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黑格爾、蘭剋等人認為中國曆史是僵化的、一成不變的,處於某種靜止狀態。但是,福蘭閣反對這種看法,他強調中國曆史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糾正瞭中國曆史是停滯的這一觀點,這是難能可貴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漢學作為一個學科在德國大學正式建立,一大批著名漢學傢脫穎而齣,福蘭閣(OttoFranke,1863—1946)便是其中的一位傑齣代錶。《兩個世界的迴憶:個人生命的旁白》記載瞭19、20世紀殖民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史,以及德國機構性的漢學研究史,使這本自傳擁有瞭世界史的廣度,並具備瞭學術史的深度。
內容簡介
福蘭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國漢學前輩,也是德國一位正式大學漢學教授。他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他對中國曆史和文化全麵深入的研究及其倡導的方法論,為德國贏得瞭在世界漢學研究中的地位。這是一份對東西方兩個世界極為生動的描述。作者不僅敘述瞭自己在中德兩國跌宕起伏的經曆,而且個人的生活史,以反思的筆調,記載瞭19、20世紀殖民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史,以及德國機構性的漢學研究史,使這本自傳擁有瞭世界史的廣度,並具備瞭學術史的深度。
作者簡介
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德高望重的德國漢學前輩。他一生跨越19、20兩個世紀和東西兩個世界。青少年時期求學於德國,中青年時期工作於中國,中晚年時期又迴到德國從事漢學研究與著述。在賦予中國在世界曆史和國際共同體中的同等地位的努力中,福蘭閣是最有影響的開路先鋒之一。他既緻力於中國古代的研究,也重視對中國現代的探討,是德國漢學界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全麵的學者。
福蘭閣先生不僅是涉獵廣泛、認真嚴謹、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而且也是一位心胸開放、正直高尚的人。他往來於東、西兩個世界,搭建通嚮理解的橋梁。曆史文化間的碰撞、交融、共存,是每一代人廣泛而深刻的話題,而他播撒的種子,已經生根發芽,並在頑強生長。
目錄
中文版編者前言/1
德文版編者前言/1
作者前言/1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1
第二章 大學求學(1882~1888)/20
第三章 涉世(1888~1889)/41
第四章 遊曆與轉變 1天津與上海(1889~1894)/57
第五章 遊曆與轉變 2北京與西伯利亞之行(1894~1896)/77
第六章 遊曆與轉變 3返鄉休假、北京、上海與廈門(1896~1901)/99
第七章 返迴故鄉與重返中國(1902~1909)/120
第八章 學術生涯漢堡1殖民學院與大學(1910~1923)/138
第九章 學術生涯漢堡2學術與生活(1910~1923)/147
第十章 學術生涯柏林1大學與學術(1923~1943)/167
第十一章 學術生涯柏林2政治、學術、傢庭(1923~1943)/178
第十二章 尾聲巴倫斯特德(1943~1945)/199
補遺:盟軍占領(1945)200作者生活和工作年代錶/205
本文涉及的作者著作和報告名錄/208
有關福蘭閣的文獻和紀念文章/216
人名中外文對照與索引/219
地名中外文對照與索引/233
機構和刊物中外文對照與索引/244
精彩書摘
基爾霍恩在印度孟買首相府領導的位於普納(Puna.)的德坎學院(Deccan—College)擔任瞭15年梵文教授。據我所知,他來自貝恩堡,和我是比較近的同鄉,這促使我去他傢拜訪。這次訪問和他的講座會給我帶來預料不到的結果。我們的初次見麵很有趣。我遞進自己的名片,發現教授和他那位也是貝恩堡人的夫人正坐在客廳裏。我進門的時候,他們兩位都露齣震驚和奇怪的錶情,最終還是問我是否無心地弄混瞭名片。現在輪到我吃驚瞭,我以相應的錶情予以否認,並說奧托·弗蘭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們都很高興,情況得到澄清:在基爾霍恩的學生中,有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奧托·弗蘭剋[以後在科尼斯堡(Konigsberg)擔任梵文教授]②,他兩天前已與大傢告過彆,次日就要齣發;因此基爾霍恩接到我的名片時感到吃驚,看到我本人時更為驚詫。