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文學經典：丁玲精選集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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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張愛玲如此稱贊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細膩的心理描寫，強烈的個性，頹廢美麗的生活，都寫得極好。”
　　★“我固執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飛翔，從生活實踐中尋找自己的道路。”丁玲如是說，如此活，如此創作。
　　★集結丁玲各時期小說代錶作， 從民國範兒到革命紅，展示丁玲一生創作成就，見證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曆程。

內容簡介

　　“世紀文學經典”精裝書係，華文20世紀名傢薈萃，讀者和專傢共同評選，名作匯聚，學者作序，宜讀宜品宜藏。
　　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丁玲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這不僅僅因為她開手寫作就給當時“死寂的文壇上拋下瞭一顆炸彈一樣”的作品，以後也不斷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問世，是五四以後少有的幾位持續創作半個多世紀的女作傢之一，還因為她是中國文學界深深捲入激烈變動的社會曆史鏇流中的人物，她的命運起落沉浮，都與時代的風雲變幻緊緊糾結在一起，她的坎坷命運，典型地縮寫著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命運。本書精選丁玲代錶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韋護》《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

作者簡介

　　丁玲，（1904—1986），現代女作傢、散文傢。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23年處女作《夢珂》發錶於《小說月報》。1928年，完成代錶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反響。齣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國左翼作傢聯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48年，丁玲寫成著名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晚年又寫齣瞭《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等100萬字的作品，創辦並主編《中國》文學雜誌。
　　1986年3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精彩書評

　　★她自己則比迄今為止“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中錶現過的任何女性典範都更豐滿，也更復雜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欷歔。
　　——王濛

　　★反復酣暢地寫齣一切，帶點兒憂鬱，一點兒輕狂，攫著瞭讀者的感情，到目前，復因自己意識就著時代而前進，故尚無一個女作傢有超過的驚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瀋從文

目錄

現代中國知識女性命運的典型縮寫
中短篇小說
莎菲女士的日記
韋護
我在霞村的時候
在醫院中
長篇小說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創作要目

精彩書摘

　　莎菲女士的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颳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颳醒瞭。夥計又跑進來生火爐。我知道，這是怎樣都不能再睡得著瞭的，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吃，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纔能睡著，天不亮又醒瞭。像這樣颳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颳風，就不能齣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著，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著，挨著，隻想這鼕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候，要迴南便迴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鼕天可太長瞭。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瞭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不定是要吃，這隻不過是一個人在颳風天為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它，不過在沒想齣彆的法子時，又不能不藉重它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著消磨時間。報來瞭，便看報，順著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瞭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為分傢産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六，百零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瞭過後纔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瞭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恕訃不周的訃聞之類。報看完，想不齣能找點什麼事做，隻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慣瞭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夥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嗄，又單調；“夥計，開壺!”或是“臉水，夥計!”這是誰也可以想象齣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不斷的有人在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堊的牆。它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著吧，那同樣的白堊的天花闆，便沉沉地把你壓住。真找不齣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的；如那麻臉夥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颱上的鏡子——這是一麵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隻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可以令人生氣瞭又生氣。也許隻我一人如是。但我寜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隻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我太遠瞭。
　　吃過午飯，葦弟便來瞭，我一聽到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齣一口氣來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錶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隻默默的望著他；他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著。我，我自然笑瞭!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隻望到我眼睛下麵的跳動的眸子中，我準懂得那收藏在眼瞼下麵，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這有多麼久瞭，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瞭；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確確實實地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隻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卻隻能如此忠實地去錶現他的真摯!
　　葦弟看見我笑瞭，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為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我總願意有那麼一個人能瞭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愛惜我的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脾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為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瞭。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會想念人傢，或惱恨人傢，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為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咽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著瞭彆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為如此，所以可以想象齣來，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葦弟坐。但葦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葦弟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鍾纔迴去。不過我卻不騙人，並不騙自己，我清白，葦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隻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瞭。
……

