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 [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chichte]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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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格尔、兰克等人认为中国历史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处于某种静止状态。但是，福兰阁反对这种看法，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纠正了中国历史是停滞的这一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德国大学正式建立，一大批著名汉学家脱颖而出，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记载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以及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使这本自传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并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

内容简介

　　福蘭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前辈，也是德国一位正式大学汉学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面深入的研究及其倡导的方法论，为德国赢得了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的地位。这是一份对东西方两个世界极为生动的描述。作者不仅叙述了自己在中德两国跌宕起伏的经历，而且个人的生活史，以反思的笔调，记载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以及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使这本自传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并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

作者简介

福蘭阁（Otto Franke，1863-1946），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前辈。他一生跨越19、20两个世纪和东西两个世界。青少年时期求学于德国，中青年时期工作于中国，中晚年时期又回到德国从事汉学研究与著述。在赋予中国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共同体中的同等地位的努力中，福蘭阁是最有影响的开路先锋之一。他既致力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也重视对中国现代的探讨，是德国汉学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学者。
福蘭阁先生不仅是涉猎广泛、认真严谨、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心胸开放、正直高尚的人。他往来于东、西两个世界，搭建通向理解的桥梁。历史文化间的碰撞、交融、共存，是每一代人广泛而深刻的话题，而他播撒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并在顽强生长。

目录

中文版编者前言／1
德文版编者前言／1
作者前言／1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1
第二章　大学求学（1882～1888）／20
第三章　涉世（1888～1889）／41
第四章　游历与转变 1天津与上海（1889～1894）／57
第五章　游历与转变 2北京与西伯利亚之行（1894～1896）／77
第六章　游历与转变 3返乡休假、北京、上海与厦门（1896～1901）／99
第七章　返回故乡与重返中国（1902～1909）／120
第八章　学术生涯汉堡1殖民学院与大学（1910～1923）／138
第九章　学术生涯汉堡2学术与生活（1910～1923）／147
第十章　学术生涯柏林1大学与学术（1923～1943)／167
第十一章　学术生涯柏林2政治、学术、家庭（1923～1943）／178
第十二章　尾声巴伦斯特德（1943～1945）／199
补遗：盟军占领（1945）200作者生活和工作年代表／205
本文涉及的作者著作和报告名录／208
有关福蘭阁的文献和纪念文章／216
人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219
地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233
机构和刊物中外文对照与索引／244