鼕季學期,在我這個同名同姓的“兄弟”返迴哥廷根而我也成瞭基爾霍恩的學生時,當然又産生瞭新的驚訝,隨後發生瞭很多混淆和誤解。好幾十年裏,這名字的雙重性睏擾著我,因為我收到的信件、校對稿等,屬於科尼斯堡的那個同事,大傢名不副實地稱呼我,我不得不仔細處理專業文獻中那些會産生混淆的引文。後來,我獲得瞭博士學位,而且與這位比我年長一歲的“兄弟”的專業相同,這使大學秘書處和係辦公室的人目瞪口呆。這位“兄弟”去世以後,這些混淆還盯著我不放,梅耶(Meyer)的百科全書(Konversations—Lexikon)最新版本中有“我”的生平介紹,結尾寫到,“我”於1928年2月5日去世於科尼斯堡。像從前的馬剋·吐溫遇到的類似情況一樣,我對編輯部解釋說,這一寫法未免太“誇張”,並予以更正。1935年,某個官方部門還找到我,將我當作那位已去世瞭7年的同行。
短時間內,基爾霍恩的梵文語法課就推翻瞭我的全部研究計劃。現在,一顆新星正在召喚著我,指引我到一個新的方嚮,一方麵是那些很快就非常吸引我的內容,另一方麵是這位傑齣的老師讓我接近瞭它,後一點更為重要。我發現,迄今為止我缺乏的是課堂上人與人之間穩定持久的聯係——一種能夠想象得到的、最令人愉快的聯係。在豐富的印度語言中鑽研得越深,那遙遠神秘的世界就越是強烈地吸引著我。學期結束時,我對東方的熱愛之情熊熊燃燒,而對古典語文學、曆史和其他一切的熱情都無可救藥地消失熄滅瞭。
鼕季學期我取得瞭進步,可以聽基爾霍恩的所有講座:中高級語法、本土語法作品讀物《梵語語法》(Laghukaumudi),薄婆菩提(Bhavabhuti)的戲劇作品《茉莉和青春》(Malatrmadhava),這需要堅持不懈和辛苦勞纍的工作。不過,當基爾霍恩錶示滿意時,我感到很高興。我們是一個小圈子,聚集在他的周圍,其中我是初學者,而且來得最晚:除瞭我們兩個奧托·弗蘭剋以外,還有後來布雷斯勞(Breslau)的正式教授布魯諾·利比希(BrunoLiebig)、以後擔任部長的索爾夫(Solf)——他從基爾(Kiel)的皮希爾(Pischel)那裏轉學過來,作為印度學者開始瞭自己的職業生涯,還有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意大利人。我們的人數不斷減少,因為有人攻讀博士學位,也有人離開。最後,1885~1986年的鼕季,我是唯一仍在繼續學習的人,好處是可以在基爾霍恩的引導下,鑽進他的特彆領域的迷宮,也就是帕尼尼(Pfinini)語法體係和大量的評論,即巴丹閣梨(Patanjali)的《大疏》(Mahabasya),在這個領域裏,基爾霍恩大概是歐洲的最高權威。我們在他傢裏朗讀文章,在此度過的日子是我學生生涯中最快樂的時光。我得到允許,跟著基爾霍恩學習瞭四個學期,這段時期,我瞭解瞭眾多的印度文學作品,從《梨俱吠陀》直到迦梨陀娑等人美妙的文學,在這位令我非常崇敬的老師的指導下,領會這些作品的特色。基爾霍恩一如既往地親切友好,也總是為我打開他那好客的傢門,直至今日我依然無法忘懷。基爾霍恩指導我如何進行學術研究,這是我在哥廷根所得到的最美好和最持久的收獲,我始終對他心存感激。
……
前言/序言
中文版編者前言
我非常高興,能夠為中國讀者奉獻德高望重的德國漢學傢福蘭閣(1863~1946)教授的自傳《兩個世界的迴憶——個人生命的旁白》。中文版的翻譯與編輯是與歐陽甦女士共同進行的閤作項目,體現瞭成果豐碩的德中閤作。我們力求忠實於作者的子女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奧爾加?弗蘭剋(Olga Franke,1898-1991)在其去世以後整理編輯的手稿。這本傳記記載瞭德中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努力,也是福蘭閣一生中最後一本著作。
“傳記文學”這一類彆,在福蘭閣的自傳中,超越瞭他本人跌宕起伏的生命曆程,不僅擁有瞭世界史的廣度,而且具備瞭學術史的深度。它不僅將19~20世紀殖民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史,還將德國機構性的漢學研究史視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此為主題並舉例說明。為瞭使中文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情況和發展,中文版本增加瞭相關的注釋、人名和機構名稱的中外文索引,等等,增加的附錄也包括福蘭閣在自傳中提及的個人著述詳細書目。此外,還增添瞭迄今從未發錶過的他個人、相關人事和傢庭照片以及曆史文獻圖片。它們選取於較為豐富的傢庭照片收藏集,屬於私人遺物。如果照片本身就有以斜體標題而做的原始說明,那麼一並保留,否則編者就對事件、人物和時間進行瞭歸類注釋。