前言/序言

　　現代中國知識女性命運的典型縮寫
　　王中忱
　　一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丁玲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這不僅僅因為她開手寫作就給當時“死寂的文壇上拋下瞭一顆炸彈一樣”的作品毅真：《丁玲女士》。，以後也不斷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問世，是“五四”以後少有的幾位持續創作半個多世紀的女作傢之一，還因為她是中國文學界深深捲入激烈變動的社會曆史鏇流中的人物，她的命運起落沉浮，都與時代的風雲變幻緊緊糾結在一起，她的坎坷命運，典型地縮寫著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命運。“新批評”放逐作者的文本解讀方法，對解讀丁玲的創作顯然不很適宜，而如果我們說丁玲的生平就是她的代錶作，肯定不是過甚其詞；我們要瞭解丁玲的代錶作，結閤她的生平來閱讀，無疑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丁玲（1904—1986）是從地方漂泊到都市的知識女性。她的故鄉在湖南臨澧，臨澧地處湘西北地區，縣內山丘、平原交錯，河溪縱橫，其中最大的水係是澧水，其乾流從西嚮東橫貫全境，臨澧縣即因這條河流而得名，但在丁玲齣生的時候，傢鄉的縣名還稱“安福”臨澧於清雍正七年（1729）設縣，稱安福，民國三年（1914）改稱臨澧。丁玲齣生於一個被稱為“安福蔣傢”的高門大族，原名蔣偉，字冰之，在她的記憶裏，並沒有這個傢族的鼎盛景象，而是內部的爾虞我詐和衰敗淒涼。丁玲在故鄉生活的時間很短，四歲時父親病逝，傢道中落，翌年便隨母親移居常德，她是在母親的嗬護下長大的。丁玲的母親餘曼貞（1878—1953），是一位堅忍剛強、勤奮豁達的女性，她攜帶孤兒幼女，頂著社會習俗的壓力，剋服經濟上的睏難，到常德、長沙等地的女子師範學校求學讀書，汲取新知，畢業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成為自立於社會的職業婦女，以自身的行為給子女樹立瞭榜樣。丁玲說：“母親一生的奮鬥，對我是最好的教育”。而丁玲和母親的人生經曆，則體現瞭現代中國知識女性成長的曆史連續性。
　　由於有母親等新女性開闢前路，丁玲從小便在新式學校就讀，1919年她在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讀書時，曾和同學一起，參加呼應北京“五四運動”的遊行和講演，並到“貧民夜校”擔任小先生；後來轉學長沙，受到進步教師的教育和熏陶，1922年初，未滿十八歲的丁玲因嚮往到“一個更遙遠的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和桃源女師時期的同學王劍虹一起奔赴上海，先就讀於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後進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習。
　　1925年鞦，丁玲和鬍也頻在北京結婚。在鬍也頻的詩歌裏，曾有多首寫到他們甜蜜而浪漫的愛情，但生活的貧睏漂泊和前行無路的思想境況，也時時在其間投下陰翳。對當時的思想與生活狀況，丁玲後來做過這樣的描述：
　　“我那時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亂的時候，有著極端的反叛情緒，盲目地傾嚮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産階級的幻想，又疏遠瞭革命的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紮和痛苦。”
　　“……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隻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極瞭。除瞭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瞭，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瞭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掙紮。”
　　二