精彩书摘

　　基尔霍恩在印度孟买首相府领导的位于普纳（Puna．）的德坎学院（Deccan—College）担任了15年梵文教授。据我所知，他来自贝恩堡，和我是比较近的同乡，这促使我去他家拜访。这次访问和他的讲座会给我带来预料不到的结果。我们的初次见面很有趣。我递进自己的名片，发现教授和他那位也是贝恩堡人的夫人正坐在客厅里。我进门的时候，他们两位都露出震惊和奇怪的表情，最终还是问我是否无心地弄混了名片。现在轮到我吃惊了，我以相应的表情予以否认，并说奥托·弗兰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们都很高兴，情况得到澄清：在基尔霍恩的学生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奥托·弗兰克[以后在科尼斯堡（Konigsberg）担任梵文教授]②，他两天前已与大家告过别，次日就要出发；因此基尔霍恩接到我的名片时感到吃惊，看到我本人时更为惊诧。冬季学期，在我这个同名同姓的“兄弟”返回哥廷根而我也成了基尔霍恩的学生时，当然又产生了新的惊讶，随后发生了很多混淆和误解。好几十年里，这名字的双重性困扰着我，因为我收到的信件、校对稿等，属于科尼斯堡的那个同事，大家名不副实地称呼我，我不得不仔细处理专业文献中那些会产生混淆的引文。后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与这位比我年长一岁的“兄弟”的专业相同，这使大学秘书处和系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这位“兄弟”去世以后，这些混淆还盯着我不放，梅耶（Meyer）的百科全书（Konversations—Lexikon）最新版本中有“我”的生平介绍，结尾写到，“我”于1928年2月5日去世于科尼斯堡。像从前的马克·吐温遇到的类似情况一样，我对编辑部解释说，这一写法未免太“夸张”，并予以更正。1935年，某个官方部门还找到我，将我当作那位已去世了7年的同行。
　　短时间内，基尔霍恩的梵文语法课就推翻了我的全部研究计划。现在，一颗新星正在召唤着我，指引我到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是那些很快就非常吸引我的内容，另一方面是这位杰出的老师让我接近了它，后一点更为重要。我发现，迄今为止我缺乏的是课堂上人与人之间稳定持久的联系——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令人愉快的联系。在丰富的印度语言中钻研得越深，那遥远神秘的世界就越是强烈地吸引着我。学期结束时，我对东方的热爱之情熊熊燃烧，而对古典语文学、历史和其他一切的热情都无可救药地消失熄灭了。
　　冬季学期我取得了进步，可以听基尔霍恩的所有讲座：中高级语法、本土语法作品读物《梵语语法》（Laghukaumudi），薄婆菩提（Bhavabhuti）的戏剧作品《茉莉和青春》（Malatrmadhava），这需要坚持不懈和辛苦劳累的工作。不过，当基尔霍恩表示满意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是一个小圈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我是初学者，而且来得最晚：除了我们两个奥托·弗兰克以外，还有后来布雷斯劳（Breslau）的正式教授布鲁诺·利比希（BrunoLiebig）、以后担任部长的索尔夫（Solf）——他从基尔（Kiel）的皮希尔（Pischel）那里转学过来，作为印度学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我们的人数不断减少，因为有人攻读博士学位，也有人离开。最后，1885～1986年的冬季，我是唯一仍在继续学习的人，好处是可以在基尔霍恩的引导下，钻进他的特别领域的迷宫，也就是帕尼尼（Pfinini）语法体系和大量的评论，即巴丹阁梨（Patanjali）的《大疏》（Mahabasya），在这个领域里，基尔霍恩大概是欧洲的最高权威。我们在他家里朗读文章，在此度过的日子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到允许，跟着基尔霍恩学习了四个学期，这段时期，我了解了众多的印度文学作品，从《梨俱吠陀》直到迦梨陀娑等人美妙的文学，在这位令我非常崇敬的老师的指导下，领会这些作品的特色。基尔霍恩一如既往地亲切友好，也总是为我打开他那好客的家门，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怀。基尔霍恩指导我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是我在哥廷根所得到的最美好和最持久的收获，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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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文版编者前言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中国读者奉献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家福蘭阁（1863～1946）教授的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中文版的翻译与编辑是与欧阳甦女士共同进行的合作项目，体现了成果丰硕的德中合作。我们力求忠实于作者的子女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奥尔加?弗兰克（Olga Franke，1898-1991）在其去世以后整理编辑的手稿。这本传记记载了德中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努力，也是福蘭阁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
“传记文学”这一类别，在福蘭阁的自传中，超越了他本人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不仅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而且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它不仅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还将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为主题并举例说明。为了使中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和发展，中文版本增加了相关的注释、人名和机构名称的中外文索引，等等，增加的附录也包括福蘭阁在自传中提及的个人著述详细书目。此外，还增添了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他个人、相关人事和家庭照片以及历史文献图片。它们选取于较为丰富的家庭照片收藏集，属于私人遗物。如果照片本身就有以斜体标题而做的原始说明，那么一并保留，否则编者就对事件、人物和时间进行了归类注释。
我将这份对东西方生活史极为生动的描述交给读者，也许会有助于人们不要遗忘福蘭阁，也不要遗忘他在传播令人崇敬、变化多样、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中国形象时的功绩。我还要指出，与本书同时出版的一本照片集，它们是有关中国的专业照片，也是19世纪末福蘭阁在中国担任德意志帝国外交服务局翻译的13年时间内所收藏的照片。
福蘭阁一生共发表了375篇有关中国的著述，其中包括报刊文章、报告、论文、评论、8部专著和一套五卷本的历史著作，并在其82岁高龄、离世一年前完成了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福蘭阁的回忆开始于自己在中国及其邻国的旅行日记和报道；然后是与他1888～1901年在中国从事外交翻译服务的经历联系起来的文章；在20世纪的前10年，他担任柏林中国公使馆的秘书，并为德国《科隆报》撰写有关东亚政治变革的分析文章，而且在1910年将其中部分文章编选成文集《东亚重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而出版。此外，与柏林组织的吐鲁番考察活动相关，他转向宗教学与文化学，并受其启发，更加深入地致力于儒教这一国家学说的研究。
1909年，福蘭阁应聘担任汉堡殖民学院的第一位正式教席教授，他也是德国第一位正式汉学教授。此后，他越来越多地献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著述。与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黑格尔和兰克相反，福蘭阁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观点远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研究最终汇成了其毕生的重要著作，即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该著是他在“二战”期间，作为荣休的正式教授以及颇具名望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期间完成的，涵盖了从上古直至元代的中国历史。
福蘭阁的求学之路，使他从小城市来到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和哥廷根，进入大学学习，并在哥廷根获得哲学（印度学与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在他成长期间，最具个人特色的是中学时代就有的“对远方的渴望”，他热爱徒步旅行，去过很多地方。到中国后，依然保持着徒步旅行和其他旅行的兴致。这使他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不同的人的时候，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开放的心态。福蘭阁始自语言学和历史学，经过印度学，再到汉学的教育经历变化，以及他在中国外交服务部门的实践经验，让他打下了以后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广博基础。他应该是德国汉学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学者，既致力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也重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探讨。他不囿于专业的篱笆，同时献身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工作和大量的社会活动，这使他显得尤为出众。福蘭阁对自己时代的政治、社会架构和发展的看法和评判，其可靠性独立于时代，其适用性超然于时间，这尤其产生了影响。
尽管福蘭阁拥有保守主义的民族思想情感——这要追溯到其父，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也是俾斯麦的追随者——但他的世界政治观却具有极为进步的立场。他尤其关心以康有为为核心的中国改革者的命运，并以极大的同情关注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争取国际平等的奋斗。
起初，福蘭阁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抱有怀疑，后来，当这些人暴露了真实面目的时候，就完全拒绝了他们。由于年龄的原因，作为荣休教授，他退回到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放逐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前的1937年5月底，他将自己唯一活着的小儿子，即我的父亲傅吾康送到中国。这不但挽救了儿子的性命，也使德国汉学研究后继有人。傅吾康在北京的中德学会担任干事，直到战争结束该学会关闭为止。他也致力于其父努力终身的德中相互理解。1945年，中德学会出版了福蘭阁的文集《中国历史与文化——1902～1942年的报告与论文》（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这些文章的主题广泛，有时并不容易理解，部分已翻译成中文。从保留的大量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在他们继续推进的跨文化活动和中国学研究方面是如何互相支持的。战后，傅吾康继任了汉堡大学的汉学教授席位，在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一书中，与其父一样，也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
另外，对于福蘭阁的夫人，路易斯?弗兰克［Luise Franke，1877-1962，娘家姓尼布尔（Niebuhr）］也应该有几句代表性的话。她不仅是丈夫日常生活的支柱，而且在其学术研究活动中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用打印机打印其手稿、编排目录并接手了堪与秘书甚至是专职人员相比的工作。遗憾的是，《回忆》中很少提到她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在青年时代就已离世。因为在福蘭阁的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将过于私人和家庭的事务排除在个人的生活故事之外。
福蘭阁不仅是涉猎广泛、认真严谨、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还是一位非常开放、正直高尚的人，他明白应该将德国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协调起来。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尊重不仅贯穿了这本自传，也贯穿了他所有的文字和著作，通过自己兼具广度的多样性研究，并用创造性的假设命题和深思熟虑的问题，为西方汉学创造了条件，下一代汉学家可以继续研究这些假设和问题，并在各个特殊领域内加以深化。即使如今福蘭阁在德国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他的文献也几乎不再被引用，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处处见诸国际范围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因此，他完全可以被视作德国第一代汉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世的时候，不仅被帝国总统兴登堡授予了歌德勋章，尤其赢得了中国对其传播和著述工作的认可和尊重。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些颇具声誉的中国勋章，每枚勋章都比他的实际地位高两个级别。他本人虽然没有提到这些表彰，但从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习惯于和中国同行平等地开展现代概念上的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的，而且他也不惧怕对当时的国际外交发表批评性的、通常有利于中国的言论。现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中文版的《回忆》，深入了解福蘭阁各种各样的观察方式及其精微的讽刺评论。
应该再次提请读者注意，与《回忆》一起，还将出版福蘭阁在中国13年期间收藏的照片集，读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福蘭阁的生活和思想，感受那个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脉搏。