我將這份對東西方生活史極為生動的描述交給讀者,也許會有助於人們不要遺忘福蘭閣,也不要遺忘他在傳播令人崇敬、變化多樣、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中國形象時的功績。我還要指齣,與本書同時齣版的一本照片集,它們是有關中國的專業照片,也是19世紀末福蘭閣在中國擔任德意誌帝國外交服務局翻譯的13年時間內所收藏的照片。
福蘭閣一生共發錶瞭375篇有關中國的著述,其中包括報刊文章、報告、論文、評論、8部專著和一套五捲本的曆史著作,並在其82歲高齡、離世一年前完成瞭自傳《兩個世界的迴憶》。福蘭閣的迴憶開始於自己在中國及其鄰國的旅行日記和報道;然後是與他1888~1901年在中國從事外交翻譯服務的經曆聯係起來的文章;在20世紀的前10年,他擔任柏林中國公使館的秘書,並為德國《科隆報》撰寫有關東亞政治變革的分析文章,而且在1910年將其中部分文章編選成文集《東亞重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而齣版。此外,與柏林組織的吐魯番考察活動相關,他轉嚮宗教學與文化學,並受其啓發,更加深入地緻力於儒教這一國傢學說的研究。
1909年,福蘭閣應聘擔任漢堡殖民學院的第一位正式教席教授,他也是德國第一位正式漢學教授。此後,他越來越多地獻身於中國曆史的研究與著述。與偉大的德國曆史學傢黑格爾和蘭剋相反,福蘭閣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國的形成和發展是人類曆史發展的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個時代,這些觀點遠遠不是理所當然的。他的研究最終匯成瞭其畢生的重要著作,即五捲本的《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該著是他在“二戰”期間,作為榮休的正式教授以及頗具名望的普魯士科學院院士期間完成的,涵蓋瞭從上古直至元代的中國曆史。
福蘭閣的求學之路,使他從小城市來到德意誌帝國的首都柏林和哥廷根,進入大學學習,並在哥廷根獲得哲學(印度學與比較語言學)博士學位。在他成長期間,最具個人特色的是中學時代就有的“對遠方的渴望”,他熱愛徒步旅行,去過很多地方。到中國後,依然保持著徒步旅行和其他旅行的興緻。這使他在麵對陌生的環境和不同的人的時候,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開放的心態。福蘭閣始自語言學和曆史學,經過印度學,再到漢學的教育經曆變化,以及他在中國外交服務部門的實踐經驗,讓他打下瞭以後在中國學研究領域的廣博基礎。他應該是德國漢學界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全麵的學者,既緻力於中國古代的研究,也重視對中國現代社會的探討。他不囿於專業的籬笆,同時獻身於高等教育政策的工作和大量的社會活動,這使他顯得尤為齣眾。福蘭閣對自己時代的政治、社會架構和發展的看法和評判,其可靠性獨立於時代,其適用性超然於時間,這尤其産生瞭影響。
盡管福蘭閣擁有保守主義的民族思想情感——這要追溯到其父,一個小城市的市長,也是俾斯麥的追隨者——但他的世界政治觀卻具有極為進步的立場。他尤其關心以康有為為核心的中國改革者的命運,並以極大的同情關注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爭取國際平等的奮鬥。
起初,福蘭閣對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隻是抱有懷疑,後來,當這些人暴露瞭真實麵目的時候,就完全拒絕瞭他們。由於年齡的原因,作為榮休教授,他退迴到學術研究,並在研究中放逐自己的內心世界。此前的1937年5月底,他將自己唯一活著的小兒子,即我的父親傅吾康送到中國。這不但挽救瞭兒子的性命,也使德國漢學研究後繼有人。傅吾康在北京的中德學會擔任乾事,直到戰爭結束該學會關閉為止。他也緻力於其父努力終身的德中相互理解。1945年,中德學會齣版瞭福蘭閣的文集《中國曆史與文化——1902~1942年的報告與論文》(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這些文章的主題廣泛,有時並不容易理解,部分已翻譯成中文。從保留的大量往來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在他們繼續推進的跨文化活動和中國學研究方麵是如何互相支持的。戰後,傅吾康繼任瞭漢堡大學的漢學教授席位,在他的自傳《為中國著迷》(Im Banne Chinas)一書中,與其父一樣,也形象地描述瞭自己在中國的經曆和獲得的經驗。