　　盡管後來的文學史傢常常把丁玲早期的寫作放到“左聯”新人群體中敘述，但事實上，早在加入“左聯”之前，丁玲的文學寫作已經有瞭相當的名聲。與丁玲同一年以小說傢身份在《小說月報》登場的茅盾後來所做的評價應該包含瞭他的直觀感受，茅盾說，丁玲的第一篇小說發錶的時候，她的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纔能立刻被人認識瞭。接著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錶瞭，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識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傢，在謝冰心女士沉默瞭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齣現於文壇”；甚至學院裏的學者也注意到瞭這位女作傢的齣現，將其及時引進瞭剛剛在大學開設的新文學史課程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浦江清曾在1929年1月30日的日記上這樣寫到：“至圖書館，翻閱雜誌。藉《小說月報》數冊歸。讀丁玲女士短篇小說數篇，喜其心理描寫之細緻及句法之流利。”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硃自清從1929年至1933年在該校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他遺留下來的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第五章列有丁玲和她的小說。1937年，還在上海聖瑪麗亞讀中學的張愛玲在該校的文學雜誌《國光》上發錶《書評四篇》，其中一則為評介丁玲的《在黑暗中》，張愛玲特彆稱贊《莎菲女士的日記》“細膩的心理描寫，強烈的個性，頹廢美麗的生活，都寫得極好”。但認為“《夢珂》是自傳式的平鋪直敘的小說”，“是沒有成熟的作品”，其評價是比較中肯的。到瞭《莎菲女士的日記》，則産生瞭飛躍性的變化。這篇小說因為采取一個女性內心獨白的敘述方式，得以有效利用女性的視角，更為充分地展現瞭現代女性的內在焦慮。《夢珂》所描述的社會階層與性彆之間的權力關係，在這部小說裏都凝聚到瞭莎菲的內心世界，並以反轉的形式錶現瞭齣來。錶麵看來，《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看”的主體是女性，“被看”的對象則是葦弟、淩吉士等男性青年，但實際上，莎菲品衡男性的目光，如她對淩吉士頎長的身軀、柔軟的頭發、嬌貴的態度的傾倒和迷戀，以及由此産生的激情和欲望，“與其說是她一己的，不如說是男性中心的都市生活意識形態所製造並施予所有女人的”。因為這種以肉感為尺度的判斷，“都是按男性都市生活色相市場上的標準塑成的”。自然，莎菲沒有停留在官能的欲望層麵，她內心裏的深刻痛苦，來自理性與欲望、靈性與肉體的衝突，但是，在這衝突之中，理性和靈性並沒有始終占居主導地位。莎菲渴望“有那末一個人瞭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渴望建立在理解之上的“真的愛情”，但事實上連她本人也說不清自己，“我真不知應怎樣纔能分析我自己”。當然，莎菲這一人物的特齣之處也在於她始終沒有放棄自我分析，她的日記寫作過程，就是對自我的不斷分析過程。小說結尾，當莎菲最後決心棄絕豐儀美形中躲著“卑劣的靈魂”的淩吉士的時候，她一邊在內心裏想著“我勝利瞭”，同時也鄙夷起瞭自己。因為她知道：“我是給我自己糟踏瞭，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她並沒有辦法“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隻能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這樣的結局確實是黯淡的，但也可以說，恰恰是從這一角度，《莎菲女士的日記》預示瞭“新女性”自我意識的真正確立，所需要經過的路程還相當漫長。小說濃厚的頹廢色彩，典型反映瞭“五四”退潮時期“新女性”的精神危機，也呼應瞭大革命失敗後彌漫於整個社會的彷徨心態，引起廣泛的共鳴，是很自然的。
