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主要觀點: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值得讓彆人知道。
——米洛凡·德熱拉斯
哀莫大於心不死。
——聶紺弩
……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魚,像魚一樣來往在昏暗的燈光下。
這裏不也是嗎?在這個城市裏,我們就像無數的直立的魚一樣,在抽乾瞭水的溝裏走來走去——可沒有彼得堡人那樣懂得痛苦啊!
——袁水拍
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後人瞭。
——邵燕祥
作為那麼多非正常死亡人群中幸存的生者,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麯直、真僞、善惡、美醜做齣自己的判斷。
——邵燕祥
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麵。這幾年,經過瞭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飢荒以後,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雲依然鼓蕩翻捲,暗流洶湧,“樹欲靜而風不止”。
雖然沾瞭特赦戰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瞭“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曆經瞭怎樣的內心掙紮?他如何纔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寜而不至於心理失衡呢?
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瞭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並非作如是觀。
邵燕祥,詩人。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
主要著作有:
詩集
《到遠方去》
《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
《遲開的花》
《歌唱北京城》
《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散文集
《教科書外看曆史》
《大題小做集》
《熱話冷說集》
《邵燕祥文抄》
紀實文學
《沉船》
《人生敗筆》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老藝人信任的朋友,宣傳機器上的“螺絲釘”
老相聲“四大本”,構成瞭“大搞封資修”的罪狀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麼多人,主要是農民,替我們死於飢餓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們將成為爸爸媽媽,我母親將要當奶奶瞭
不問民間疾苦,一心還隻想寫作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兩條車道溝裏的鮒魚:我和吳小如恢復聯係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從“你算老幾”到“脫帽加冕”
妹妹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父親就退休瞭
跟圖爾遜閤作譯寫《十二木卡姆》唱詞
插敘兩位沒沒無聞的人,那時代也還有純屬個人的不幸
“曆史將宣判我無罪”:自以為和卡斯特羅的心相通
中蘇交惡,鄰居沙安之處境變得尷尬
居民小組長:息事寜人,還是無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凍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動心
以文字錶達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網乃是宿命
從古裝的唱詞到洋裝的話劇
內濛古和江南之行:曆史與現實疑真疑幻
開排,停排,復排:《葉爾紹夫兄弟》一波三摺
剛過瞭大飢荒,又“整社”不準“開小片荒”瞭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煩瑣的傢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閤”
預防政變,丁萊夫將軍奉命進駐廣播局
《葉爾紹夫兄弟》“內部演齣”,我卻高興不起來瞭
改編“階級鬥爭”劇本,遠不如親身挨鬥感受深刻
難得一上五颱山,跟年輕氣象員聚會高山站
對反修波及國內毫無精神準備,還在吟詠“怒書原不作哀音”
半個世紀後暮年迴首,檢點自己過去的足跡
初到重慶:山水市井間徘徊,川劇裏沉湎,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彆山城下三峽,武漢是舊遊之地
李燕、紀維時等的離京,背後有一個“大舉措”
南下溫暖的廣州,卻接到父親病危的急電
寫“反右派”劇本。“小整風”挨整。又獲“優秀劇目”奬狀……
劇團巡演的總結,變成瞭涉及男女關係的批判會
迴憶去瀋陽看話劇匯演,卻像重讀瞭多捲人生的大書
中國爆炸原子彈。赫魯曉夫下颱。我們下鄉“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難的中原大地:西宋莊比土改前的甘肅農村還窮
一窮二白的小村莊,到哪兒找“走資派”的“資本主義道路”?
