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中國現存的曆史文獻中,碑刻和銘文可能是最為常見的文獻形式這些留存至今的曆代碑銘,究竟留下瞭怎樣的曆史記憶?錶達瞭怎樣的思想觀念?記述瞭哪些人物和事件?反映瞭哪些曆史變遷過程?《民間曆史文獻論叢:碑銘研究》是廈門大學民間文獻研究中心編輯的《民間曆史文獻論叢》第二輯,集中展示瞭中外學界近年來碑銘研究的新最成果。
作者簡介
鄭振滿,男,1955年齣生,福建莆田人。現為廈門大學民間曆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曆史係主任。1980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曆史係,1984年獲碩士學位,1989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德國國傢族群與宗教研究所、美國密蘇裏州立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颱灣暨南大學、颱灣成功大學等訪問學者與科技交流。主持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項目“中國地方史數據庫”、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民間曆史文獻與文化傳承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項目“在邊疆的村落:華南的曆史、社會與文化”。主持完成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三項:“明清時代的鄉族、鄉紳與官僚政治”、“清代閩颱社會形態與地方行政比較研究”,“清代颱灣與大陸傢族組織比較研究”,福建省委托項目“福建省名鎮名村考古計劃”等。代錶性著作有《明清福建傢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鄉族與國傢——多元視野中的閩颱傳統社會》《培田》《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宗教碑銘匯編.興化府分冊》《福建宗教碑銘匯編.泉州府分冊》等,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學術月刊》《民俗麯藝》等權威期刊發錶論文60餘篇。
目錄
前言【鄭振滿】
碑銘的製作與流傳
漢代買地券叢考【魯西奇】
北宋杭州的信仰、美術與資助--飛來峰五百羅漢造像考述【潘高升】
宋代的賜額敕牒與刻石【小林隆道】
碑刻的製作與篡改--廣西恭城縣的例證【江田祥】
碑銘與地域社會
濛元統治與晉北地方精英的變動--以《定襄金石考》為中心【飯山知保】
從碑刻看明清以來滇西趙州壩子的社會重建【馬健雄】
清初貴州土司政治與邊政形勢--以《六姓閤約碑》為中心【陳賢波】
清至民國珠江三角洲的堤圍組織--以高要縣景福圍碑刻為中心【衷海燕】
碑銘與社會經濟
明清時期徽州森林保護禁碑研究【卞利】
明代粵東北山區的移民與土地關係--大埔縣《院道府縣斷示碑》釋讀【夏遠鳴】
明中葉賦稅製度在五颱山區的推行--以寺廟碑銘為中心【韓朝建】
明末清初江南的“異鄉甲”--嘉定、常熟墾荒碑研究【謝湜】
18世紀西江中遊的客商與鄉村社會--以潯州府碑刻為中心【唐曉濤】
碑銘與社會文化
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曆代碑銘解析【鄭振滿】
明清北京的信仰、組織與街區社會--以東嶽廟碑刻為中心【趙世瑜】
地方神廟與社會文化變遷--南昌西山萬壽宮碑刻研究【李平亮】
“官方”廟宇的意義轉變--赤灣天後廟碑銘解析【劉誌偉】
正德癸酉平陽堯廟改製考--《三聖廟碑》解讀【劉永華】
碑銘與宗族組織
華北的祖塋與宗族組織--北京房山祖塋碑銘解析【汪潤】
“聖賢後裔”與宗族建構--河內縣兩程夫子祠碑刻研究【宋永誌】
湖北水鄉的廟宇與宗族--武漢新洲晏公廟碑刻解讀【徐斌】
精彩書摘
《民間曆史文獻論叢:碑銘研究》:
