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三十餘年長銷不衰! 自1982年在國內首次齣版以來,不斷再版重印,在國內學術界、史學界颳起“黃仁宇鏇風”,並形成持續至今的“黃學熱”。
★颱灣學者陶希聖先生所寫《陶希聖讀後記——君主集權製之末路》一文,屬首次在大陸麵世。
★黃仁宇先生負盛名的代錶之作。
★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文化界影響大的20本圖書之一。
★本書英文版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教材采用。
內容簡介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這本書以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這一年前後的史事和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展開敘述。
全書按照幾個個性鮮明的曆史人物如萬曆皇帝、申時令、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等分為七個章節,在人物的敘述之間穿插著或大如抗擊倭寇,或小如妃嬪鬥爭的曆史事件。作者研究的明史,並不隻拘泥於大事件和熱點,而是捕捉到萬曆年間錶麵雖似末端小節,實則為後世曆史的發展埋下重要於伏筆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這些事件相互關聯,互為因果,均是曆史的重點。作者在全書中錶達著對明史深刻的思考與分析,他梳理瞭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麵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作者簡介
黃仁宇 ,(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退伍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齣版瞭《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曆史》,以“大曆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精彩書評
★《萬曆十五年》在青年學人和相關學界所受歡迎程度,要遠比在曆史學界高得多,這說明曆史學界與相關學科及社會有很大的隔膜。……黃先生的成就在於,他確使人們注意到通常說法的另一麵。
——趙世瑜《無可替代的黃仁宇》 ★黃先生的著述,以《萬曆十五年》成就最大。該書打破瞭學術與通俗的分界,以生動之筆演繹深刻之理,字裏行間充滿瞭微言大義,以超然獨到的眼光,典雅曉暢的手筆,由小見大,為中國曆史的研究和寫作開闢瞭一塊新天地。
——方舟子 《悼念黃仁宇先生》 目錄
自 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傢參考書目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黃仁宇手繪圖
附錄三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曆史觀
附錄四 關於《萬曆十五年》的三數事
附錄五 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
附錄六 陶希聖讀後記——君主集權製之末路
精彩書摘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1587年陽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海瑞在任所與世長辭〖海瑞去世月日,據《海瑞集》頁599;《明代名人傳》頁474。《神宗實錄》頁359記為11月15日。〗。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對他的生平行事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到多少年以後還會成為問題的焦點。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麵的人在可能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摺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給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十餘兩,不夠殮葬之資〖《海瑞集》頁599;《神宗實錄》頁3591;《明史》捲226頁2604。〗。
然則在法律教條文字不及之處,海瑞則又主張要忠實地體會法律的精神,不能因為條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隸巡撫任內,就曾命令把高利貸典當而當死的田産物歸原主,因而形成瞭一個引起全國注意的爭端。
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瞭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瞭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颱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齣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
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錶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隻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寜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寜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寜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寜屈刁頑。事在爭産業,與其屈小民,寜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寜屈小民,以存體也〖《海瑞集》頁117。〗。
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閤。可是他齣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韆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瞭我們這個帝國在製度上長期存在的睏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製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經曆,就是這種製度的産物。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海瑞以舉人齣身而進入仕途,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授,任期四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他已經四十五歲。
這淳安縣,乃是往來三省的孔道。交通發達,本縣人民的負擔也隨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國時所訂立的財政製度,政府中的預算並無旅費一項,全國一韆零四十個驛站,名義上由兵部掌管,實際上一切費用,即過境官員本人及其隨從所需的食物、馬匹和船轎挑夫,全部由該地方負責。兵部隻發給旅行人員一紙勘閤,驛站所在之處,即須按照規定供應〖全國驛站經理情形,見蘇同炳著《驛遞製度》。亦詳Huang,Taxation p.38.《大明會典》捲145頁46有此一韆多個驛站分布的情形。〗。七品官海瑞的聲名開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夠嚴厲而巧妙地拒絕瞭官員濫用這種權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負擔。
這一段故事說,當日以文官而齣任總督的鬍宗憲,兼負防禦倭寇的職責,居官風厲,境內的官民無不凜然畏懼。一次,他的兒子道經淳安,隨帶大批人員和行李,作威作福,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並且淩辱驛丞。縣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隸拘捕這位公子押解至總督衙門,並且沒收瞭他攜帶的大量現銀。他在呈報總督的公文內聲稱,這個鬍公子必係假冒,因為總督大人節望清高,不可能有這樣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擁有這麼多的金銀財物〖鬍宗憲之子過境的故事,見《明史》捲226頁2602。但其情節與《三國演義》之“怒鞭督郵”情節相仿,不能斷定屬實與否,《明代名人傳》內海瑞傳記無此記載。〗。
如果這段故事夾雜瞭誇張和渲染,那麼,海瑞對付鄢懋卿的經過則屬確鑿無疑,因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緘牘可以為證〖《海瑞集》頁168~169,552~553。〗。
1560年,左副都禦史鄢懋卿受命清理鹽法,南北各省的食鹽徵收專賣都歸他節製,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強抗擊倭寇的財力。對於這位欽差大臣,地方官自然畢恭畢敬,不敢有絲毫怠慢。而欽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時尚,先期發齣通令,內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裏甲”。這樣的官樣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不過視作一紙具文,即在欽差大人本身也不會想到會有人認真對待。
淳安縣縣令海瑞對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當鄢都院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他已經接到一個稟帖。稟帖的一開頭規規矩矩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緊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節錄於後,再接著就說颱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並有金花金緞在席間連續奉獻,其他供帳也極為華麗,雖溺器亦以銀為之雲雲。最後要求欽差大人摒棄奢華的排場和搜颳,並且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恭維,將來勢必無法做到公事公辦,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務。據說,鄢懋卿接到稟帖以後,就沒有敢進入淳安,而是繞道他去〖《海瑞集》頁585。〗。
這種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瞭一個升官的機會〖《明史》捲226頁2602;《海瑞集》頁587所記與《明史》有異。〗。他於1562年調任江西興國,官職仍是知縣,不升不降。以他這樣的性格和作風,上司當然銜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個海瑞也早已罷官免職。他的節儉的名聲遐邇皆知,據說有一次總督鬍宗憲竟然以傳播特彆消息的口吻告訴彆人,說海瑞替母親做壽,大開宴席,竟然買瞭兩斤肉〖《明史》捲226頁2602;《海瑞集》頁586;《國朝獻徵錄》捲64頁38。〗。 此事的真實性無法得到證明,但海瑞飯桌上的蔬菜齣自他親自督率彆人在衙後栽種,則屬毫無疑問。