傅復生（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2013年2月于柏林


德文版编者前言

这本《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存放于1946年8月5日去世的作者的遗物中。由于技术原因，直到现在它才得以出版。编者总体上保持原手稿不变，但作了一些缩减，特别是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缩减的段落是为人熟知或者在其他地方容易查阅到的史实，例如第八章中汉堡大学的成立史；另外，也缩减了可能引起误解的政治评论。因此，最后几章之间的过渡偶尔可能不太连贯。不过，编者认为这份手稿不宜再作更多的改动，它也缺乏作者本人的最终修改。

Olga Franke（奥尔加?弗兰克）　Wolfgang Franke（傅吾康）
1953年4月29日，汉堡


作者前言

在我的亲朋好友和两位出版商的敦促下，我才决定写下这些回忆。至于它何时能够印刷出版，并无把握。
“两个世界”这一说法，要从三层含义上来理解：第一，空间上，是西方与东方的世界；第二，时间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19世纪末，德国开始了工业化和世界政治；第三，精神上，是我的实践活动和学术生涯的世界。
有的人可能按照其他原因来确定重大事件的时间分期，他们选择1918年是由于当年德国废除了君主立宪制，选择1933年是由于纳粹夺取了政权。而我选择这两个时期，则是因为刚刚开始的工业化及其后果，正是在此过程中，我的生活及其相关的领域形成了两条交汇的道路。
至于“旁白”的内容，并非总有足够的原始资料供我使用，因为在此地我无法使用自己的图书室。因此，所写内容基本上是依据我夫人的简短日记和我自己的记忆。
此外，大家最好如此看待这些“回忆”，这也是它们所愿意的：这是一位男性的回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能够进行一些观察，产生了纯粹主观的经验。1824年1月27日，歌德（Goethe）曾对埃克曼（Eckermann）说过：“一个德国学者的生活是什么？就我而言，有些美好的东西是无法倾诉给他人的，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则不值得费力。而且，即便想愉快地倾诉，听众又在哪里呢？”既然伟人都这样说过，哪里还有我等小人物说话的余地？

1945年4月5日，巴伦斯特德（Ballen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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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很喜欢这本书，让人看了作者的回忆录觉得对生活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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