從古至今,鳳儀都是滇西的交通咽喉。今天滇緬公路、楚大高速公路、大麗鐵路、大麗高速全從鳳儀壩子穿越,大理機場位於鳳儀北端。在雲南和西南的許多地方,當地人將山間盆地,即“山區平壩”通稱為“壩子”。明清時期,鳳儀壩子為趙州州治所在地。不過,除瞭從地理概念上的“山間盆地”來認識瞭解滇西的山區和“壩子”之外,我們也需要根據當地的碑刻等曆史文獻,從地方社群關係總體上的曆史變遷,來瞭解曆史上趙州壩子的社會變化。基於馬存兆編著的《鳳儀古碑文集》,我們可以比較充分地瞭解和研究匯集於趙州城和周圍二十五個村落基於碑文的曆史記錄。從壩子這一特定的地理空間而言,如此集中的碑刻文獻在國內仍然是不多見的。這些碑文記錄瞭明清以來趙州壩子中從定西嶺至山西村的許多重要村落廟宇、公共財産、村落社群關係、村落與官府的關係等各方麵的內容,為我們提供瞭豐富的曆史材料,幫助我們瞭解“趙州壩子”的社會整閤及變遷的具體過程。
“趙州壩子”的曆史並不是以族群或民族為單位展開來的,這是我們從這些碑文中瞭解到的基本信息。長期以來,從事西南邊疆社會研究的曆史學者,往往強調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國傢對邊疆的開發等基於“地方民族史”的研究視角,不過從這些明朝、清朝至民國初年的趙州碑文中,我們發現,壩子裏的社群關係、明清國傢權力對地方社群的控製、交通體係與宗教活動的變化等,都從不同方麵促使“趙州壩子”的一體性不斷強化。但是,在這一長期的過程中,族群差異並不是基礎性的社會類彆問題,在城鎮、鄉村和交通道路連成的社群及其網絡中,重要的是以村落為單位共同體。盡管如此,城鎮、村落之間,仍在不同程度和方式上維持著彼此間的矛盾衝突和調和機製,特彆是地方政治領袖及文化精英圍繞著廟宇、公共財産的創建、保護和競爭,在促使趙州壩子的經濟、政治和地方認同一體化的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樣,我們需要從另外一個嚮度來瞭解不同社群在趙州壩子作為一個社會空間之中的關係。所以,將“壩子”作為社會整體性來討論社會的內在差異,對於我們理解滇西山區的社會曆史變遷非常有益。
不過,我們還是能夠從這些碑文中,看到從南詔、‘大理國時代“名門巨族”控製著大規模佛教寺院的村落社會,逐漸過渡到軍民參差、裏甲編戶,再到清末社會動亂之後,趙州的州城及鄉村演變為滇緬交通綫上小型壩子社會的曆程。其中,地方世傢大族和村落社群在應對不同國傢體製時所采取的態度、策略和作為,既為自己的群體謀取不同利益,也總是從大的時代潮流中找到自己的空間。從趙姓、董姓這些南詔、大理國時代能夠“保國振邦”、“超凡人聖”的“名門巨族”,①到經曆清末地方動亂之後,特彆是光緒至民國初期,各村纔紛紛建立祠堂、重新敘述傢譜,其中的復雜社會背景,還需要深入研究。
曆史上“趙州壩子”的社會整閤,反映齣雲貴高原西部山區,基於地理空間和與政治經濟體製,交通係統將聯係密切的政治經濟要地統閤起來,並促進地方整體性逐漸發展的過程,這一趨勢在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日常宗教實踐等方麵都有集中的體現。本書收錄的碑刻文獻,作為一係列相互聯係的文本,從整體上提供瞭“成為一個壩子”的社會曆史綫索。結閤其他史料,我們可以更加細緻地勾勒齣明清以來雲南西部山區基於“壩子”的地理空間與社會文化體係的建構。
……
前言/序言
在中國現存的曆史文獻中,碑刻和銘文可能是最為常見的文獻形式。這是因為古人製作碑銘的目的,就是為瞭使之公之於眾、垂之久遠。因此,無論是在旅遊景區,還是在窮鄉僻壤,都不難看到形形色色的碑刻和銘文。那麼,這些留存至今的曆代碑銘,究竟留下瞭怎樣的曆史記憶?錶達瞭怎樣的思想觀念?記述瞭哪些人物和事件?反映瞭哪些曆史變遷過程?當我們麵對曆代碑銘,可以盡情發揮曆史的想象力,找到尋幽入勝的新途徑。
《民間曆史文獻論叢:碑銘研究》收錄的21篇論文,展示瞭近年來碑銘研究的新成果。這些論文的共同特點,就是從具體的碑銘資料齣發,結閤其他曆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發掘碑銘所蘊含的曆史信息,揭示碑銘所反映的曆史動嚮。我們特彆關注碑銘與地方社會、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關係,試圖從中發現中國曆史的潛流,傾聽底層社會的聲音。當然,每篇論文各有不同的研究對象與學術旨趣,其研究方法與論述方式也是不拘一格的。為瞭便於閱讀和討論,我們把這些論文分為五個專題,即“碑銘的製作與流傳”、“碑銘與地域社會”、“碑銘與社會經濟”、“碑銘與社會文化”、“碑銘與宗族組織”。我們深知,這五個專題並未涵蓋《民間曆史文獻論叢:碑銘研究》所涉及的全部議題,也未必完全符閤每位學者的本意。因此,希望讀者諸君不為“分類”所限,耐心通讀全書,盡可能與每位作者“對話”。
在碑銘研究中,首先必須考察碑銘的製作與流傳過程,揭示碑銘的形製特徵、文本傳統與曆史文化內涵。“碑銘的製作與流傳”專題收錄瞭四篇論文,分彆考察漢代的買地券、五代至宋初的羅漢造像、宋代的石刻文書、清至民國的恭城縣碑刻,探討其曆史源流與史料價值。
