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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主要讲述上古至夏代的历史文化。全书分十三章,自“五帝时代”起,依次讲述了鲧、禹、启以下夏的建立、兴盛到衰亡的过程,接着介绍了夏代的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礼制文化与民众生活,最后从文献与二里头遗址两个方面论证夏代历史的真实性。
内容简介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大禹之子启创建了以传子制度为标志的“中华第一朝”——夏。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传十四世、十七王,绵延四百七十一年。中华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始于夏代。古人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是中华文明的开局王朝,留给后世的是:夏历、夏礼以及青铜时代。
作者简介
郭泳,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记者、《当代学生》编辑部主任。蕴趣于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研究,著有《空谷幽兰马湘兰》、《你看你看京剧的脸》、《陈端生与<再生缘>》等,并任京剧电视艺术片《凤还巢》编剧。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古史探秘散文以及著名文史大家访谈录百余篇。曾参与编撰“当代学生阅读经典丛书”以及大型辞书《师典》。
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
第一节 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第二节 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第三节 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第四节 作为“百里之诸侯”的先夏族
第五节 先夏史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
第二章 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鲧
第一节 旷日持久的洪水大泛滥
第二节 鲧的治水业绩
第三节 鲧的个性及悲剧结局
第三章 大禹:“三代”第一王
第一节 “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二节 治水十三年功成
第三节 “唯禹之功为大”
第四节 成为“三代”第一王
第四章 禹定九州和铸九鼎
第一节 天下九州的划分
第二节 禹贡制度
第三节 禹铸“九鼎”和王权建设
第四节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第五章 夏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
第二节 传子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夏启艰难的建国历程
第四节 “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第六章 夏王朝的兴盛
第一节 太康失国和“五子之歌”
第二节 后羿代夏
第三节 少康流亡中的砥砺
第四节 “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第七章 夏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孔甲“乱夏”
第二节 “武伤百姓”的夏桀
第三节 商汤代夏
第八章 夏王朝的权威
第一节 “王”字内涵的变迁
第二节 王城——夏王朝权威的旗帜
第三节 “夏后氏官百”
第四节 宽严相济的夏代法制
第九章 夏朝划时代的文明进步
第一节 新时代和新文明
第二节 历法时代
第三节 青铜时代
第四节 玉石时代
第十章 为礼仪之邦奠基的夏礼
第一节 夏礼和中华传统礼仪
第二节 “始诸饮食”的夏礼
第三节 夏礼的基石:孝礼
第四节 “以天下养”的养老思想
第五节 “慎终追远不忘祖”
第十一章 夏代民生掠影
第一节 养民“九功”
第二节 “邑”和“邑人”
第三节 邑人的食谱
第四节 尚黑右衽的夏装
第五节 “开道”与“筑梁”
第十二章 典籍中的夏代
第一节 《诗》《书》等典籍中的夏代
第二节 先秦诸子对夏代的追记
第三节 司马迁的考察报告《夏本纪》
第十三章 二里头遗址昭示的夏代文明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分布地区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昭示的夏代文明
附录
附录一 夏大事记
附录二 夏代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夏时期中心区域图
结束语
精彩书摘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
鲧的治水业绩尧在位时,发生了空前的大洪灾。当时,尧帝召开“四岳”会议,讨论该怎么办。一个叫蕹兜的人进言说:“还是让共工干下去吧,他究竟是有经验的。”尧坚定地说:“不行,治水这件大事是决不能让他干下去了,还是试着让他去当‘工师’,办点儿具体的事,看他能不能干好。”大家一致同意了尧的意见。
否决了共工继续管理治水工程的进言后,尧又征求大家的意见,何人适合当水利大臣。这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鲧可以担当此任。理由很简单,一是鲧曾是共工的得力助手,他有经验和这方面的能力。二是这个人有干劲,把任务交给他,他会拼死把事干好。听了众人的话,尧只是摇头,说:“他有能力、有干劲,这不假,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伤,就是‘负命毁族’,这样的人一旦把权力交给他,会坏大事。”什么叫“负命毁族”呢?原来“负命”指的是违抗命令,就是不听上头的指挥。而“毁族”就是不遵守族规,好自作主张。两句话加起来,都说的是他不听话。当时原始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站,作为天下共主的“帝”还是喜欢听话的人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众人用了一句最彻底的话把尧说服了,那就是“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我们比较过了,在大臣中间,论治水的经验,论道德水准,没有一个比得过鲧的了。帝尧听了,觉得大家的话有道理,于是说:“那就让他试试吧!”帝尧被大家说服了。