基於道德觀念的驅使,下級官員反抗上級,曆來也並不罕見,但大多引不起特彆的注意,事情發生後不久,隨即為人遺忘。然而海瑞卻屬例外,他得到命運的幫助,曆史站到瞭他這一邊。1562年,曆任首輔幾達二十年的大學士嚴嵩為嘉靖皇帝免職,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繼倒颱,其中包括鬍宗憲和鄢懋卿〖《明史》捲205頁2381、捲308頁3490。〗。他們既被確定為壞人,海瑞在他們當權的時候敢於和他們作對,當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識。為此他的聲望大增。這四十九歲的海瑞,雖然不是進士齣身,官階也僅為正七品,可是已經獲得瞭在大眾心目中成為英雄的可能性,隻須再加以機緣,就可以把這一地位鞏固下來。
1565年,海瑞再次錶現瞭他直言的膽略。當時他已經升任戶部主事,官階為正六品,這是一個接近於中級官員的職位。當時的北京,並沒有齣現什麼令人振奮的氣象。相反的,南北兩方都連連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備軍需。然而政府彆無新的途徑籌款,可行的辦法還是不外挪藉和增加附加稅。前者並不增加收入,也沒有緊縮支齣,而僅僅是此款彼用;後者則使稅收製度更加復雜和實際執行更加睏難。戶部是國傢的財政機關,但是主事一類的官兒卻無事可做,大政方針齣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曆而已〖《明史》捲72頁743、捲225頁2595;《大明會典》捲14頁1;Taxation p.16,266-267,293.〗。
……
前言/序言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齣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齣於嚮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係。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麵。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曆史係讀書,選定瞭“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瞭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有瞭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瞭解決自己的睏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颱北影印齣版瞭《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瞭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曆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齣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乾方麵形成瞭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瞭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齣,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緻百姓貧睏,則與事實有所齣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摺閤約銀兩韆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傢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傢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隻是鼓勵瞭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裏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曆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硃元璋。下麵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硃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傢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乾稅民,和金吾衛的五韆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硃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隻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産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閤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産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嚮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瀋榜聲稱,他每年要嚮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齣白銀兩韆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瞭這短距離的補給綫,此來彼往,側麵收受,既無架構,而提齣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緻發生瞭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曆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嚮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錶。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嚮資本主義經濟進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詞,是日本學者在一百年前從Feudal System翻譯過來的。其實,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差彆很大。當時譯者對中國明清社會的詳情並不瞭解,而歐洲的Feudal System也隻是在近三四十年來,經多數學者的苦心研究,纔真相大白。本書的英文本論述明代社會,避免瞭Feudal System的字樣,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詞來概括明代的政治與經濟。〕。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係統。即馬剋思在《資本論》第二捲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製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纍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瞭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纔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製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纍。
明代張瀚〔此人官至吏部尚書,因張居正奪情一事去職,見本書第一章。〕所著的《鬆窗夢語》中,記載瞭他的傢庭以機杼起傢的經過。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傢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傢的眼光齣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緻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纔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兩韆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曆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瞭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硃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麵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曆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傢有齣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曆來均以為昏庸,而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産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瞭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嚮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瀋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徵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麵,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瞭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徵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裏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齣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藉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曆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瞭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麵,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乾啓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麵形態。有瞭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瞭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彆,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三十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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