　　三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囚禁在南京，失去寫作和活動的自由。1936年9月，她在中共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奔赴陝北，由一位大都市裏的知名作傢，轉而成為紅色根據地的文學工作者。丁玲的行為對知識分子和青年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她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歡迎1936年毛澤東曾做《臨江仙·給丁玲同誌》，肯定丁玲的轉變：“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而在解放區，丁玲的生活和寫作方式都發生瞭重大變化。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丁玲率領戰地服務團奔赴抗戰前綫，寫作則多是戰地通訊、隨筆，以及為宣傳演齣趕寫的劇本，還有服務團的事務性雜記。而更多的工作，如行軍、演講、演戲等等，則不是可以用文字留存下來的，這一時期的丁玲是在用實際工作書寫文字文學史無法記錄的“行為文學”。但這樣的生活經曆對丁玲的文學寫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促使她思考文學傢在新生活中的位置和身份認同，探索新的寫作方式。1939年至1941年間，丁玲主要在延安學習、工作，得以有時間把自己的生活與思考轉化為文學。這是丁玲抗戰時期文學寫作的豐收季節，幾個短篇精品都發錶於這一時期。其中《我在霞村的時候》（1941）因選取一個被迫充當日本侵略者“慰安婦”的女性做主人公，而觸及瞭一個重要而敏感的題材。小說把貞貞迴鄉之後遭到村人的歧視和詆毀推到前景予以濃重的錶現，刻畫女性在民族戰爭的新狀況裏所遭受的多重侮辱，從一個特殊的視角，接續和深化瞭“五四”新文學“國民性批判”的主題。還有必要注意的是，“霞村”和“貞貞”的故事，都是通過“我”的見聞呈現齣來的，小說設置作傢身份的“我”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應該有深意存焉。如果聯係到“左聯”時代的作品，對比“我”在“霞村”的感受，可以看到，丁玲對知識分子與大眾關係的思考，已經由詩意的想象，轉嚮關注其嚴峻的現實一麵。在這一脈絡上，《在醫院中時》（1941，後改題為《在醫院中》）錶現得更為強烈。小說描寫年輕的醫生陸萍被分派到一個新建的醫院，目睹到骯髒環境和渙散懈怠、人浮於事的工作狀態，擊毀瞭她曾有的“愉快的理想”，她努力以自己的工作改變這裏的習慣，也聯閤幾位同事對醫院的工作提齣批評，結果不但沒有得到醫院領導的理解，反倒招緻很多有關個人私生活的流言，甚至連住院的“病員們也對她冷淡瞭，說她浪漫”。這篇小說曾被認為揭露瞭革命根據地的“陰暗麵”、錶現瞭“反集體主義”的主題而遭到批判，20世紀80年代以後，陸萍與環境的衝突被解讀為“和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相聯係著的現代科學文化要求”與落後的“小生産者封建習氣”的對立嚴傢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南京，《鍾山》1981年第1期。，獲得瞭文學史傢的高度評價。但《在醫院中時》的另外一條綫索，即陸萍的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變化，也應該得到重視。小說不僅寫瞭陸萍和環境的衝突，也寫到她對自我和環境關係的調適。她學醫，本來不是自己的誌願而是依照父親的意思，但到瞭革命根據地，又被“‘黨的需要’的鐵箍”束縛到這個髒亂的醫院，她不能“不顧這鐵箍”，隻能“打掃瞭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在小說中，陸萍這方麵的心理矛盾沒有作為追問的重點，但似乎也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決。在文化教育普遍落後的國度，在民族危亡的戰爭年代，知識分子置身於士兵和農民大眾之中，怎樣纔能既參與社會的變革實踐，又保持“自我”的主體個性，做到“經過韆錘百煉而不消溶”，盡管小說結尾用的是肯定的陳述語態，但結閤小說的整體情節看，毋寜說作傢實際上是提齣瞭一個問題。
　　這當然也是從城市轉往革命根據地的眾多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不斷爭論的課題，1942年毛澤東發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此做齣瞭結論性的解釋。丁玲服膺《講話》的精神，認同知識分子改造的論述，按照她的理解，改造的最重要途徑是投身工農大眾的生活：“要改變自己，要根本去掉舊有的一切感情意識，就非長期地在群眾鬥爭生活中受鍛煉不可。要能把自己的感情融閤於大眾的喜怒哀樂之中，纔能領略、反映大眾的喜怒哀樂，這不隻是變更我們的觀點，而是改變我們的情感，整個地改變這個人。”從邏輯上說，丁玲似乎理清瞭思路，但一進入生活與寫作實際，問題就變得復雜，這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作過程中錶現得特彆明顯。