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不过相对而言,《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
现在略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学术构想。
一、“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
限于时间和精力,《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同时,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一般情形,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例如,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指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而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三、“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其中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相关研究都很少;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特别是关于“潇湘”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潇湘八景,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毕竟非其研究主旨;而关于“潇湘”语汇的探讨,则必然要对“潇湘”意象进行分析。
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①。而《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
在中古文学中,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
四、“‘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毋庸赘言,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颠覆、转化的过程。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更受制于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环境产生刺激,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
中古以前,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诗》三百虽然以“关关雎鸠”开篇,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而且,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诗中有“鸟言”,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因而,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山水诗。中唐以后,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酝酿到北宋,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思维传统
二、从文化水平、文化面貌到地理感知
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学术构想
第一章 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
一、关于感觉文化区
二、华夷之界:唐代中华文化的空间范围
三、山川之异(上):北方各区
四、山川之异(下):南方各区
五、唐人对于文化地域的感知
第二章 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
一、杜诗中的“江汉
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
三、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
四、《柳毅传》中的“洞庭
第三章 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
一、“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
二、“潇湘”的意象及其流变
三、“竹林寺”与“桃花源
第四章 “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
一、关于禽言诗的一段学术公案
二、古人笔下的鸟禽言语
三、“鸟言”与其特定的生态
四、“禽言”兴起的时空过程
五、禽言诗的生态背景
六、环境刺激与文化感应
七、从地理交流到生态发现
结论
一、地理经验与本土问题
二、学科间的互济
地图
图1-1 唐代文化区域意象图
图1-2 唐代十道图
图2-1 杜甫在南方主要活动空间
图2-2 《上安州裴长史书》空间逻辑示意图
图2-3 柳毅传书空间示意图
图3-1 湘江水系图
图4-1 十五国风图
图4-2 汉代方言分布图
图4-3 五藏山经地域范围图
图4-4 历代禽言诗作者籍贯分布图
图4-5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图
列表
表4-1 鸟禽言语的意义分别
表4-2 历代禽言诗作者籍贯分布
表4-3 历代禽言诗篇数
表Ⅳ1 《诗经》鸟类表
表Ⅳ2 《山经》自呼名之动物分布
表Ⅳ3 自宋至清禽言诗及其作者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最能表现这种距离感的,是《诗经》中对于鸟类行为能力的描写。“骇彼飞隼,其飞戾天”(《小雅·采芑》),“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小雅·四月》),“将翱将翔,弋凫与雁”(《郑风·女曰鸡鸣》),大量的这种近乎程式化的遣词,令人印象深刻。显然,这些鸟类的活动空间非常辽阔,人类对它们可望而不可及。
“鸿飞遵渚”,“鸿飞遵陆”(《豳风·九罭》),“鸿雁于飞,集于中泽”(《小雅·鸿雁》),这是鸿雁(雁形目鸭科)。作为候鸟,它们总喜欢在水边活动。“翩彼飞鹗,集于泮林”(《鲁颂·泮水》),“墓门有梅,有鹗萃止”(《陈风·墓门》),这是鹗(鹗形目鸱鹗科)。后者的活动相对较靠近人居,但作为猛禽,它们与人类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比较疏远。
就生态特性来讲,在《诗经》出现的所有鸟类中,家燕(雀形目燕科)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它“喜欢栖息于人居环境,筑巢于檐下或庭廊,与人相处安然”①。在后世的诗作中,很容易发现“旧时王谢堂前燕”(刘禹锡句)、“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句)之类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句;然而在《诗经》里,燕子的这一特点却完全看不见。“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所谓“玄鸟”指的是燕子,诗中全未言及其行为特点。《邶风·燕燕》中有三章咏及燕子的行为:“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从这些诗句中,仔细回味也不难捉摸到一些感情的成分,但这种感情主要是一种离情别绪:“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为何要把这种情绪跟“燕燕于飞”联系在一起?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对“燕燕”是否就住在诗人或“之子”的屋里,更是不得而知。
更令人吃惊的是,《诗经》中描写鸟类的栖息地,几乎无一与人类的生活空间有交集。尽管有写到在屋顶栖止的,如“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小雅·正月》);有写到穿堂入户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但这些乌、雀的窝巢何在,不明。大量的鸟类都是栖止于树林、灌木丛。如“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周南·葛覃》);“欤彼晨风,郁彼北林”(《秦风·晨风》);再如:“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肃肃鸨翼,集于苞棘”,“肃肃鸨行,集于苞桑”(《唐风·鸨羽》)。要不然就是感觉距村落更远的处所,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或“有鹜在梁,有鹤在林”(《小雅·白华》)。当然,鸟巢也都看不到。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诗人们对于鸟类的生活其实并不关心,只不过它们从天而降,不请自来,不时对人类活动构成影响,因而不能不对它们有所警惕。换言之,当时诗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自身的生活,对鸟类的观察也只是为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唯其如此,《诗经》中对鸟类与人类相友善的一面几乎视而不见。在种类上,更关注那些行为能力强悍,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某种危害的猛禽;而对于常作依人状的各种小鸟,也更多地是把它们当作食物链上的竞争者。如《卫风·氓》中有句云:“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小雅·黄鸟》中更是反复吟唱:“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样一种生态关系中,要让诗人在作品中将鸟类描写得与人类和谐共处,如同“仓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出车》)所展现的那样,无疑是一件有悖其基本生活感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诗人对于鸟类的声音很不容易产生审美的情致。《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实在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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