另外,對於福蘭閣的夫人,路易斯?弗蘭剋[Luise Franke,1877-1962,娘傢姓尼布爾(Niebuhr)]也應該有幾句代錶性的話。她不僅是丈夫日常生活的支柱,而且在其學術研究活動中也提供瞭實實在在的幫助,用打印機打印其手稿、編排目錄並接手瞭堪與秘書甚至是專職人員相比的工作。遺憾的是,《迴憶》中很少提到她以及他們的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兒子在青年時代就已離世。因為在福蘭閣的時代,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仍將過於私人和傢庭的事務排除在個人的生活故事之外。
福蘭閣不僅是涉獵廣泛、認真嚴謹、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還是一位非常開放、正直高尚的人,他明白應該將德國和中國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協調起來。他對中國文化的高度尊重不僅貫穿瞭這本自傳,也貫穿瞭他所有的文字和著作,通過自己兼具廣度的多樣性研究,並用創造性的假設命題和深思熟慮的問題,為西方漢學創造瞭條件,下一代漢學傢可以繼續研究這些假設和問題,並在各個特殊領域內加以深化。即使如今福蘭閣在德國幾乎不再被人提及,他的文獻也幾乎不再被引用,但他的基本思想卻處處見諸國際範圍的現代中國學研究。因此,他完全可以被視作德國第一代漢學傢中最重要的代錶。他在世的時候,不僅被帝國總統興登堡授予瞭歌德勛章,尤其贏得瞭中國對其傳播和著述工作的認可和尊重。在他的遺物中有一些頗具聲譽的中國勛章,每枚勛章都比他的實際地位高兩個級彆。他本人雖然沒有提到這些錶彰,但從自傳中可以看齣,他是如何習慣於和中國同行平等地開展現代概念上的跨文化的對話和理解的,而且他也不懼怕對當時的國際外交發錶批評性的、通常有利於中國的言論。現在,讀者可以通過閱讀中文版的《迴憶》,深入瞭解福蘭閣各種各樣的觀察方式及其精微的諷刺評論。
應該再次提請讀者注意,與《迴憶》一起,還將齣版福蘭閣在中國13年期間收藏的照片集,讀者能夠更加身臨其境地瞭解福蘭閣的生活和思想,感受那個時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脈搏。
傅復生(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2013年2月於柏林
德文版編者前言
這本《兩個世界的迴憶——個人生命的旁白》存放於1946年8月5日去世的作者的遺物中。由於技術原因,直到現在它纔得以齣版。編者總體上保持原手稿不變,但作瞭一些縮減,特彆是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縮減的段落是為人熟知或者在其他地方容易查閱到的史實,例如第八章中漢堡大學的成立史;另外,也縮減瞭可能引起誤解的政治評論。因此,最後幾章之間的過渡偶爾可能不太連貫。不過,編者認為這份手稿不宜再作更多的改動,它也缺乏作者本人的最終修改。
Olga Franke(奧爾加?弗蘭剋) Wolfgang Franke(傅吾康)
1953年4月29日,漢堡
作者前言
在我的親朋好友和兩位齣版商的敦促下,我纔決定寫下這些迴憶。至於它何時能夠印刷齣版,並無把握。
“兩個世界”這一說法,要從三層含義上來理解:第一,空間上,是西方與東方的世界;第二,時間上,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世界,19世紀末,德國開始瞭工業化和世界政治;第三,精神上,是我的實踐活動和學術生涯的世界。
有的人可能按照其他原因來確定重大事件的時間分期,他們選擇1918年是由於當年德國廢除瞭君主立憲製,選擇1933年是由於納粹奪取瞭政權。而我選擇這兩個時期,則是因為剛剛開始的工業化及其後果,正是在此過程中,我的生活及其相關的領域形成瞭兩條交匯的道路。
至於“旁白”的內容,並非總有足夠的原始資料供我使用,因為在此地我無法使用自己的圖書室。因此,所寫內容基本上是依據我夫人的簡短日記和我自己的記憶。
此外,大傢最好如此看待這些“迴憶”,這也是它們所願意的:這是一位男性的迴憶,他在漫長的一生中,瞭解瞭許多事情,能夠進行一些觀察,産生瞭純粹主觀的經驗。1824年1月27日,歌德(Goethe)曾對埃剋曼(Eckermann)說過:“一個德國學者的生活是什麼?就我而言,有些美好的東西是無法傾訴給他人的,可以說齣來的東西則不值得費力。而且,即便想愉快地傾訴,聽眾又在哪裏呢?”既然偉人都這樣說過,哪裏還有我等小人物說話的餘地?
1945年4月5日,巴倫斯特德(Ballen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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