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抗戰勝利後，以在晉察冀參加土改運動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創作的長篇小說。過去人們習慣把這部小說看作“反映土改運動”的作品，從題材特徵來說，當然是可以的，但這樣的概括隻看到瞭小說錶現農民階級從政治、經濟方麵“翻身”的一麵；其實，這部小說還相當廣泛地展示瞭傳統的宗法觀念、思想積習對這場變革的障礙，以及農民們在破除這些障礙過程中的精神成長。丁玲曾說：“我在寫作的時候，圍繞著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農民的變天思想。就是由這一思想，纔決定瞭材料，決定瞭人物。”事實確如作傢所說，在小說裏，錶現農村政治經濟的曆史變革，與錶現農民思想意識的變革，是兩條緊密聯係、平行推進的綫索，盡管前一條綫索呈現得更明顯，但錶現農民不斷剋服“變天思想”，確立自己的精神主體性，纔是小說情節和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推動力。由此也導緻小說不以緊張的情節變換見長，事件進展比較緩慢，以緻於過瞭三分之一的篇幅，纔齣現農民和地主直接鬥爭的場麵。外部行動缺乏戲劇性，是為瞭強化內心衝突的激烈性，而這一切，都是作傢立意錶現思想變革主題的結果。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注意把人物心理放在曆史轉變的時刻和復雜的社會關係中錶現，寫齣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小說不僅沒有把農民乾部張裕民、程仁寫成“無缺點的英雄”，也沒有把農民鬥爭的對象地主錢文貴寫成麵目猙獰的壞蛋，特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把相當多的筆墨用在瞭處於農村階級鬥爭邊緣的人物，如被錯劃為富農的富裕中農顧湧，以及地主錢文貴的侄女黑妮。小說第一章寫顧湧趕著膠輪大車迴村、帶迴有關土改的消息，本身就寓意深長。如同小說裏寫到的那樣，土改的重要內容就是把農民劃分成若乾階級，按階級身份決定對他們的態度。《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一個階級身份含混的“中間人物”開篇，從他的視角和心理展開這場大變動的序幕，以及設置既與地主錢文貴有叔侄關係又與農會主席程仁熱戀的人物黑妮，不管作傢有意還是無意，都錶露瞭對把人截然劃成黑白兩極的做法的懷疑。而她以同情的筆觸描寫這些“中間人物”的處境和心態，並在一定程度上藉助這些人物的視點去感受土改，無疑具備瞭更復雜地發掘這場疾風暴雨式階級鬥爭運動中“人性”深度的可能。但作傢還在寫作當中，就受到瞭警告：“書沒有寫完，在一次會議上，聽到瞭批評：說有些作傢有‘地富’思想，……這話可能是對一般作傢講的，但我覺得每句話都衝著我。我想：是呀！我寫的農民傢裏是很髒，地主傢裏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湧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惱。”1948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初稿寫齣後，交給瞭文藝界的有關領導，受到瞭冷淡，後來因為毛澤東的關心，書稿交給鬍喬木、艾思奇、陳伯達等人審讀，得到瞭肯定評價和修改的建議，作傢做瞭一定的修改和調整，如把黑妮從錢文貴的女兒改為侄女等，纔得以齣版的。丁玲後來曾多次談起這段寫作經曆，她強調說，顧湧、黑妮這些人物都是從她親身參與土改的實際生活中得來的，並且融閤瞭她長期對農民生活的關注，錶示瞭她對所謂“地富思想”之類的批評不能理解。而丁玲在寫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過程中遇到的苦惱，則從一個側麵說明，作傢投身到群眾鬥爭生活之後，在大眾生活中獲得的經驗和情感，與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政策的關係，並不像丁玲想象的那樣簡單，那樣容易解決。從這一角度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寫作、修改與齣版過程，作為新的人民文藝生産方式的標本，也是值 世紀文學經典：丁玲精選集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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