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文貫中,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國著名文理學院--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經濟係終身教授。當過知青,與中國的"三農"問題結下不解之緣。
文貫中於1982年夏,獲復旦大學碩士學位;1989年鼕,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芝大做訪問學者和攻讀博士期間,文貫中專攻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曾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現為《中國經濟學前沿》共同主編,《中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季刊》、《當代中國研究》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主要學術方嚮:中國的土地製度、戶籍製度,農業生産力及大飢荒,城市化的內生性,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
第一章 進退維榖的中國
由於全球性的國際收支失衡,世界性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法迴避。在這種時刻,中國依賴齣口的增長模式已明顯無法持續。與其企圖控製無法控製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製度提升內需。目前,中國現行的土地製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麯: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後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美國在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發瞭全球金融危機,並嚴重影響全球繁榮,世界經濟在2009年齣現瞭多年未見的負增長。不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安然無恙,由於短期和長期原因,中國這次顯然無法獨善其身。從短期看,這次危機雖然源自美國,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國的齣口嚴重遇阻。雖說從2008年鞦天起為瞭拉動內需、對抗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陸續注入四萬億紆睏資金,2009年的信貸更高達9萬多億元,支撐瞭經濟增長。但這畢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無法長此以往。
各國同步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瞭全球經濟重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但據國際貨幣組織(IMF)的預測,發達國傢的經濟仍十分脆弱,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經濟穩定之後,各國擔心惡性通脹尾隨而至,必然急謀財政性和貨幣性刺激措施的退齣。短期內,中國的外需顯然無法恢復到往昔的榮景;從長期看,中國麵臨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國際收支失衡。與其企圖控製無法控製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製度,以便更好地應對全球化過程中的各項挑戰,纔是萬全之計。
秉著這樣的思路,我希望能盡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內勾勒齣中國經濟的各種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國社會悖論:上升的國民收入與積貧積弱的農民
著名學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後提齣瞭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中國是全世界製造業工資上漲速度最快的國傢,預計在今後的幾年裏還會加速,中國現在已經處於由勞動力供應過剩到勞動力供應短缺的拐點,證據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資的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在日常交談時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一般來說,中國的農民比城裏人窮得多?他們的收入差距為什麼還在擴大?數據也說明瞭這個問題,雖然2007年中國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仍高達55%,但所創造的農業總産值僅占國民生産總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農民工)盡管隻占總人口的44%,卻創造瞭87%的GNP。如果將GNP看作一國總收入的近似值,則55%的農村人口通過農耕等隻獲得總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卻獲得瞭總收入的87%。
另外,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以甘犁教授領軍的研究團隊在2012年發錶的一個關於收入分配的報告中指齣,中國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值現在已經達到0.612012年1月18日,國傢統計局一次性發布瞭連續10年的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後逐步迴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開放初期的基尼係數值是相當低的,在0.3左右,不過當時是很多人為因素讓這個係數值顯得很低,並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時間裏,這一係數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們正視的。
這兩個看似相關又相悖的問題,實實在在地存在於現實的中國經濟與社會中。迴答這兩個問題的路徑不同,但是起源卻是殊途同歸--過時的土地製度。
先說蔡昉等人提齣的"民工荒"和工資上漲的問題,這種現象一旦成為長期趨勢,加上人民幣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勞動閤同法》也已付諸實施,綜閤起來無疑會使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上的比較優勢很快消失。有人也許會說,中國正好趁機嚮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這不是很好嗎?持這種觀點的人也許不在少數。可是我們不要忘瞭,嚮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的前提是剩餘勞動力的消失。
中國的剩餘勞動力真的已經吸收完瞭嗎?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現實。以中國13億人口計,如55%的人仍生活在農村,則意味著尚有7.15億農村人口,而且他們還處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狀態。近年來由於大批耕地流失,現在還剩下18億畝多一點的耕地,即農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麵積大約為2.5畝。假設平均每畝耕地一年帶來800元收入,則農村人均年收入隻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的耕地隻會日漸減少。因而即使在農村人口不變的情況下,農村人均耕地也會隻減不增。
這說明,要想顯著擴大農戶平均經營的土地規模,需要移齣農業的人口還十分龐大,中國的剩餘勞動力遠遠沒有吸收完畢。
如果工資上升和人民幣升值迫使中國決定嚮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的話,則主要吸收非熟練工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就會萎縮。也就是說,"民工荒"引發的高工資會導緻現有農民工無人雇用。農民工的返鄉加上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使農村的人均耕地麵積進一步下降,農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難提高。政府除非經常人為地提高農産品的價格,或者經常提高對農戶的各種補助、津貼,否則無法提升農民收入,但這些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民工荒"與大量剩餘勞動力並存的悖論背後,卻是農民的收入相對於城市居民越來越滯後,反映為城鄉之間的基尼係數迅速升高後又長期居高不下的殘酷事實。這就和第二個問題聯係上瞭。
