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凤凰卫视金牌主持马鼎盛唯一自传性作品,超高人气的军事评论员个人传记,军事迷必读书。
2.共和国同龄人讲述从知青到著名军事评论员的传奇经历。作者亲历了新中国的所有大事件,特别是其从知青到军事评论员的经历,讲述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传奇跌宕。
3.以儿子的身份深情回忆母亲红线女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不是艺术评传,只讲述生活细节,粤剧迷最想了解的一个真实感性的红线女。
4.近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首次公开。其中有作者当知青时的照片,亦有马师曾、红线女年轻时的照片,很多照片是首次公开,极具收藏价值。
内容简介
《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是凤凰卫视金牌主持马鼎盛的唯一自传。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马鼎盛亲历了国家从艰难困苦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事件,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者。其从知青到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的经历更是传奇跌宕,令人感慨不已。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儿子,作品追述了儿子眼中一位真实而温情的母亲,披露了红线女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位血肉丰满,区别于舞台之上的红线女,是了解红线女不可多得的读本。
精彩书评
★优秀,原来是可以传承的,红线女和马鼎盛,作为粤剧和军事评论界中的翘楚,纵横在世人的视野中数十年。马老师现在以传媒人,以儿子的身份,侧写红线女的故事,有着常人看不到的视角以及不可能有的观察,告诉我们一代粤剧名伶的别样人生。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吴小莉 ★红线女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红腔、红派,不只是因为她戏曲演出的剧目、演出的实践特别广泛而是因为她的演出有创新,不落窠臼。她转益多师,吸收各种艺术养分,在学习上特别刻苦,在艺术的追求上,始终求真求实。
——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代部长 周巍峙 ★她不是一般的明星、演员、艺术家。……她要求的是理想,她要求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发达,她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历史里边的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屏幕上的一个角色。
——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 王蒙 目录
20世纪50年代:北京,我的童年
一行热泪一路歌
父亲讲故事
香港盛仔上北京
北京真好玩
东四六条胡同
掌声响起来
我的小学班主任庞淑芬老师
北京麻雀灭九族
鲜血淋漓的舌头
20世纪60年代:我的父亲母亲
妈妈,你不要结婚
父母婚事
父亲和他的母亲
北京市第47中
一块白面火烧
我给周总理说相声
总理记得马尾云
与母亲在颐和园
这封“南方来信”是我写的
我遗精了,有什么新鲜的
父亲马师曾给我的遗产
排球狂热势不可挡
初 夜
染血的矛头
锡林郭勒大草原
一只破塑料鞋
十二年京华梦未醒
长安斗牛士
粉墨生涯
20世纪70年代:知青岁月
战备粮、小三线
痛说革命厂史
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工 伤
谢师宴
在韶关建设共产主义
帮妈妈抄大字报
从海洋岛到法卡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盟凤凰卫视
游戏和工作
母子间的文字交流
母亲肯定我自力更生
香港才子名嘴
台湾海峡危机红了个马鼎盛
外婆谭银彩
世界最幸福的人
让母亲笑出眼泪
两次胃出血
21世纪:为了告别的聚会
学习父亲马师曾爱国为民
我是怎样当上军事评论员的
不辞长作凤凰人
我的游泳生活
母子访谈录
作为香港政协委员关注南海主权
在亚洲电视台讲军事
第三次拥抱母亲
母亲红线女86大寿
我登台逗哭寿星红线女
母亲突然离世了
精彩书摘
北京真好玩
1957年的暑假,我住进了北京的小胡同。
从香港的跑马地到广州的仓前街,八年间都住“洋楼”,到了北京才知道瓦房的好处。四合院有大有小,都少不了绿树成荫。我坐着三轮车,由马路转入胡同,一眼就看到攀在树上的小孩,男的女的都分不大清楚,无非是汗衫短裤,一阵欢声笑语中,分明有“香港来的”几个字。
五姨妈的家几乎在胡同底,两扇木门,进院子就下五六级的台阶,右边一溜三间大瓦房,再过去两间小点的瓦房,住着李太太一家三口。李家姐弟很快就成为牌友。左边五六间小平房,分住三家人,他们另外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大家好像就没那么亲热了。
最令我惊奇的是大院的茅房——根本不能算厕所。三尺见方的破烂土房,一道只能半掩的三合板破门,地上挖一个土坑,两尺长、一尺宽,当年只有1.28米的我,两脚分开蹲在茅坑上,算是难度颇高的动作。好在8岁大的孩子活力十足,不到迫不及待的关头,不会冲向大院最边角地区,而且往往是一泄如注。牌桌上的朋友每每惊叹不已,“阿盛‘开大’比我们‘开小’还要快!”