謝天謝地,這個村莊搞瞭半年“四清”,沒死一個人
摘掉鄭某的地主帽子,三戶錯劃富農改定為富裕中農
多年後泛濫的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幾十年前隻是規模較小
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再思考,但沒讀懂德熱拉斯《新階級》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不算尾聲的尾聲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邊的黃驊中捷友誼農場,雷雨交加,土牆草頂的平房,倚坐大通鋪上,我打開筆記本寫下一首詩:
真的,這不算異想天開,
海上生齣瞭一片雲彩。
把韆言萬語交付它,
藉一陣風把它吹嚮西北。
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說人傢都在我不在;你沒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給你寄來一片雲—一個大海。
它挾著白熱的閃電,迅猛的風雷,激蕩著所有善感的胸懷。一天夜雨拍打著你的窗扉,讓你想象著海濤澎湃。
讓你想象著海邊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準要漲一迴。
而我將做一個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歸來。
最後的兩句,文秀一看就會懂。我們都讀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一起看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畫。在列賓一幅畫裏,一個應是這傢主人的男子闖進傢門,尷尬地成為陌生的來客,在桌前做功課的兩兄妹疑慮地望著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傢都習慣瞭沒有他的生活。他為什麼沒有事先捎信來?是突然遇赦,還是郵路不通,抑或他想給親人帶來個意外的驚喜?……這幅畫的題目,有的譯為“不速之客”,也有的譯為“意外歸來”。從哪裏歸來?監獄,還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鞦風裏,從黃驊轉滄縣,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車的時候,並不預期迴到北京會有“卻看妻子愁何在”的歡快,但還是興奮得跟一同獲釋的夥伴海闊天空地說這說那,好像啞叭學會瞭說話一樣,就在我們高談闊論間,聽到一聲汽笛,這一班車已經開動北上瞭。
既誤車,誤瞭車也高興,索性不著急,重新上車,到天津中轉,在這個不曾來過的北方大城市,買瞭一鐵盒精裝的糖果,就算帶給親人的小小禮物吧。
從車到北京起,這個全國的心髒,就以齣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寜靜接納瞭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齣站後拐進的小鬍同一片寂靜,就是大街上也不見喧嘩,人行道上,公交車上,人們好像相約“肅靜”,屏口無聲。這完全不是我在海邊期望的迴來後的景象。“十年大慶”剛過去不久,想象該還在天安門廣場保留著節日景觀的同時,人們談笑間依然一片節日氣氛纔是。然而不但不見節日盛裝的仕女,好像人們都忘記瞭共和國建立十周年這件大事,傢傢門前掛的五星紅旗也早就捲起收藏瞭。
兩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鬥時,我也沒這樣失望過。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時,渴望迴到“正常”的生活,人們享有私人的歡樂,也享有群體共有的歡樂,那歡樂於我已經陌生瞭,比如說,就像報紙上反映的那樣吧。那“人民內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轟轟烈烈,也應該是生氣勃勃的。但是,這裏沒有母親在我剛下鄉時就寫信告訴我的,敲鑼打鼓敲臉盆打麻雀的熱鬧,沒有大煉鋼鐵時條條鬍同連老大媽也動員齣來砸石塊的火熾,也沒有文秀寫信告訴我的,參加“十大建築”施工時,人們在腳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趕……過去瞭,全過去瞭。
在中國,戶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後,所謂下放,叫勞動鍛煉也罷,叫勞動改造也罷,首先把你的戶口遷齣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許多人就從此一去不迴頭,再也無緣成為北京市幾百萬、上韆萬直到兩韆萬市民之一瞭。我鄭重地把黃驊縣轉迴北京的介紹信交到派齣所警察的手上,他順手就給落下集體戶口,並注明“想當然”的“自黃驊電颱遷來”,是因為我現在歸屬轄區大戶的廣播局瞭,如其不然,說來自什麼農場再寫上“摘帽右派”身份,辦事怕就沒這般爽利瞭。
迴到老三○二宿捨院,離去三年,“城郭依舊”,因是上班時間,空空落落的。沒有遇見熟人,卻正好遇見半生不熟的趙無宣—趙無極的妹妹,她正是這兩年跟文秀同住一處集體宿捨的室友,你說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蒼白的臉上錶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隻好煩她帶個口信,給班上的文秀,說我已找過房管科,給分配瞭九單元三樓三號的一間宿捨,讓文秀中午來一趟。隨後我跟著總務科的一位老人兒,一起上倉庫,藉來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子,就算安頓下來。
那首詩中的“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從似乎縹緲空靈的雲裏霧裏,還原到現實生活中那間北嚮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麼樣的房屋裏,畢竟是次要的,關鍵還是跟誰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樣,不看你在簡陋的還是堂皇的辦公室,端看你的辦公室裏有什麼樣的同事。
傢裏一起過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辦公室裏的同事,就聽天由命瞭。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進入辦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進辦公室,曾經帶著多麼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蔭到河北正定天主堂裏的華北大學,找我們麵談,等於麵試,決定調我來北京的廣播電颱。於是我進入中央颱左熒為科長的資料編輯科。今天,柳蔭又和藹地對我說,咱們這迴一塊工作瞭,你先到文藝部的資料室吧。他現在主管中央颱的文藝廣播,錶演團體和唱片社。後來我多次想,柳蔭心裏不知怎麼想的:十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小青年,成長為二十六歲的“摘帽右派”瞭?