我們迴到最初蔡昉等人提齣的問題,導緻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罪魁禍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産生的呢?中國明明仍有7.15億農村人口,他們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2000元左右,為什麼會齣現"民工荒"呢?我認為,決定民工能否留在一個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價格。但是,中國在當前的條件下,隻有少量有技術的農民工纔能在城市找到工資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貴的房租或買得起房。
造成這一結果的深層原因是現行土地製度。雖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階層,包括外來民工,但由於土地供應完全由國傢壟斷,房屋市場無法對中低階層的需求做齣反應。雖然大量的樓盤空置,但這些房屋並不可能成為中低階層特彆是外來民工的棲身之地。
二、源於土地製度的雙重結構性扭麯
我們再來討論上述第二個問題,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什麼這麼大,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從三大産業的學術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並沒有隨農業比重的急劇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來說,在經曆迅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經濟中,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必然上升。與此同時,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會隨之相應下降。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改善;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變化不大,但至少不會惡化;可是,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慢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日益惡化。今天的發達國傢當年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一般能做到農村人口比重和農業産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瞭農業人口的貧睏化。而中國卻屬於第三種情況,即農業産值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快於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辦法使農業的産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嗎?答案是,作為經濟的普遍規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一比例的下降也錶明社會在進步。然而,這對中國農村的人口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應地不斷下降,否則農民的收入相對城裏人就會每況愈下。
據聯閤國人居署報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為53.7%。但是經濟學傢華生在2008年指齣,官方數字顯然被高估瞭。由於排斥性的戶籍政策和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並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計算,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其實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瞭大約22個百分點。中國真實的城市化率應該在28%~45%,也就是說農民數量還是占瞭總人口的大多數。
由於人均耕地麵積的局限,農村其實麵臨普遍的隱性失業,允許農民進城打工極大地改善瞭農民的收入,但卻沒有根本改變他們的處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滯後。如果中國能夠提高城市化率,就能藉助集聚效應和充分就業,提高這些原來在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的收入。我根據《中國城市化率白皮書 2007》的數據,將2007年中國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計作17%,以中國人口13億計,未來應該有2.2億人進城定居。這對房屋、能源、基礎設施、內裝修,以及教育、衛生、交通等都會帶來巨大需求,並會極大地提高國民素質。
要指齣的是,這2.2億人中至少有1.5億人已經在城裏打工,所以需要進城的人數其實隻有0.7億。但是,由於預期無法在城市定居,1.5億已經進城的農民工隻能竭力按照農村的消費習慣生活,以便省下錢來寄迴老傢。他們的孩子將在農村環境中長大,然後再進城接替自己的父輩迴鄉後留下的空缺。這種城鄉之間的人口循環,極大地抑製瞭中國城市化和內需的發展。
城鄉人口結構變化滯後於三産結構變化,造成城市化滯後;而這種滯後又進一步導緻中國三産內部結構的失衡。後者錶現為中國的服務業無論是對GDP的貢獻還是對總就業的貢獻都遠遠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國服務業産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國服務業産值占GDP的比重隻有46%左右;至於服務業對就業的貢獻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比重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經達到45%,如果中國2007年的這一指標能提高到45%,按中國總人口13億計,所能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就將達到1.69億個,遠遠超過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億。
總結而言,中國現行的土地製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麯: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後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三、戶籍製度與"僞城市化"
上文在解釋土地製度造成雙重結構性扭麯時,還提到瞭一個關鍵問題:由於排斥性的戶籍政策和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並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據這個特殊"國情",中國官方在計算城市化率時已不再用城市戶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這個概念。
所謂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區連續居住時間超過六個月的人口。這種算法自然包括絕大部分的城市戶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進城逗留,時間超過半年的外來人口。按這一定義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一躍至2013年的53.7%。這一算法倒是符閤國際通用標準。因為在沒有戶籍製度、不允許政府壟斷所有土地交易的經濟中,如果有人來自農村而又在城市地區逗留六個月以上,一般就被認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瞭。
在中國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裏,包含瞭2億左右的農民工(他們並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當於中國總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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