看到我很快习惯了“茅房文化”,五姨妈开心得很。她是一位高大健壮的女士,嗓门大、话又多,我用提问打断她的话柄,她也不在乎。“您是五姨妈?为什么我又有个五舅父?…‘傻仔,我们女分女排,男分男排嘛!”我妈排第十,听说还有小舅舅排十一,那我外祖父是不是有二十多个儿女?真看不出个子矮胖的小老头儿,一妻二妾能养出成班成排的后代。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还有苏联“英雄母亲”的风气,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太多。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外祖父怕做不成“英雄父亲”。不过,院子里各家孩子当中,我算最小,又是“香港客人”,一时间挺得宠,这个暑假尽可以玩个痛快。
五姨妈刚好40岁,是科学出版社的校对员。五姨丈好像比她小两岁,身板笔挺,中间分界的西装头,永远梳得一丝不苟。他懂英文,也通俄文,这在50年代大有用处,原来在人民大学教书,后转到科学出版社做翻译,书架上摆着他翻译的苏联科技书,大书桌上堆满稿纸,每天晚上都在写。
“爹早就认识郭沫若。”三表哥神神秘秘地告诉我。“郭沫若是谁?”好像不是一个将军。“你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都不知道?”三表哥斜着眼,从胶边眼镜框外面瞪着我说,“你不是爱看打仗的书吗?北伐战争知道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支歌听起来挺熟,不是“打开蚊帐有只蚊”吗?三表哥提起大人物,连眼镜片也放光。“郭老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又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是政治部第三厅的副厅长,挂将军衔,我爹曾在他手下工作,做到上校呢!”算起来,当年五姨丈不过20多岁,那官真是当得不小了,怪不得他的皮鞋擦得锃亮,果然有点军人风度。
谈天说地吹牛皮,是我的至爱,特别是在屋顶上,吹着夏日的夜风,那感觉真好。香港的阳台,广州的“天棚”,和夜空没有距离,但比起北京的屋顶,太没有冒险味道了。三表哥最懂得待客之道,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爬上房顶。过程简单而惊险:茅房的后门,是一小块空地,其实是五姨妈家上房的后墙,同大院的围墙之间,有三四尺距离。这块空地不知为什么比屋内高出五六尺,所以那段院墙就只剩四五尺高,土墙上还挖出两个垫脚坑,连我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登上院墙。
迈过茅房顶那几步,就能攀上我家的大厅屋顶;三表哥再三叮嘱,平房的顶不经踩,一定要踩在边边的砖墙上,一块砖头侧面的宽度,在朦胧夜色中容易行差踏错。爬上瓦房的禁忌也差不多,瓦面一踩就碎,只有房脊最结实,靠着房山的一端,可以舒服地坐“太师椅背”。不过房顶一边只有一个房山,离开两丈远就聊不到天,我爬得慢,只好屈就“板凳”,跨坐在屋脊上。
三表哥读北京“二十七中”。这所中学据说像香港“培正”一类的马骝头(粤语:猴子头)学校。他的功课时好时坏,只有同我吹嘘大表哥的“威水(粤语:风光)史”。其实不用他细说,只要“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放在那里,足以说明大表哥的品学兼优。二表哥在北京“男四中”,城里头号名牌,跳高拿全校第一,哥儿俩都是一米八的个头。我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毛孩子,简直不够资格说话。四表姐读“女十一中”,也是名校,少年先锋大队委员的臂章,她从不戴出校门,哪像我们这位三表兄,在家里也舍不得摘下中队委的标志。
在月光下,中队级干部的两道横红杠,像黑色的等号,大概等于香港童子军的什么头衔?“香港什么童子军?根本没得比!”三表哥骄傲地抬头仰望星空,“我们少先队员长大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口头斗大的把戏,我们从小玩得多,今晚非输不可,随你搬出齐天大圣、洪钧老祖,还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也斗不过共产党!她打败了日本鬼子、蒋家军,连头号列强美国,也败阵朝鲜。我斗不赢没关系,一走了之。“那是北海白塔吗?”我指着城中心的制高点问。“傻瓜,那是景山,再往西一点才是白塔。”三表哥权威地指指点点。在北京,永远要记住东西南北。“北海可以划船,游泳……”“好极了!我们明天就去。”脚下“咔嚓”一声,我踩裂了一块瓦。
五姨妈家住东四六条,离北海公园不过只有七站路。我们老表一行五人分乘四辆自行车,都是有牌子的,什么“三枪”“菲利普”,最差劲的是三表哥那辆苏联车,居然前闸是“轮压式”,不过,说到底也是洋货,擦得闪闪发光的四辆车一字排开,真有点行军的架势。
北海公园前门的广场上,早已挤满了人。少先队的旗帜最为夺目,三角形的小队旗,大一点的长方燕尾旗是中队旗,大队旗可算富丽堂皇,周边有金黄色旗穗,旗杆是红白相间,顶部还带个红缨枪似的尖头,一阵南风吹来,旗帜猎猎作声,和少先队的歌声交相激荡。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轻轻漂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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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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