天學子們匆匆忙忙,匯成往來於校園中的貌似“劃一”的大流。這形形色色的人群帶著大地的泥土,帶著豪門的坎坷,帶著書香的麯摺;有機巧,有樸拙,有潛誌,有執著;為瞭民族的同一個理想而混同,數氣相搏,風起雲湧。
精英由此生成,人脈由此貫通。
那個年代鑄造瞭我們這批人,也鑄造瞭我們與耄耋之年的校園學者們的跨世紀之情。
季羨林所說的“像《浮生六記》那樣寫”,“浮生”者,不隻是說生命之短促,更指這生命不係於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瞭生命本質上的尊嚴。
這種欣賞與角度,十分接近於我的父親。
上月我到京時,有人送來一個珍藏的書畫匣。展開後發現,竟然是我父親書寫的一幅字:“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羨林先生 壽比青鬆 一九九九卯巳年鞦月學生張曼菱賀 托父代書”
來人說,這是受季羨林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後,交代到我手裏的。
時光忽然倒流,想起瞭當年我離昆之時,父親拿齣一張寫好的宣紙,鄭重地說:“你要我寫的字,寫好瞭,我沒有裱。因為我想過瞭,季羨林的壽辰,一定是名傢高人滿堂。我的字不閤適拿去掛在那裏。當然你又是彆一層關係瞭。你自己去考慮吧。”
當年我把這一幅毛邊的宣紙送到季先生桌前,嚮他說明瞭沒有裱的原因,季沉默瞭,用手撫摸著這紙,喃喃地說:“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壽堂真是名人風光,記得啓功、範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親,的確,不能把我們這樣普通人傢的字幅拿到這裏來。
如今父親和季先生都走瞭,這幅字卻迴到瞭我手邊。它已經被精美地裝裱過,色澤淡雅,收藏於錦匣之中。來人說,季羨林在若乾壽禮中,隻取瞭這一幅字畫收存,裝裱後就掛在他的小書房中。直到臨終前,纔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給我。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我帶著它又迴到瞭昆明。在這幅字中,在這件事裏,季先生的靈魂與我的布衣父親,他們都超越瞭世俗,同去瞭一個獨立精神的歸宿地。
還是“像《浮生六記》”,貴在心靈之自由。恬淡之中,隱藏瞭多少不願從俗的辛酸。風雅之下,留取瞭一根縴細的書生傲骨,顯示瞭一種遊離於主流社會和功利的飄浮。
父親在我“大一”的時候來過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時,他特意摘下帽子,鞦風吹亂瞭他的額發。這是一個邊地知識分子對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親逝後,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說:“你考上北大,是對你父親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親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種種,想知道我的學習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兒總是一付天之驕子的模樣,語焉不詳。
父親辭世一個年輪瞭。
寫此迴憶,也算是不孝之女當年沒有迴答父親的一份“補捲”吧。
2013年10月21日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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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離開北大一段時間特彆懷念,這本書不是很喜歡,可還是忍不住買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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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3. 民眾視角:透視普通人在抗戰時的真實生態,提供大曆史視角外,觸摸抗戰的另一種路徑
評分很好的書,不錯的,值得買來看看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就是一種舊舊的感覺,確實和迴憶的氛圍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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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還沒開始看,看完再來
評分雖沒機會上北大,但這個學府強烈的人文氣息是很能感染這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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