帝尧的这一句“试试吧”,一试就是九年,这说明鲧果真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他真的没能耐,恐怕干上一年半载早被撤下来了。允许他一千就是九年,至少说明他担任治水之职是称职的。
那么九年间他干出了哪些业绩呢?第一个业绩是继续用“壅防”的方法治理水患。
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有用的,也是不可废止的。共工氏用壅防的方法在颛顼时代实施水患治理长达几十年之久,基本上没有大的水灾发生。在共工氏后期之所以水患频发,不是因为“壅防”不管事了,恰恰是因为疏于“壅防”。鲧是个明白人,他没有因人废事。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着以壅防治水的方略,而且效果也是好的。
第二个业绩是改进“壅防”方法,提高“壅防”水平。长期以来,投入水中的泥、石会被湍急的洪水冲走,这是个大问题。有本史书上说,“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是个新创造。多少年来,对于“息石”“息壤”的解读有多种,而且争论不休。其实,这里的“息”就是停留的意思。怎样使扔进河里的石块、泥土不被水冲走而“息”停在那里呢?鲧发明了制作竹笼或木笼,把泥土和石块装在里面投入水中,以达到将河水分流的目的。这个方法好得很,它后来被历代的水利专家所沿用。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分洪工程,把江水分成内江和外江,用的不就是“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种方法吗?第三个业绩是为治水实行移民政策。有人对“息壤”作了十分符合实际的解读,说“息壤,民众栖止之地也”。所谓“栖止之地”,就是民众世代居住的宅地。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世代居住的宅地不可移动,那里有祖宗的庐墓,一移动岂不冲了风水?可是,鲧为了治水的需要,实行适度的移民,这也是必要的。当然,他这样做,必然会引来不少人的非难和抗议,阻力是会很大的。
第四个业绩是把铜器用作治水工具,大大提高了治水效率。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铜”是一种神物,因此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支配下,铜器可以制作兵器,可以制作礼器和祭器,后来也可以制作食器,因为中国是主张“民以食为天”的民族,但不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可是这个不守规矩的鲧偏偏把铜制成了治水用的工具。这本来是应该大加赞扬和肯定的作为,但在保守思想的支配下却受到了强烈的指摘,在《尚书·洪范》一书中称之为“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什么叫“汩陈其五行”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说鲧在治洪水时没有按照五行的规范办事。这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
按“五行”行事是君臣行为的最起码要求,一个治水大臣带头破坏了五行规范,那还了得!怪不得“帝乃震怒”了。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多处典籍提到,“息壤”属于“帝”,极可能是鲧动用了当时青铜制作的礼器,因为竹笼木笼入水还是容易被冲坏,用上铜钉铜铆则会大大提高牢固度,对鲧来说,铜器治水不用,更待何时!于是礼器熔化成了铜钉——然而鲧忽略了,这些东西属于“帝”,你还没有经过请示汇报(“不待帝命”)!可是,治洪不等人,在大浪滔天的情况下,拯救生民刻不容缓,哪里还有时间请示汇报等批准呢!其实,鲧的思想是先进的,铜这种新发现的金属,不用在治水这样的头等大事上,是多么大的浪费啊!第五个业绩是将治水的范围扩大到“天下”。有这样一种可能:共工时期的治水,大致上只局限于黄河流域,更确切一点说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是到鲧治水时期就不同了,史书上说他“壅防天下百川”,就是说他的治水工程已走出黄河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鲧的天下治水为大禹治水打下了基础。
第六个业绩是由“壅防工程”发展到“城防工程”。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城的发明是与治水有关的,或者说“壅防”启发了“城防”。鲧为了治水,不论是水中建造的堤坝,还是建造在河两边的堤岸,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要经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由此鲧会联想到经得起敌人冲击的防御工事的建造。如果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外围上坚实的、经得起敌人冲击的、足以保护自我的“堤岸”一样的工事,岂不安全得多了吗?史书上有“夏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城的“发明”不只在军事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的。
鲧参与治水的历程特别长。在这场大洪灾中,早期的治水领袖是共工,而鲧是共工麾下的一员治水干将,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
有趣的是,一些论者认为共工与鲧是一个人,那是有其深层含义的。到共工被撤去水官之职后,鲧被推举为继任者。史书上说他主导治水九年,其实,在中华文化中,“九”既可以是一个实数,又可以是一个虚数。“九”者,久也。他长久地担任着天下水官之要职,冒着种种风险,顶住种种压力,创造出许多治水史上的奇迹,说他是中华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那是毫不为过的。
……
前言/序言