我也如約找瞭平生第一個上級左熒,他現在是新建的北京廣播學院院長,他說廣院人手極缺,我迴來正好,不過因為柳蔭堅持要我上文藝部,他跟柳蔭商量,文藝部資料室是個閑職,學院倒是來瞭就排進功課錶,我半天在颱裏,半天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漢語教研組上班。學院草創,暫時就在離電颱不遠的一座灰樓,原是電颱宿捨,我住過的 —幸耶不幸?幾年後“文革”開始,我又被關到這裏,灰樓成瞭所謂“牛棚”。那是後話。
我跟另外四位新來的中文係畢業生一起,給大一同學任漢語輔導教師。同學們每周聽北大林燾教授的課,迴來由我們判作業,講評。我沒參加聽課,半年多的時間,隻在什麼場閤,遠遠看過林燾一眼。後來我從吳小如處知道,林燾是北平淪陷後間關數韆裏去大後方,上瞭西南聯大的。
我沒讀過文字、訓詁之學,也沒學過現代的語法。我一嚮認為對範文多讀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語法自在其中。所讀不多,卻學語法,越學越纍也越糊塗。我上小學時看兄姊的高三國文,最後附錄瞭簡明的文法常識,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的分類,如主語、賓語的句子結構,好像一看就懂瞭。學英文時,有 Digram,對句子進行圖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硃德熙閤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針對當時報紙上的病句,較係統地講瞭有關常識……這一些,就是我當輔導教師的“學養”根柢瞭。
這時印尼排華,有大批僑生迴國,廣播學院專開瞭一個僑生班,我兼給這個班的學生輔導,主要是改作文。這倒是我的輕車熟路,同學們似乎也還滿意。即使有不滿意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沒到“文革”,學生絕少給教員提意見的。
廣播學院新校捨落成,要搬到東郊定福莊去,像我這樣的“半日製”工作肯定不行瞭。於是我選擇全天迴文藝部,不再兼做輔導教師。左熒也錶示理解,我告彆瞭以鄒曉青為首的這個教研組。鄒曉青是“進城”老乾部,五十年代初大區撤銷後,從《東北日報》副總編輯任上,調到廣播事業局對外部任職,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溫鄒張反黨小集團”一員。主管對外部的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劃為右派,他也受瞭處分。我離開這個教研組不久,溫濟澤調進來,又跟鄒曉青共事瞭。這是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麵,不過我相信他們能夠明智地相處。
那時,到處可以遇見“犯錯誤 ”的人。文藝部資料室,陳道宗已先我而來。他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戴右派帽子,但受瞭降級降薪的處分,大概是所謂“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來電颱時,他也是先已到來,原為北大學生,現在跟隨楊兆麟跑時政,筆頭快,也有活動能力,適於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黨,最後隻好離開時(事)政(治)這一攤,去瞭文藝部。 —後來我纔知道,他齣身山東的書香門第,他的兄長早已參加中共,後來一直做對外使節;大概因他的父親與何思源交誼頗深,他被中共地下黨物色來做何的統戰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氣在老一輩舊派人物看來順眼,到革命隊伍便顯得鶴立雞群,落落寡閤,我就聽過文藝部黨支部的人說他“清高”,當然是要從貶義理解的。人們說他很難共事,但我沒有這個感覺。我們一起幫助柳蔭寫總結音樂廣播(後來又擴展到整個文藝廣播)的材料,閤作得十分默契。這是知識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難文人的相濡以沫?還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沒有公開戴帽,也就永無摘帽之說)的暗中勾結?
好在這時人們被更多的熱點所吸引或糾纏,不暇多顧我們這樣的“死老虎”(後來叫“落水狗”),網開一麵,負麵的輿論壓力暫時沒有籠罩到我頭上,也從道宗頭上移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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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米洛凡·德熱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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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活動的時候就要多屯點書 太實惠
評分寫文革前的緊張空氣,作者記憶力可真好
評分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麵。這幾年,經過瞭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飢荒以後,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雲依然鼓蕩翻捲,暗流洶湧,“樹欲靜而風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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