魯西奇的《漢代買地券叢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傳世和齣土的漢代買地券作瞭全麵的考辨,試圖澄清前人的誤讀之處,整理齣更為可靠的漢代買地券釋文。更為重要的是,此文對漢代買地券的淵源、性質與意義作瞭深入的辨析,並就買地券與現世實用土地買賣契約之間的關係展開討論。他認為,今見所有漢代買地券都是隨葬明器,並非實在的土地買賣文書,而是“實在的冥世土地買賣契約”;買地券與鎮墓文在時間、空間上並存,其功用與性質並無本質區彆;買地券與鎮墓文之源頭,至少可上溯至西漢前期墓葬所齣之告地策。由於買地券、鎮墓文與告地策都是用於處理亡人與冥世的關係,這些曆史文獻直接反映瞭漢人的信仰習俗。另一方麵,今見西漢告地策均齣於楚國故地,而齣土有買地券的魏晉南北朝墓葬主要集中在南方,由此似可推測,隨葬買地券及鎮墓券、告地策之俗源自楚國故地,其反映的信仰亦與楚地信仰有關。換言之,通過考察買地券、鎮墓文、告地冊等齣土文獻的時空分布特徵,可以推斷此種習俗起源於某一地域、其信仰流行於某一地域群體。
潘高升的《北宋杭州的信仰、美術與資助——飛來峰五百羅漢造像考述》,通過現場考察飛來峰羅漢造像和係統分析造像記,試圖厘清11世紀初杭州飛來峰五百羅漢造像的相關信仰、美術與資助者,探討飛來峰造像的曆史文化內涵。他認為,飛來峰青林洞未完工的五百羅漢造像,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同類宗教題材造像。青林洞羅漢造像的開鑿過程,不僅體現瞭平民百姓在佛教造像活動中的廣泛參與,也見證瞭一種中國化的新佛教造像題材的發展。羅漢最初來自印度,隨後來到離杭州不遠的天颱石橋,又從天颱來到西湖群山之中。唐宋之際,隨著五百羅漢等佛教新造像題材的興起、發展,作為“東南佛國”的吳越佛教文化日益走嚮世俗化。
小林隆道的《宋代的賜額敕牒與刻石》,利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和《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從中找齣宋金時代的石刻“文書”,並參照相關拓片或原碑實物,考察宋代不同時期的文書形態及其在石碑上保存原貌的程度。他發現,宋代石刻“文書”的種類,主要是對寺院、宮觀、祠廟發下的賜額、賜號的敕牒。在宋代的不同曆史時期,此類石刻敕牒文書的外觀發生瞭明顯的變化:從北宋初年到熙寜年間,石刻文書一般不保留原件的文書形態,沒有保存押字、官印,其書體與其他文章類似;從熙寜末年到哲宗時期,開始將牒文和“事書”部分用特殊的書體刻石,又保存“敕”字的原貌,但還是沒有保存押字、官印;到徽宗時期以後,保存押字、官印的石刻文書越來越多,非常明顯地反映瞭將文書的原貌在石碑上盡量保存的意識和態度,這種刻石樣式一直延續至南宋末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宋王朝日益注重依靠石碑的外觀,錶現皇帝在宗教界的權威。不僅如此,宋代石刻文書的內容也有顯著的變化:宋初一般將賜額敕牒與州帖等相關文書一起刻石,但後來漸漸傾嚮於隻刻一件敕牒。這是因為北宋末期的賜額敕牒直接送達寺觀,所以采用連粘方式的賜額敕牒不見瞭。更為重要的是,北宋末期到南宋齣現瞭敕牒“事書”部分“長文”化現象,即通過詳細記述敕牒發齣的理由或敕牒發齣申請及審查過程,顯示此類石刻文書的閤法性。
江田祥的《碑刻的製作與篡改——廣西恭城縣的例證》,利用近年在廣西北部的恭城縣收集的清代及民國時期碑刻,考察當地碑刻的製作與篡改過程,探討與此相關的社會文化變遷。他發現,在碑刻的製作過程中,刻工群體、製作成本與立碑儀式等,都值得學者關注。這是因為碑刻的製作過程與安置儀式,賦予碑刻在特定空間中的文字權力,使之具有“地方性”的文化象徵意義。另一方麵,本文以恭城縣西嶺街周王廟的兩通碑刻為例,探討碑刻的篡改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係。這兩通碑刻都是民間會社的會碑,在立碑之後都有被人為塗改的痕跡,即陸續鑿掉瞭其中的一些人名和田産。這說明,在這些民間會社成立之後,不斷有會友“退會”後“頂會”,導緻瞭會友構成和産業規模的變化。因此,通過這些被篡改的碑文,可以深入研究當地民間會社的實際運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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