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这样一段经典式的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认为,这一表述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它粗线条勾勒出了文化中国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矢志于“通古今之变”,开创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中华史学传统。嗣后的两千余年间,史著汗牛充栋,记述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也难。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以来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还较易梳理,而对更前面的夏代以及先夏期的历史,则长期浮游在是真实的信史、还是飘渺的传说之间,难以让人定夺。就拿夏代来说吧,大圣人孔夫子一面说“夏礼吾能言之”,一面又慨叹于“文献不足征也”。说白了,单凭现存的那些被太史公称为“不雅驯”的文献资料,要想叩开早已逝去的上古文明的大门,简直是不可能的。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一种文明一旦产生,即使再久远,它也会在后人的记忆库中留下某种若隐若现的印记,这就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由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更为重要的是,“昨天”和“前天”的文明,虽说它会由于某种难以解读的缘由而会在地平线上消逝,但它往往会在大地的深层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旦人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除掉厚厚的历史尘埃,就能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近百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包括近年来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让沉睡在地底下数千年的先人“起死回生”,重新站立到历史的前台来诉说当年的史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迷惘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了。
偃师二里头一带,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当这里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耒、耜、凿、锛、锥、钻等“先进”农业工具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还会怀疑一个进入农耕社会期的夏代的存在。当这里出土的铜片和铜鼎、铜爵、铜觚、铜斝、铜益、铜铃、铜泡和其他铜饰品,以及使用了合范法浇铸的铜范等物放在人们的面前时,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对“禹铸九鼎”的传说产生怀疑。当总面积有一万余平方米的被世人誉为“华夏第一都”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掘出来后,也很少有人还会对夏代文明的领跑地位提出质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不只给夏代是否存在的争议打上一个大大的历史休止符号,同时使更多的人们对夏王朝之前的先夏文明,对五帝时期的历史,对更古远的六千年、七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作者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这个王朝绵延了四百多年,它影响了中国整部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这个王朝虽说早已成为历史,可直到当今,世界各国还是称中国人为“华夏人”,简称“华人”。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对“夏”与“华”的最为经典的解读。“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孔颖达说的“礼仪之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之邦”的“大”起于何时呢?很明确,就起于夏代。无怪乎在二里头发掘中有那么多的礼器了。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实际上在向我们说明:夏代是开创了礼仪之邦先河的了不起的时代,中国和世界记住这个王朝的缘由也在于此吧!实际上,孔圣人早已点明了中华礼仪之邦是发轫于夏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说的“因”,就是继承。孔子是在说:殷朝的礼仪是从夏朝那里继承来的,周朝的礼仪是从殷朝那里继承来的,有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百世”以后的中华礼仪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孔子到当今,差不多“百世”(中国传统称三十年为一世,百世为三千年)了,可我们不少的中华人,甚至史学工作者,还不知“礼仪之邦”的“根”在哪里呢!“礼”之发轫于夏代,以宏阔的视野观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万“邦”(原始氏族公社)林立到整合万邦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阶级社会,夏“国”亟需有一套制度、手段、象征来凝聚邦国,如此,结合当时风俗习惯而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
研究夏史有许多事要做,但我们以为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指出“夏礼”在整个礼仪之邦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应该是一个中心议题。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是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的具体行为。因此,它渗透于农耕农事,渗透于住宅和宫廷建筑,渗透于慎终追远的祭祀,渗透于新兴的传子制度,也渗透于人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这些都是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研究的。我们这部《夏史》要表达的新意也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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